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四百年：推行文治刘宋文采斐然，重用贤才开启元嘉之治
元嘉三年（公元426年）三月初二，刘义隆返回建康，立即征召谢灵运为秘书监，颜延之为中书侍郎，赏赐、礼遇优厚。谢灵运和颜延之都是当时的大名士，前者是山水诗派鼻祖，后者是元嘉三大家之一，和陶渊明私交甚笃，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在刘义隆的倡导下，建康名士云集，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除了名士，刘义隆还喜欢与方外之人交往，僧人慧琳因擅长谈论分析，刘义隆常与他商讨国家大事，慧琳得以参与国家机要。于是，宾客们争先恐后地拥到慧琳的门庭，等侯召见的马车常有数十辆之多，各地送来的财物前后相接，每天的筵席就有七八桌。居家之时，慧琳脚穿高齿木屐，身披貂皮外衣，在府中设立负责传达的通呈官和书佐，俨然宰相府。会稽人孔觊曾去拜访慧琳，正遇宾客拥挤，两个人只能寒暄几句，不能多说别的话。孔觊感慨道：“如今连僧人都可以做宰相，可以说衣冠文士失所了！”慧琳虽只是个例，但也充分说明佛教已从北方流播至南方，影响力隐然超过了道家等本土宗教，深入中华民族的各个方面。五月十七，刘义隆以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彦之为南豫州刺史，全都是一时之选。为深入了解民情，刘义隆派散骑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巡察各州、郡、县，考察官员政绩，访求民生疾苦，还命郡县上报当地行政得失。五月二十八，刘义隆亲自到延贤堂听取诉讼。自此以后，每年来三次，成为定制。当时，朝中没有固定的宰相，只要谁与皇帝讨论国家大事，国家机要大事交给谁办，谁就是事实上的宰相。通过这样的办法，刘义隆将大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尚书令、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侍郎和给事中并为显官。王华与刘湛、王昙首、殷景仁都担任侍中的职务，全都风采卓然，精明干练，荣显一时。刘义隆曾在合殿设宴款待他们四人，筵席散后，刘义隆目送他们好久好久，忍不住叹息道：“这四位贤才是一时之俊杰，一起作为朕的喉舌，恐怕后世很难再出现了。”黄门侍郎谢弘微也深得刘义隆的重用，与王华、刘湛、王昙首、殷景仁等号称五臣。简单介绍下谢弘微。谢弘微，出身谢氏世家，是谢琰的侄孙。他一向端重严谨，在适当的时机才开口说话，在仆役奴婢面前从不随便说笑，因此不论尊卑大小，都像对待神明一样恭敬他。刘义隆打算封王昙首、王华等人爵位，抚摸着御座道：“这个宝座，如果不是你们兄弟俩，朕今天就坐不上。”并拿出封爵的诏书给他们看。王昙首坚决辞让道：“近来发生的事，全仰赖陛下英明决断，使罪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臣等怎可因为国家的灾难，而自己得到好处呢？”刘义隆这才作罢。左仆射王敬弘是王廙的曾孙，原名王裕之，因避讳刘裕，以字行。他性情恬然，甘于淡泊，朝廷内外享有盛誉，但在签署文稿时从不事先审阅。有一次，王敬弘随同刘义隆听取诉讼，刘义隆就一件有疑问的案件询问王敬弘，王敬弘回答不出。文帝脸色大变，问左右侍臣道：“你们为什么不把案卷副本送给王仆射？”王敬弘坦然道：“臣已看到了案卷的副本，可是看不懂。”刘义隆非常不满，虽然仍对他礼敬有加，却不再与他讨论国家大事。由此可以看出，刘义隆虽然尊重名士，但在具体任用上还是很有分寸的，没有真本事的名士难以得到重用，更典型的例子是谢灵运。谢灵运出身名门，又是当时的大名士、大诗人，他自以为才能、名望和辈分都足以有资格参与朝政。可是刘义隆只看重他的文才，只是常常让他参加宴会，跟他谈论和欣赏诗文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的名望和地位，一向居于谢灵运之下，他们都得到了重用，并被委以国家机要大事，谢灵运因此愤愤不平，经常声称有病，不参加朝会；有时出城游玩旅行，走出两百里，十几天不见踪影，既不上疏奏报，也从不请假。刘义隆不愿伤害大臣的面子，婉转地让谢灵运自己辞职。于是，谢灵运上书声称自己有病。刘义隆当即批准，让他返回会稽养病。回到会稽后，他继续游乐欢宴，被法司纠举，彻底免除了官职。虽然免除了官职，但凭借祖辈、父辈积累的丰厚家底和深厚人脉，谢灵运继续过着富家公子的生活，每天游山玩水，吟风咏月。八月，刘义隆下诏，派殿中将军吉恒出使北魏，继续维持友好。九月，左光禄大夫范泰上疏道：“女子有三从大义，而没有自作主张的道理。现在，谢晦家的妇女仍被羁押在尚方作坊里做苦工，敬请陛下留意。”意在为她们求情。于是，刘义隆下诏赦免了她们。元嘉四年（公元427年）二月，刘义隆前往丹徒祭拜京陵。刘裕富贵之后，将他幼年贫穷微贱时所用的耕田农具收藏起来，以展示给子孙，让他们不要忘记创业之艰辛。看到那些耕具后，刘义隆深感惭愧。侍臣中有人进言道：“当年大舜亲自在历山耕田种地，大禹也曾亲自治理水土。陛下不看到这些遗物，怎么能够知道先帝崇高的仁德和耕种的艰难呢？”有感于父亲创业的艰难，刘义隆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大力发展生产。在刘义隆的励精图治下，刘宋的经济文化日趋繁荣，迎来了难得的治世，史称“元嘉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