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起音乐之梦的人--祭李西安先生逝世一周年
幸会音乐，创造你我的音乐生活！
《啊，梦》
一年前的今天，您匆匆地走了
把您对中国音乐的梦留给了我们
您的梦不仅仅属于您自己
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建立中国音乐博物馆；恢复中国音乐的历史长廊，收集、挖掘、抢救留存的历代音乐作品，并付诸音响……；创办中国民族音乐节；建立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民族音乐研究中心；加强国民音乐教育，特别是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教育，使孩子们从小就种下热爱民族音乐的种子……这是关系我国民族音乐事业发展的百年大计，也是在我国建树和发展民族音乐学十分重要的基础建设工程，我们愿意为此而努力奋斗……”【1】
多么熟悉的声音，
仍然滚烫的文字！
当现今各音乐院校正热火朝天开展着上述各项工程时，我们可能没有想到这就是李西安在35年前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五项倡议的基本内容。读李老师当然可以更早，一直推至他音乐求学的童年，看到那个非要学琴“如果不学，非得精神病不可”的12岁的李西安。
然而，真正震撼我的，是我第一次遇见李老师。他当时正在策划《人民音乐》的“西北专号”，他的那种宽阔视野与宏大气魄，让仍然感叹于“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我眼前为之一亮：人生还有希望。我懵懵懂懂的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知遇之感。为了报考李老师的研究生，我已经整整跑了一个月，以至于发了让老父吓坏的昏话“要考不上研究生我就自杀”，但我并不知道，李老师也是个非学音乐不可的“一根筋”，更想不到李老师当年发出的倡议，正是后来的我此后30多年的求学、创业之路。李老师当然也不知道，当他“期待着一颗火炬，照亮脚下”引导他“走出这大峡谷”时，他已然是我的火炬。当然，也绝不仅仅是我的，而是许许多多后来者的火炬。
李老师可以有许许多多的称谓：预言家、未来学家……，比如他的“中国音乐的大趋势”，有学者说“30年后的今天，完全可以拿（李老师的）这十大趋势为标题，做一部30年中国音乐史”……【2】但我更愿意认为，李老师的第一个称谓，应该是诗意的思想家与肩负使命的理论家。当今理论家俨然已成为学界最高的称谓，但我认为理论之前是思想，思想之魂是诗意，正是诗意，一头连接着艺术，一头连接着思想，而后才有理论。所以海德格尔说“人是诗意的栖居”。而有了诗意，才有了情怀和使命。有人引用了李西安先生在“音乐理论家的社会使命”一文中所强调的“站在历史的高度，放眼世界的广度，建树时代的理论，这正是中国音乐家的社会使命。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使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音乐界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来自西方的挑战、来自传统的挑战和来自社会现实变革的挑战……”，认为“李西安先生的观点渗透着浓浓的学术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这对当时的时代和学术环境来看无疑是具有振奋人心的意义”。【3】
使命是一种高度，更是一种胸怀，这体现在李西安音乐理论构想的一系列文章中，《走自己的路——关于建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构想》、《走出大峡谷》、《中国乐舞复兴的思索》、《移步不换形与涅槃而后生——关于中国音乐创作发展对策的思考》、《文化转型与国乐的张力场结构》《我们将如何面对21世纪？――民族管弦乐队的转型、解构及其它》等文，【4】以及《现代音乐思潮对话录》、《'走出西方音乐的阴影’对话录》、《调整创作风格与艺术追求——音乐创作二人谈》、《贴近自心的音乐——梁雷近作三人谈》等与青年作曲家的系列对话录等等。【5】
在李西安的理论构想中有两条清晰的思路，即“走自己的路”和“张力场结构”。如果说“走自己的路”体现了李西安音乐使命的高度，那么“张力场结构”体现的则是李西安的气度与胸怀。当许多人还在怀疑与猜测李西安的“大峡谷之谜”以及“现代音乐思潮对话录”向西方“趋同”时，“走自己的路”已经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在“走出大峡谷”一文是这么表述的“自中国新音乐诞生的那天起，他们（按：指作曲家）就在璀璨的中国古代文明和辉煌的欧洲近代文明这两座高峰之间，在本没有路的荒原和峡谷中徘徊、求索和前进。”然而该表述其实是以强调“以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为基础”为前提的；在“现代音乐思潮对话录”中又有如下表述：“东西方文化在交流中走近，这就叫趋同性。