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黑塞：拜访诗人 | 西东合集
张佩芬 译
我认识的名人不多，相识者大多是泛泛之交，我从不曾访问他们，也很少受他们影响。在青年时代，我总怀有想去晋见和接近可敬名人的愿望，但是一直无缘。因此当我在某次音乐会上，在大厅里目睹我仰慕的音乐家登台，聆听譬如萨拉沙蒂和约阿西姆这样的提琴家演奏时，我就感到幸运，感到自己也得到了提升。随年龄增长，我有了结交名人的机会，但我仍拙于此道许久。在一个名作家面前我不敢以同行自居，也怯于进行专业上的交谈。后来当这种畏惧消失，或者已经很微弱时，我也像其他青年人一样早已对这类会面失去了兴趣。那些声名远扬的男女名人中，仍有少数几人我有与之结识的愿望。事实上我也总算交往了几位，例如在幕尼黑逗留的几年中，由于《辛木普里切西莫斯》杂志以及出版社的工作，我和阿尔培特·郎根成为朋友与合作者，我还曾多次暗暗希望克努特·汉姆生在出版社出现，以便相识。但这类愿望很少，实现的就更不多。我拙于交际，而且从来无意于成为名人和标志，使自己为生活所束缚，但我又无法使自己的生活完全单纯，于是只好不去参加任何一种“名人”集会，无论是社交集会、俱乐部、舞会或者宴会，但这类事情太多，于是我总是住在离城市很远的乡村。
有些事情看来与我性情不合，举例说，在我较早年时，尤其是在世界大战以前，几乎每年会接到一两次，甚至三次邀请，要我去作报告。我接受这些邀请的一部分原因是爱好旅行，此外就是换换环境。发出邀请的通常是些很美的城市，例如科隆、维也纳、斯特拉斯堡或者布拉格，旅费只要稍稍费力作一次讲演就可以挣到，而且只需作一个晚上的客人，同知名人士们随意碰碰杯，啜饮几口便可。这看来是非常惬意之事。
事实上也常常是很舒服的，同时我借此机会观光了许多美丽的城市，不过不能说总是好的，内疚与后悔的情绪往往接因而至。我确实没有做任何自我禁止的事，但有些事却违反我本性，我试图加以适应，却从未获得成功。不过这件或那件合我心意的好事，总保留在我心中。
1909年的一次旅行就是这样一件好事，我终于拜访了一位自己多年来很敬仰的人。当时我应邀去布伦瑞克作旅行演讲，一接到请帖，我就想到威廉·拉贝老人就住在布伦瑞克，心想到了那里也许能见到他。我后来在布伦瑞克受到了友善热情的款待，还没等我提出可否见见拉贝这个请求，那边的人就主动提出让我去拜访他。只存在一个困难：因为拉贝通常在小酒店会见客人，但现在他恰巧感冒，不能出门。不过我想拜访他的愿望还是由人们告诉了他，于是他便邀请我第二天下午稍晚些时候，到他的寓所去。
这期间我在这座漂亮的古城里游逛，在客房中休息的时候，就一直想着即将见到这位已逾七十高龄的诗人的事，心里高兴而又不安。我已经考虑过，他对我究竟有何种影响，也想了一下我应该如何应对他。当我少年时我就读过他的一本书，这本书我既喜欢又不喜欢，书写得有点紊乱，几乎近似荒诞，令我有时兴奋，有时惊愣，里面有一些德国北方的东西，使我感到陌生，书里还带着点市民的爱国气息，总之这本书当时确实有一股使我无法抗拒的魅惑，令我回想起我们老师的种种见解。后来我把他忘了，我发现了凯勒，紧接着是施笃姆和康拉德·费迪南·梅耶尔，他们都早已过世，但是我觉得他们比拉贝更切合时代气氛，更重要。再后来，我在一个朋友的指点下又重读了拉贝的作品，其间我还读过让·保尔的许多作品。我在这几年中阅读拉贝的作品超过了一打，对他产生了极为深切的尊敬之情。拉贝是1850年至1880年这个时期德意志真正惟一的诗人，耽于幻想的寓言家，强硬的批评家，是一个对他的人民既严格又有情感的人。除了这些可敬的品质，给我更为深刻印象的是他那种潜藏的幽默。