我在东方巴黎，格林春天见
我在东方巴黎
格林春天见
陈海云
今天，我在邵东一个叫“东方巴黎”的小区帮客户看风水，正谈着的时候，老板的手机响了：
喂，XX，你在哪？对方问。
我在东方巴黎，不是说好的，我要下午3点才来格林春天的吗？老板答。
好，下午3点，格林春天见……
如果我不是邵东人，听他们通话，还以为他们住在两个不同的国家呢？
在邵东，除了“东方巴黎”，“格林春天”，还有“亨特大酒店”，“维纳斯酒店”，“贝费利山庄”，“约瑟夫公寓”等等洋名，而邵东那些买服装的店铺，名称几乎全是英文，在晚上，这些英文名称被大功率灯照看，分外刺眼。有些英文名称连我这个英语六级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除了满大街的洋名，邵东还充斥着帝王之气，什么“中央华府”，“天骄豪庭”“御府花园”，“乾道”之类的名称，一个比一个来势汹汹。
邵东俨然是一个“联合国”，又象是“首善之区”。
我没有去过德国，也不知道这“格林春天”是个什么样子？那里的油菜花是不是金灿灿地黄着？不过我想: 以“格林春天”为荣，以“东方巴黎”为豪，做为一个中国人，做为一个邵东人，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痛楚……
在邵东，我还看到了数不清的这样的形象：标榜是正宗东方特色的太湖珍珠是佩载在一个金发碧眼姑娘的脖子上，一套百分之百温州产的西装，一定要套在一个头发卷曲、高鼻梁、蓝眼睛小伙子身上，品牌的名字则是某个英文单词蹩脚的中文翻译…… 那些穿戴时髦、自认为是精英的男男女女们，相互叫着“Stephen”“Kelly”“Jerry”，当初我在广州一家公司工作4年，却不知道对面那个女孩子的中文名字，因为人人都只知道叫她Dorothy，一切就像是钱钟书的《围城》中那位Jimmy，Zhang的翻版。
笔者也从事过短暂的新闻生涯，我不断地听到那些雄心勃勃的记者与编辑说，我们要做“中国的《新闻周刊》”“中国的《纽约时报》”，那些时尚杂志永远在谈论的是“纽约流行什么，米兰流行什么”；在谈到一位中国名人时，我们会说，她是“中国的奥普拉”“中国的唐纳德·特朗普”“中国的杰克·韦尔奇”。甚至一些最负盛名的机构，都难逃此运，一位北大学生或说自己的学校就像是“中国的哈佛”，清华则变成“中国的MIT”……
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习以为常的景观。我的国家一方面看起来信心十足，她兴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修建了一条非凡的高铁，将宇航员送上了太空，向全球供应囗罩，呼吸机，书包，打火机，五金，衣服、鞋帽、电视机，令全球的石油、钢材的价格上涨，她的人民成群结队地到巴黎、纽约大肆购物，另一方面却似乎永远缺乏信心，她的坐标系是别人提供的，她需要别人的赞扬、别人的肯定。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邵东，就像是一个突然被推入现代世界的迟到者，步伐慌乱，他把中山装换成了西装，用Michael Wang取代了王有才，早餐上吃的是橙汁、火腿而不是豆浆、油条，从胡同、弄堂搬进了“东方曼哈顿”……她总是想模仿别人，却从不相信自己的生活。
但她自己的生活又是什么？对于如今的中国人来说，《大学》与《论语》的确并不一定比莎士比亚的名言更亲切。
但是，一个多世纪的模仿与消费之后，我们必须试图重新建立某种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既不是对那种早已不复存在的传统的推崇，也不是对于现在自身状况的自满，而是确信一个社会在面临转变时，这种充斥着痛苦与喜悦的生活自身是具有意义的，在其中挣扎与不屈的真实面孔是富有魅力的。我们的新闻记者可以报道中国的真实生活，而不必要等《美国国家地理》和《Discovery channel》告诉我们，中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要坦诚地承认：我们在精神世界上的匮乏、在心理上的慌乱，通过诚实地面对这种匮乏与慌乱，我们才能寻找自己的方向。即使，我们用了那么多别人的名词与概念来武装自己，或者逃避其中，我们也不可能变成别人。我们穿着那个欧洲小伙子所穿的西装，住进了格林威治，每天都喝摩卡，你仍是你自己，仍有着你自己的悲伤、孤独与喜悦，在这些真实的悲伤、孤独与喜悦到来时，那些从别人手中借用的标签显得是多么荒唐！
我在东方巴黎，格林春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