整个世界趋同，因为信息发达。现在世界两个最大的潮流，一个是趋同，一个是求异，两者并存。……在求异中两个最重要的表现，一个是个性，另一个就是民族性。”在“走自己的路——关于建立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构想”一文更是开宗明义：“在我国要不要建立以民族音乐为基础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走自己的路。研究这个问题，求得正确的认识，不仅关系到中国音乐学院的前途，也关系到中国音乐教育总体结构的改革”，表述得清晰明白。“走自己的路”是李西安最根本的信念，然而他希望用诗的语言来表达，“走出大峡谷”就是他“走自己的路”的诗意表达。
理解李西安的初心，也就理解了“我愿创造一个巨大的空间，让所有的星辰都在其中运转”的张力场构想。其间，最为深刻而直白的莫过于“保存要纯正，创造要大胆”的理念。为了理论上的清楚阐述，李西安在“移步不换形与涅槃而后生——关于中国音乐创作发展对策的思考”一文中历述了东方学西方的三种模式：保守型，分离型，结合型。检讨了中国走“结合型”之路的利弊，强调必须向印度“保存传统上的许多做法”学习，向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引进欧洲音乐的同时，大力普及传统乐器，颁布'保护无形文化财’的国策，坚持邦乐的传统传承关系”学习。检讨中国“结合型”的做法，指出其尽管是“中国特定的历史和国情使然”但“由此造成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而且是无法弥补的”，“到80年代，人们才普遍意识到这一点，有关部门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已经是亡羊补牢了。”总之“由于缺少对传统音乐的保存、传承和音乐家们对传统音乐的学习和深层把握，削弱了传统这一端；又因为与当代世界的隔离，失缺了现代这一端”，并强调“'不移步不换形’、'移步不换形’这两种原样保存或在保存中渐进发展传统的方式十分重要，而且是创造新音乐的养分和源泉”，以及与“涅槃而后生”共同构成的三种方式必须并存。“张力场结构的价值，正在于它不仅给现代音乐、传统音乐，也给其间的各类风格品种和每一个作曲家以自由发展的空间”【6】多少年后，当人们开口“多元”，闭口“多样化”时，李西安在80年代已经在他勾画出的“张力场结构”中给出了蓝图。
李西安在巴黎卢浮宫（1995）
李西安是肩负发展中国当代音乐使命的理论家，更是我国当代音乐事业的践行者。李西安的音乐理论不仅由文章著述，更由实践书写。立足传统，大胆创新，是李西安实践书写的两极。
“华夏之声”点燃振兴中华民族音乐的火苗
“华夏之声”音乐会，正是李西安立足传统理论的实践书写。有学者如此评价“华夏之声”：“建立在中国音乐学院平台之上，以挖掘传统音乐为内容的大型系列学术性音乐活动”“以明确的'寻根’思想为指导，并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对21世纪传统音乐的研究和中国音乐的创作具有积极的意义”，【7】集“创作、理论、研究、表演四位一体”的模式掀起了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热潮，打破了文革之后乐坛的沉寂，……可谓是一次大胆的破冰之旅。”【8】当然，“华夏之声”的历史意义犹如黄翔鹏先生所言“将振兴中华民族音乐的火苗点燃了起来。”此后，李西安又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和音乐会，担任中国音乐学院实验乐团团长期间，带领乐团成员分赴广东和福建学习潮州音乐和南音，在汕头、泉州汇报演出时，当地的老艺人说：“如果闭上眼睛听，还以为是我们的人在演奏呢！”，回京汇报演出后，被认为“这应该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办学方向”（1983-84）；策划实验乐团与美国“百人合唱团”联合演出“中美民歌音乐会”（1984）；策划并主持由《人民音乐》等联合举办的“ART杯首届中国乐器（二胡、琵琶、古筝）国际比赛（1989）……
“北京传统音乐节”践行了“中国民族音乐节”的理想
如果说两届“华夏之声”音乐会是李西安“中国民族音乐节”理想的破冰之旅，那么，首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尤其是开幕式大型多媒体音乐会“北京音乐八百年——从金中都到新北京”堪称李西安的扛鼎之作。除此之外，李西安还具体指导策划“中国传统吟诵雅集”、“韩日传统吟诵雅集”和闭幕式的“北京民俗音乐狂欢”。当有人质疑音乐节为何要坚持以“传统”命名时，作为总策划的李西安是“传统音乐节”称谓的坚决主张者。关于“民族”与“传统”的概念，李西安是这么认为的：我曾经主张叫“民族音乐节”，但现在觉得已经不合适了，得改成“传统音乐节”，因为我觉得“传统”是更广义的概念。音乐节命名“传统”是新时期的一个认识升华，也是应对“现代”与“国际”的挑战。当时，北京已有“现代音乐节”和“国际音乐节”，“传统音乐节”应该成为北京的第三张“名片”。【9】从2009年到2015年“北京传统音乐节”共举办了七届，李西安始终是音乐节的灵魂和源泉，其源头正是35年前的那一声呐喊“创办中国民族音乐节”！