拉贝有他固执的业余爱好和游戏，他嗜好走弯路和长距离散步，他偏爱奇特，性格难处，他有识人的慧眼，在他那讥讽的、有时是尖刻的嘲笑下，似乎蕴涵着一种重要信念，一种伟大的对人类的感情。现在我就要见到这位老作家。他与我祖父年龄相仿，写有《阿布·台尔凡》、《德劳姆林》、《鸟类歌声的记录》等作品，他的《麻雀小径》在我初学识字时就是我母亲的藏书，是我学会辨认的第一本书的标题。我一向敬畏老人，这是教育的结果，或者是我血液中天生的。但是这种敬畏中还掺杂着一些特别的东西，可以这样解释：我从少年时代结束后就有了一种无法描绘、也不太清楚的感觉，我出生于新旧世纪交接之时，孩提时代的我还沐浴了旧世纪的晚霞，那个旧世纪的残余正在一天天远去，正在消逝。我这种感觉的一部分也许是我父母和祖父母灌输给我的（尽管对于他们所说的话，我持批评的多），一部分却是我幼年时眼见迅速发展的工业征服了附近地区而形成的。而这些感觉最终让我想到了拉贝，没有什么比这一想法更强烈的了：他属于我祖父这一辈，只有他才具备和体现着他那个时代的一些特征，我们年轻人是缺乏的，或者说是很微薄，甚至几乎没有。这是一种比起我们有不同的人性、信仰和骑士精神的东西。拉贝并非偶尔因为是个老人而成为那种业已消逝的特性的体现者，他是那些特性的一个最纯正的代表，是它们的表现者和共同创造者之一。
时间到了，我来到拉贝寓所。已经是傍晚，天色昏暗。我现在已经记不清那座房子了，只记得那间屋子，那间顺着楼梯走进的屋子。当时在暮色中站着一个瘦高个子的人，正在点燃一盏小煤油灯，他身子转向了我。我见过拉贝的照片，但是本人与照片完全不像。他很瘦削，个子极高，穿着一件长睡袍，形象平静而庄重，一张老迈、满是皱纹、机智的脸居高临下地打量着我。这张脸十分和蔼，却是一张狐狸脸，显得狡猾、伶俐、捉摸不透；同时又是一张聪慧长者的脸，虽然面露讥讽，却并无恶意，很善良，很练达。此外他看上去并不像他的年龄那么老迈，身子仍然笔挺，他同我的祖父完全不同，虽然他们来源自同一世纪，同样成熟，几乎同样的持重和富于骑士风度，但他却更为老练，更为机智幽默，而且也更温和。
他声音很轻地表示了欢迎，说大致知道我的情况，请我坐下。他也坐下，但是很快又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灯光正照着他，以致我至今仍能清晰记得他的模样。一间昏暗的小书房里，桌上、走道上满是书籍。他站着，一双大大的、正直且温和的聪明眼睛俯视着我。他指指桌上的一本书，告诉我这是他正在读的书，这是一卷莫利茨·布什的回忆录。他问我是否知道这本书，并且谈开了俾斯麦，他立即发觉我对此所知甚少，而且并没有全部读过《思想与回忆》（俾斯麦的自传，中译本2006年三联出版社出版），就微笑着放弃了这个话题。他笑嘻嘻地站着，灯光自下而上照亮了他，那张为灯光照耀得柔和的脸，在半明半暗的书籍前孤寂地闪烁。
我一直很喜爱这个老人，这时我很想告诉他，我熟悉他的许多作品、我多么尊敬他，但是要对一个锐利渊博的老巫师表示敬爱之情却并非易事，我尚未启齿，他早己猜中并加以嘲笑了，我当然不再讲下去。不过我还是谈了《阿布·台尔凡》，我记得还谈了《德劳姆林》。其间，他也东问西问地问及我的旅行，还相当详细地打听了我的家庭情况。我早就准备好向他提一个问题，一个请求，可是一直等到访问快结束时才有勇气提出来。我说，他住在斯图加特已近四十年，肯定认识也住在该地的埃杜阿特·默里克，能否给我讲讲有关默里克的事呢。
“噢，默里克！”他笑了。“老实说，我不是很喜欢他。”
