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部话当年10】刘金廷：撤公共食堂 让农民生息
撤公共食堂
让农民生息
刘金廷
公共食堂建立之初，社队干部和共产党员积极热情，采取措施，想把它办好。居住集中，社员思想和物资条件好，干部能力强的食堂办得可好。食堂一班人马得力，管理制度严明，厨房大木饭曾瓦、大炒菜锅、大案板、全套炊具等一应俱全，摆设整洁；做出的饭菜可口。餐厅三四大间，二十来套桌凳摆布整齐成行，抹得发亮。各家扶老携幼到餐厅就餐，每桌八人，三菜一汤，饭不定量，对病、老不能到餐厅就餐，另行安排到家。储藏室米柜、扎菜坛子、鲜菜干菜等物陈列井井有条。饲养班子健全，牛、猪、鸡、鸭、鱼饲养较好。像这样的一类食堂约占十分之一。食堂班子不负责，统一的规章制度不执行，食堂炊具、餐具满屋狼籍，实物保管不善，生活办得不好，矛盾多端，社员吵闹的三类食堂约占十分之二。随着时间推移，矛盾日趋激烈。1、呷饭不要钱，劳动不计酬，挫伤了劳动积极性，造成农业大减产。大家只想呷社会主义，不愿干社会主义，出工不出力，做事不讲求质量、效率和效益。个别地方打禾，把禾割倒在田，谷子不收；挖红茹只割了茹藤不挖红茹，就算完成任务。五九年和六O年连续两年大减产。五九年春荒，有些食堂缺粮少菜，公社内部调剂解决，到夏荒，公社无处可调了。六O年发生饥饿，许多人患水肿病、妇科病，饿死了一些人。2、原来各家的生活水平、生活习惯、人员素质差别很大，合在一起生活，都不尽人意，常常发生矛盾纠纷，甚至出现斗殴。3、日常生活中，许多实际问题很难解决，例如热水洗澡、治病煎中药、忌口，老弱病残不能到食堂就餐，家离食堂远，夏热冬寒等等，群众意见纷纷。4、小队和食堂干部有的素质不高，不善管理，方法简单粗暴，动辄训人骂人，停餐扣饭，引起矛盾激化，出现恶性循环。公社、大队、中队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许多措施，全面整顿，重点帮助，收效甚微。由于左倾路线刮“五风”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问题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公共食堂实在无法办下去了。
我经过调查研究，如实向上级党委汇报，我坚决反对那些报喜不报忧，说假不道真的浮夸虚报行为，忠实地履行秘书工作职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有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是了解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毛主席讲了十九个问题，其中有个公共食堂问题。会议主要是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工作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一些同志批评了“五风”的问题。会议中途又转向反对右倾，揪出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全国上下开展反右倾运动。本来已经“左”倾，又来反右，火上添油，“左”得更加出奇，“五风”越刮越旺。一九六O年八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年十月，党中央部署，在全国开展“整风整社”，纠正“五风”错误。中央发出《紧急指示信》，确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彻底纠正“五风”、“一平二调”退赔兑现；让社员既有大集体，又有小自由，划给小量自留地、自留山，经营小型家庭副业和养殖业；恢复农村自由市场。
邵东县委及时贯彻中央的决定，一九六一年三月，全县十七个公社划为四十九个，（同年七月又继续划小为八十一个，一九六五年九月调整为四十三个；一九八四年五月，公社撤销，建立了乡、镇，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结束了二十五年的人民公社史。）县委派周子叶同志到毛荷殿公社主持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原公社党委书记王克己一九五九年八月从火厂坪调到毛荷殿，十二月调到团山公社，一九六O年十一月又从团山调到毛荷殿公社，因为在“五风”中犯了严重错误，一九六一年二月县委决定对他停职反省，在县招待所交代问题。在县扩干会期间，我到反省室里去看望他，他风趣的对我说：“小刘，我犯错误停职反省，你还来看我！”我说：“不管您处顺境还逆境，都是我的领导，我一样的尊敬您。”最后他说：“我可能要调离你们毛荷殿，以后在一起的日子少了。”周子叶同志初来乍到，对毛荷殿的情况生疏，要求我详细向他介绍。我先用一张白纸画出毛荷殿公社的简明地图，定好方位，画出十八个大队的地界线，标明主要道路、垅町、河流、山脉。交了地图后，汇报社队干部、群众思想、公共食堂、农业生产等方面情况。他满意地说：“很好，听了你的介绍，对毛荷殿有个全方位的了解，心中有谱了。”接着召开公社党委会，传达上级的工作安排意见，研究社队规模的划分，干部安排，撤销公共食堂的准备工作。最后决定，毛荷殿公社一分为三，毛荷殿、堡面前（同年七月又划为堡面前、云麓）、荷公殿。大队规模划小，撤销中队和公共食堂，小队改为生产队。全面执行中央的政策。安排好三个公社的干部，报县委批准后，宣布实行。一九六一年三月廿一日，毛荷殿公社的全体部和党委成员分别合影作离别纪念。周子叶同志完成任务回县复命。