积极支持年轻一代的创新探索
在“大胆创新”这一极，李西安除了早在1983年就委约谭盾为中国音乐学院实验乐团写作品，1985年主持开设了我国最早的“中外当代音乐系列讲座”，将现代作曲技法正式引进音乐学院外，1986年兼任《人民音乐》主编后，对《人民音乐》进行全面改版，开放了过去被视为禁区的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等领域。参与主办了刚刚毕业不久的叶小纲、陈怡、瞿小松、郭文景、何训田等青年作曲家的首次个人作品音乐会，在音乐会前召开记者招待会，在音乐会后最近的一期《人民音乐》上发表一组（而不是一篇！）评论，开了对年轻一代作曲家给予特别关注和支持的先例。此外，他在中国音乐学院开设了中国当代音乐课，建立了中国当代音乐资料库；他全力支持张维良对笛箫艺术的改革与创新，参与策划了张维良从毕业到现在的绝大部分音乐会；他还与张维良一起组建了华夏室内乐团，将中国现代音乐与传统音乐的精品推向音乐厅、各大院校，特别是推向欧美的主流社会……等等，篇幅所限，这里无法一一叙述。【10】
李西安与谭盾
对于专业音乐教育的构想，对于学校音乐教育的关注，无论从哪个角度，李西安都堪称音乐教育家。早在1984年，李西安就推动了一次民族音乐课全面改革的实验，先后发表了“民族音乐课新方案的总体构想”（1984）“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民族音乐的种子”（1985）等文。而出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更是历史赋予了李西安的机遇。【11】
视野：从新专业论证到建立中国艺术大学的畅想
面对来自“社会需求”、“现代化”以及“文艺体制改革的挑战”，李西安所强调的，仍然是他的“张力场”理论：“中国音乐学院应该具有两大特色，一个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与发展，一个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在这相互对峙与相互矛盾的、最古老的传统与最现代的新思潮、新学科两极之间形成一个具有巨大发展空间的张力场结构。” 【12】在中央、上海和中国音乐学院三个当时文化部直属的音乐学院中，率先开创了音乐工学（含计算机音乐、音乐音响导演）、音乐教育、音乐治疗和艺术管理等新专业，在全国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1988）
李西安《当前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的潜在危机及其出路》一文的原名是《关于创办中国艺术大学的构想和可行性分析》，针对我国艺术教育“专业面过于狭窄，缺乏创造性和适应性”、“人文精神的失落”以及“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日趋衰弱”等问题，提出了“将现有艺术院校合并，创建新的综合艺术大学”的构想，体现了一个真正教育家对世界艺术发展大趋势的深刻理解和把握。【13】
慧眼：从谭盾到新潮作曲家群体
“陈景润是陈景润，谭盾是谭盾”的故事，相信许多人已经都知晓了，然而很少有人从教育家的角度来读懂为何李西安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下乡知青考生如此珍惜，情有独钟，以至于多年以后，当知青的谭盾成为作曲家的谭盾之后，人们竟不知如何诉说……
就在1977年谭盾经李西安以主考教师身份四处奔走最终得以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后不久，1980年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的考试中，一位文革中自学成才，当时已经以芭蕾舞剧《卖火柴的女孩》、歌剧《花神》等作品红极一时的年轻作曲家黄安伦，却因为和声题没做完被抄卷而未录取，引起很多老师的惋惜和不平。李西安没有参加硕士生招生考试，在他得知此事后，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自己平生以来写的第一篇评论文章《未来属于年轻一代——从黄安伦的几首新作谈起》，文章在评述黄安伦的作品之后，结尾却出人意料的落在一段与作品评论毫不相干的话上：“世界上只有播种者最懂得花的芳香和果实的甘美，然而最细心的人也难免在无意中碰掉一朵花蕾或踩折一颗幼芽的。园丁们，要小心啊！”【14】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段委婉而富有诗意的话，正针锋相对地批评了学校招生工作中的僵化、保守，与当年蔡元培先生那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气魄和胸怀相去太远！