我说，很抱歉，我对默里克评价很高，因此总想多知道一些他的事。啊，拉贝接下去说道，他乐意听到我的话，默里克无疑是一个诚恳正直的诗人，在同行活动中他们有私人接触，他也知道在斯图加特以及别的地方，人们对默里克较为重视。这位默里克是个性情非常柔和，又有点奇怪的人，他很敏感，往往因为一些事或什么人触犯了他，便干脆几天卧床不起，任何人也不见。默里克是个温柔的人，对自己有点软弱，他就是这样的人。拉贝微笑着，我却紧张地盯视着他，因为我清楚地察觉到他正沉浸于对默里克的回忆之中，默里克正出现在他眼前，我也希望能够看见此刻在他面前的这幅图像。但是我只看见他的微笑，朝着默里克，朝着那个优雅的诗人、奇妙的同行、有点软弱的施瓦本人而发的宽恕的笑容。我看到，这两位诗人之间并无多少友谊、交流和嬉游，他们同苏黎世的凯勒与梅耶尔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我也看到，或者说我相信自己看到，他心里比他嘴上对我说的更不喜欢默里克，他本来完全不喜欢默里克，但为了我这个年轻的默里克崇拜者，不愿意说得太直率。
当我辞别出门时，他站在高高的台阶上送行；他那原本很高的个子，由于我尊敬的情绪而显得更高大。我在走下台阶时还回头看了他好几次。对于他，对于那双写下了《鸟类歌声的记录》和《费斯特尔磨房》的修长的手，我怀着深深的爱戴和钦佩。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这时外面天已经黑了，当晚我又到拉贝会见客人的小酒店里，在他经常坐的餐桌旁等候他。这以前我在到处转悠，坐在我的小客房里回想和拉贝见面的时刻，我试图把他讲过的一切都回忆起来，我很惊讶，我们所谈的那些话语居然当即就从我脑海里消失了，许多话怎么也想不起来。我记得他谈话中有一处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俾斯麦，可是由于我对这一段史实比较生疏，因而对于这段话，甚至于这段话的大意，全然不能够予以复述了。
拉贝邀请我以后再去他家做客。我倒是常常有意于践约，不过我后来再没有到过布伦瑞克。那时我还要到其他城市去游逛，去讲演，不断被介绍给许多人，被新闻界的人包围，回答无数问题，还接到无数家庭的邀请，许许多多的花送到我住的旅馆来，这种种热诚的敬意带给我的狼狈远超过快乐。我经常带着敬意和羞愧之心想到老威廉·拉贝。因为这个老人用他的气质、他的作品、他的目光和言语表现了一个正在流逝的、甚至是已经过去的时代最美好的东西，这种东西即使只能保存短暂片刻，却也是一个已经消逝的德国；他具有一种业已消失的精神、教养和性格，一半是神圣的，也有一半是陈旧落后的，就连他的荣誉、他的名字和声望，也具有与我们当代时髦的声望完全不同的高贵、清白无辜的、同时又非常可敬的性格。像我们这类人，每周都受到某一团体的邀请，到某个城市去讲演，不断收到寄来的剪报，所有的报纸和杂志都要发表他的作品，所有的出版社都要出他的书，所有杂志都登载他的照片。人们当然可以对抗，可以拒绝，但是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在造就名人，只要稍作妥协，以后就会以种种形式遭受误解和滥用。不，拉贝的名望与上述情况完全不同。他是逐渐成名的，从未有过突然的轰动，在几十年中由于他一系列的作品，由于他的惊人和诚实一致的固执性格，而渐获声誉，就连“有名望”这个字眼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时听起来也有了完全不同的声音。