我被安排在毛荷殿公社继续干秘书工作。党委书记刘阳生接任后，组织全体干部开展新公社的工作。撤销原六个老大队划分为十九个新大队，一百O一个小队规模不动，性质改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组建好大队领导班子，整顿好生产队班子，于六一年四月中旬召开全社各大队党支书记、大队长和生产队长会议，原原本本贯彻执行中央政策。宣布撤销公共食堂，研究经营管理，划分社员自留地和自留山，制订六一年生产计划，讨论增产措施，设法渡过苦日子难关。会议开得十分热烈，与会人员情绪激昂，有些生产队长流着热泪说，共产党、毛主席英明伟大，犯了错误及时改正，刹住共产风，解散公共食堂，救老百姓的命！大家充满着信心，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我继续在双桂大队敦睦堂生产队蹲点。四月初下到队里，第一件事就是解散公共食堂立好社员的家。这个食堂算是办得好的，尚存稻谷四千多斤，红茹三千余斤，还有少量干菜、油盐之类，还有碗筷等物，二十多户，一百余人，按人平分到户。食堂里的桌凳、扎菜坛子等物归原主。一天工夫，食堂财产全部分光，人们厌恶的公共食堂不复存在。接下来安置社员的家。火灶，就是农村家庭户的象征，无火无灶不成家。如今家家户户无柴火，无锅鼎（五八年冬收去炼铁了），个别户的灶毁了，部分户的灶坏了，这些东西必须尽快筹措，不能一日息火停餐。大家哄起到供销社抢购锅鼎，上山寻找干柴，无灶户用砖头架临时灶。忙碌几天，各户把家立起来了。
搞好经营理，成为当务之急。共产风刹住了，大锅饭取消了，实行生产队核算，按劳分配。社员们都关心生产队的经营，更关心自家的收益。队管委员会先划分自留地，每人五厘，自留山每人一分，近山十余亩全部分光，两天丈量到户，皆大欢喜，大家十分珍惜这点自由的小天地。生产计划，每人水田八分，旱土三分。双季早稻亩产六百斤，双季晚稻亩产四百斤，红茹亩产三千斤，还种一些麦子等杂粮，平均每人产粮一千斤（红薯四斤折合一百斤稻谷），扣除国家征购和种子、饲料，每人口粮六百斤，比六O年的口粮高出一半。劳动管理，评定劳动底分，身强体壮，生产全能的劳动力十分，以下按条件递减。劳动定额主要农活定量定分，实行包工。出工由队长安排，调包结合，调工一天按底分计酬，包工一天按定额计酬，每人每月出集体工廿六天，超一天奖一天的工分，少一天罚一天的工分，其余时间搞自留地。财务公开，民主监督，每月公布一次收支帐目，年终决算分配一次兑现。社员一致认为，这样的经营管理，完全切合实际，既积极又可行。社员们满怀信心，积极努力，实现生产计划。同时家庭开展多种经营，大种苏菜，渡过难关。公社党委认为敦睦堂的经验很好，在全社推广。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政府给农民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农民被“五风”扭曲了的心态得到了矫正。那种大兵团作战昼夜不宁、平调无偿劳动变成了合理安排，各执其事，按劳取酬的有偿劳动。处处别扭的公共食堂生活变成了小家庭的正常自由生活。时常绷得很紧的思想变得宽松舒畅。虚弱的身体逐步强壮起来，水肿病、妇科病逐渐治愈，生育恢复正常。农村出现了生机。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物资逐渐多了起来。一九六二年国家又进一步放宽政策，允许计外物资议价销售，出现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小市场经验。纸包糖粒子十多元一斤，鸡十多元一斤，萝卜、红茹二三十多元一百斤，这些高价物资，比计划价高出十多倍。农民既有大集体的主体经济，又有小自由的补充经济，还有议价销售额外收入。生产积极性高涨，农村经济开始复苏。公社的国家干部看到农村形势发展很好，不少的同志觉得工资太低，常唱“米花索，那希多”，月工资34.5元，不如一只鸡、一担红薯萝卜，想回家务农。那时国家还处在困难之中，采取精简机构，裁减干部的办法减轻国家负担。区社党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动员干部申请回家，许多人积极响应，主动递交申请书，区委和县委组织部见申请书就批。毛荷殿区八个公社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干部，批准回家五十多个。云麓公社十五个干部，只有党委书记罗伦、原籍郴州的财会辅导员徐裕光两人留在公社，其余的十三人都被批准回家。我不嫌弃工资低，也不羡慕萝卜贵，跟着共产党一直干下去。国家干部申请回家当农民，衬托出农业发展农民实惠的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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