还有，1985年李西安写了一篇文章《他从迷惘中走来——叶小纲的音乐创作道路述评》，投稿给《人民音乐》，没过多久编辑部约他谈话，说：“叶小纲毕业才两年，你给他这么高的评价恐怕不够慎重，更谈不上创作道路，发表出去会有失你的身份。”并建议可以考虑把稿子撤回。最后由于李西安的坚持文章才发了，只是把题目中的“道路”两个字拿掉，而文章内容只字未动。【15】
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为什么李西安对这些年轻人情有独钟，呵护有加呢？这完全出于他对历史大势的深刻把握和浓厚的的知青情结。他在《未来属于年轻一代》中深情地说：“应该怎样看待我们的年轻一代呢？有人说他们是被毁掉的一代，不论在在灵魂上还是在学业上；但从黄安伦这样的许多青年的身上，却使我们看到了另一面。他们正像野火不曾烧尽的小草一样，不仅在岩石缝中生存下来，而且还挺起自己的枝茎，绽开自己的花朵，在时代的风雨中，锻炼者筋骨，洗涤着灵魂，面对着现实，讴歌着未来……从天安门诗歌到《于无声处》和《护花神》……敢于冲在前面打破沉默、冲开禁区的，不正是这样一批勇敢的年轻人吗？”1985年，李西安在总结中国音乐发展的十大趋势的最后一个趋势“中国青年作曲家群体的崛起”时，更加明确地对年轻一代作曲家群体作出了整体评价：“他们或许还不成熟，但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出现在今天的音乐舞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震动和思考。可以预言：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将决定今后中国音乐的命运。”尽显教育家的慧眼。【16】
胸怀：我为学生提供的，只是一个没有疆界的空间
80年代中期，是我国改革开放迎来的一个学术极为活跃的时期，当时由音乐美学的探索而进入更为广阔的哲学领域的我，竟陷入了一场与国际著名学者里夫金关于“熵”的论战，一发不可收拾。【17】而此时，又临近我的硕士论文答辩期，论战是继续还是终止？我只好求助李西安老师，没想到李老师全力支持我继续写作，终于完成并出版了我平生第一部专著《反熵·生命意识·创造》。我在后记里写道：“首先应该感谢我的导师和挚友李西安先生给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我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这部庞杂的'课外作业’。身为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先生在百忙中和我进行了多次长谈，支持我各种近乎异想天开的高谈阔论，终于使我有了开足马力动笔的勇气。研究艺术的谈哲学、谈社会学、心理学与自然科学，能行吗？还不知道。但先生对我真诚地鼓励与他本来就具备的创新精神，已给了我巨大的力量。”【18】在该书出版的新闻发布会上，李西安以导师的身份说了寥寥数语：“我没有对学生写作这本书做过太多指点，我对其中所涉及的现代物理学等领域并不熟悉。但我想重要的是，我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没有疆界的空间，我们应当尊重学生的个性并且支持他们的发展。”后来他又在另外的场合表述“我教出来的学生，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比我强。我认为这应当是一位教育者应当达到的一种境界。学生比我们差，这个事业就要萎缩，得让学生个个都比自己强才行。”【19】愿自己在“八千公尺设下帐篷”，让有才华的学生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或许只能是教育家与生俱来的天职！
龚琳娜谈李西安
李西安涉猎的领域还很多很多：音乐美学，如他的“中国民族音乐美学三题：和的精神，线的艺术，虚的意境”；音乐形态学，如他的《中国民族曲式》；音乐批评学，如他的“电子音乐：是天使？还是魔鬼？”、“成功的撞击，当放出火花”，……所到之处，可圈可点！更不用说他耗时多年主编的《马可选集》以及在文献方面的著述。然而，在《人民音乐》给我的最后空间里，我更愿意回到本文的主题“托起音乐之梦——李西安的诗和远方”。
两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在他的诗学里阐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观点：艺术是比现实世界更真实的存在（艺术不仅模仿现实，而且比现实更真实），从而把诗意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无独有偶，东方的孔子提出了人依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规律成长，强调了“诗意”是人自由发展的前提。那么，诗的本质是什么？是歌，是曲，是乐！而乐的本质又是什么?是梦！我们这代人有着同一个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音乐的伟大复兴。而李西安，就是那位托起音乐梦想的行者，栖居诗意的人！