事实上，我很清楚在我们当代文学和批评界中，拉贝及其声誉都无多大地位。人们对他所知甚少，当时写信向我组稿的文艺编辑十之八九都未读过拉贝的作品。他的声誉只传播在布伦瑞克的餐桌和几份冷僻的地方杂志上，出版家们也从不注意和争取他，他的一些最好的作品要隔十年，或者二十年才出第二版、第三版，最多出到第四版，他只有两本书算是拥有较多读者。而且保护他声誉的读者，大都是一些不看现代流行杂志的老年人，当时我认为这些老年人的思想与见解肯定是落后的——今天是否改变了呢？不，没有改变——这只是我个人的主观想法，事实上已经改变得很多，今天我才真正明白声誉和成就的意义，我们今天所谓的声誉并不是指一个人和他的生平著作，而是出版的最高记录与流行效果，一个昨天还很有名、很得宠的诗人，他的诗作后天就因为不合用，而遭到昨天还在拉拢他的同一个编辑退还。这一切我现在已经明白，同时逐渐接近属于过去事物的那个地点，并且能冷静地加以观察了。不过我不想谈这些东西，我只愿意谈谈拉贝和他那与众不同的声誉——他的情况许多年以来简直没有变化。今天的报纸与文艺界知道拉贝情况的，同二十五年前知道他的一样罕见。他与高特弗利德·凯勒相比较，无论如何还是有一点差距。
他也有敬仰他的因子，拉贝日历也已经出版过好几次。但是这位早已逝世的诗人的一切声誉，全都具有显然的外省和地方色彩。在当今文学界人士眼中，拉贝被归入“古老的乡土艺术”。可是，自从我访问布伦瑞克迄今数十年间，有为数众多的小说家和戏剧家，在当时他们全盛时期较之拉贝出名百倍，成就也大百倍，而现在早已沉没，并完全为人们所遗忘，而从未引起轰动的拉贝却稳固地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安静地享有他那迟迟到来的声誉。他所不喜欢的同行默里克比他的地位高一些，但是压根儿就没有“成就”，默里克死时很受人尊重，却并非由于出名或者有成就，他死后也同样未受重视，而在几年后，几十年后，他在施瓦本担任牧师和女子中学教师时写下的那些诗作，才渐渐为人所知，默里克也才被列为一流诗人之一，要是那时默里克还活着，已是将近百岁的老人了。
拉贝的声誉还未达到这种程度。文学史中尊敬地提到他，知道他，也注意他；但是对他的艺术的独特之处，内在之处，对他的人品和语言的特殊惊人之处，却始终没有被真正认识，他的持久价值也没有被承认，而他的同时代人，例如施托姆和冯塔纳，他们在文学史和文学课本中就远远比他被记写得更准确、更妥当。他虽然不喜欢默里克，却认为默里克是一个敏感和细致的人；拉贝也许会像默里克的情况那样，日后被公认为世界上的伟大诗人之一。也许人们会进一步认识他，而他也有权利作此要求，因为对他的评价过于紊乱，尺度也很多，很难整理清楚，而且经常与时代混杂在一起。的确，编一本拉贝选集不可能像编默里克选集那样包罗殆尽。他的声誉并非引用三首诗就能够予以证明，要想了解他往往比较困难。在他丰富的写作中，各类作品彼此截然不同，读他的作品需要时间和耐心，需要缓慢地深入，否则不可能真正了解拉贝的作品。人们可以体会一下他的前辈让·保尔的遭遇，说明这样一种著作也能有极强的生命力。
这位诗人，尽管三十多年之久，使每一个大学文学教授皱起他们已经朽烂的鼻子，他也能重获荣誉的桂冠。
拉贝没有读到这篇写他的文章是件好事。倘若他还活着，我也不会写这篇文章。否则就不知道他会如何闪动他那嘲讽而机智的目光，以难以形容的狡猾神情，从他那半闭的眼皮下，居高临下地注视我。
后记
在我这篇小小文章中尚有一点存疑之处，因为我已弄不清究竟是我还是拉贝自己记忆错了。我后来发现，拉贝确实曾多次表明，他与默里克本人并不相识。
我访问拉贝的时候他大约七十八岁，而从我访问他到我写这篇回忆文章的中间，又相隔约有二十四年之久，错误难免，请读者予以修正。拉贝所发表的关于默里克的其他看法，我认为我的记忆是可靠的。他对于默里克的个人评议，并非根据私人接触，也只是基于传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