李西安在新加坡圣淘沙（2005）
注释
【1】李西安“关于发展民族音乐事业的五项倡议”，《中国音乐》1982年第4期
【2】赵世民《预言是趋势趋势是预言》，《音乐周报》2015年1月21日
【3】徐伟娜《反思意识下的探索与创见-“兴城会议”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研究》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第12页
【4】《走自己的路——关于建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构想》，《中国音乐》1983年第2期；《走出大峡谷》，《走出大峡谷》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版；《中国乐舞复兴的思索》，《人民音乐》1986年第6期；《移步不换形与涅槃而后生——关于中国音乐创作发展对策的思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文化转型与国乐的张力场结构》，《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4期；《我们将如何面对21世纪？――民族管弦乐队的转型、解构及其它》，《人民音乐》2000年第4期
【5】李西安、瞿小松、叶小刚、谭盾《现代音乐思潮对话录》，《人民音乐》1986年第6期；李西安、瞿小松《走出西方音乐的阴影》对话录，《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李西安、叶小纲《调整创作风格与艺术追求——音乐创作二人谈》，《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李西安、谢嘉幸、梁雷《贴近自心的音乐——梁雷近作三人谈》，《人民音乐》2006年第2期
【6】见【4】
【7】王洪涛《20世纪80年代“华夏之声”系列音乐会的历史思考》，《中国音乐》2009年第1期
【8】赵冬梅《我愿在八千公尺设下自己的帐篷—中国音乐事业的改革者李西安》，《音乐创作》2014年第5期
【9】刘洪庆、弓宇杰《传统孕育未来---访北京传统音乐节总策划李西安》（未发表）
【10】李西安《李西安艺术档案》（未发表）
【11】李西安《民族音乐课新方案的总体构想》，《人民音乐》1984年第1期；《在幼小的心灵播下民族音乐的种子》，《人民音乐》1985年第5期
【12】李西安《新专业论证主体论证》，《走出大峡谷——李西安音乐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224-226
【13】李西安《当前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的潜在危机及其出路》，《艺术教育》1996年第2期
【14】李西安《未来属于年轻一代——从黄安伦的几首新作谈起》，《光明日报》1980年2月1日
【15】李西安《他从迷惘中走来——叶小纲的音乐创作述评》，《人民音乐》1985年第10期
【16】李西安《中国音乐的大趋势》，1985年中外当代音乐系列讲座闭幕式演讲，《走出大峡谷——李西安音乐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4-18
【17】(美)杰里米·里夫金 / 特德·霍华德吕明 / 袁舟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8】谢嘉幸《反熵. 生命意识.创造》，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
【19】徐天祥《走出大峡谷——李西安的音乐人生》（连载四）《音乐生活》2016年第4期
参考文献
《走出大峡谷——李西安音乐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版
刘涓涓《情系中国新音乐创作——记音乐活动家、评论家李西安》，《音乐创作》2008年第4期
李月红《中国音乐之路的求索者——李西安访谈录》，《中国音乐》2004年第4期
徐天祥《走出大峡谷——著名音乐家李西安》《音乐生活》2016年第1-5期
作者简介
谢嘉幸，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人文社科重点“中国音乐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会长，现任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副理事长。
原文载于《人民音乐》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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