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杜甫研究的里程碑著作

　　《杜甫全集校注》的设想从1976年提出，1978年立项，随即展开工作。在萧涤非先生指导下，经历1980年代的努力，就在全书进程过半之际，主编去世，编纂工作停顿近20年之久。2009年以来，经过山东大学校方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多方协调支持，由萧先生学生张忠纲教授领衔，重新启动，方得完成。全书出版时署名：“主编萧涤非，全书终审统稿张忠纲，副主编廖仲安、张忠纲、郑庆笃、焦裕银、李华。”张忠纲教授在萧先生去世20多年后，终于能完成老师未竟的事业。他在《统稿后记》中用“余生也有幸”表达自己的心情。
　　全书对杜甫全部存世诗文作了校勘、编年、注释、汇评、备考等几项工作，并附录《杜甫年谱简编》、《传记序跋选录》、《诸家咏杜》、《诸家论杜》、《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等。以上诸端，都达到很高学术水平。
　　等待了36年，皇皇12厚册、多达680万字的《杜甫全集校注》(简称《校注》)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的问世，是中国当代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学研究的重大收获，谨向纂注者和出版社表示祝贺!笔者在此将初读以后的一些认识和所知写出，与读者分享。

宋以来的杜诗研究回顾

　　在中国诗歌史上，杜甫的地位至高无上，唐末被赞为“诗史”，苏轼称之为“集大成者”(《后山诗话》)，宋以后被尊为诗圣，影响其后千年诗歌发展走势。杜甫以前诗歌以古诗、乐府为主，杜甫以后近体诗方成为诗歌主脉，杜甫穷极所有变化的巨大创造力，为后世提供了无数探讨不尽的法门和范式。无论江西派还是同光体，无不受其沾溉而各成气象。杜诗研究也成为宋以后最多学者关注的课题。从汇集作品、校勘编年开始，进而注释，继而集注，到宋末已经发展到千家注杜的规模，赵次公、蔡梦弼、黄鹤等人的解读注释代表了宋代的水平。经过元明的低谷，明末王嗣奭、胡震亨续有所得，清代则以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杨伦为代表。进入20世纪，杜甫研究日新月异，但可以代表当代水平的集大成著作则始终未见。日本前辈学者吉川幸次郎（1904-1980）曾发愿全注杜诗，计划作《杜甫诗注》20册，特别关注杜诗在继承前彦开拓诗境方面的努力，每首诗都有日译和详解，可惜仅完成5册（筑摩书房1977-1982）即去世。山东大学著名杜甫专家萧涤非先生从1978年起领衔汇校汇注杜甫全集，学界曾抱持殷切期待，相信此项工作必然给杜甫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带来巨大的影响。我那时还刚学术起步，做过两篇研究杜甫生平和著作的文章，曾穷尽所有地阅读杜集，深感杜甫作品之瓌玮和历代研究之鸿博，对此项工作期冀尤切。无奈世事多舛，萧先生在全书进展过半即不幸去世，因人事纠纷，这一项目耽搁下来，很感遗憾。三年前方得到消息，经过山东大学校方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多方协调支持，由萧先生学生张忠纲教授领衔，该项目重新启动并已接近完成全稿。出版社嘱我推荐申请国家出版基金，我恰已接任曾由萧先生担任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深感大作家研究是带动一代文学研究的根本，更期望前述工作得以完成出版，因此大喜过望，愿尽绵薄。再经过两年多的反复修订校改，纂修者和出版社都付出巨大努力，终得问世。

萧涤非先生与杜诗校注

　　萧涤非先生（1906-1991）早年研究汉魏乐府，中年后专治杜甫，1956年出版《杜甫研究》二册，上册通论，研究杜甫生平和诗歌的思想艺术成就，下册诗选，对杜甫代表诗歌200多首作详尽的注释解读，是古典诗歌选本之典范，也因此奠定了萧氏在杜诗研究领域的地位。《校注》的设想从1976年提出，1978年立项，随即展开工作。在萧先生指导下，校注组在研读杜诗的同时，一是检阅元、明以还诸家别集、诗话、笔记、丛谈、杂著等书，摘录有关杜诗资料，力求其全，分门别类加以整理，以备检索;二是广事搜求海内外杜诗版本、注本，历时6年，得以大备。同时，校注组还沿着杜甫当年的行迹，赴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等地，对照杜诗，作实地考察。将全书设想、体例印发全国有关专家征询意见，并于1984年试印样稿，到杜甫故里召开样稿审订讨论会，形成共识。经历1980年代的努力，就在全书进程过半之际，因主编去世，合作诸人因分工、进退等分歧，致使编纂工作停顿了近20年之久。我虽然对具体内情不甚了解，但知道的是2009年山东大学徐显明校长推动重启编修，学校成立此书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提供经费和人力支持，方得完成。全书出版时署名：“主编萧涤非，全书终审统稿张忠纲，副主编廖仲安、张忠纲、郑庆笃、焦裕银、李华。”显得很特别，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实际责任人所付出的艰辛劳动的尊重。张忠纲教授今年75岁，在老师去世20多年后，终于能完成老师未竟的事业。他在《统稿后记》中用“余生也有幸”表达自己的心情，他的努力值得尊敬。全书参与者各自承担的部分，也都有清晰表达。我也经历过学术合作的风雨，知道领导与出版方的支持、主事者的大度、合作者的互敬，对完成大项目缺一不可。

集古今之大成的《校注》

　　由于做过大量文献的前期准备工作，《校注》在体例设计、学术追求和文献处理方面，都体现了尊重前贤研究，博采约取，集古今大成，体现当代学术需求的自觉意识。全书对杜甫全部存世诗文作了校勘、编年、注释、汇评、备考等几项工作，并附录《杜甫年谱简编》、《传记序跋选录》、《诸家咏杜》、《诸家论杜》、《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等。以上诸端，都达到很高学术水平，试分别述之。
　　杜诗校勘，是宋人研杜的起步工作。王洙结集杜集祖本汇聚古本9种，吴若会校则援据樊晃《杜工部小集》、晋开运二年官本等多种旧本，已具备良好的学术积累。《校注》在利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代约请王利器、舒芜等据11种宋、元刊本和明钞本所作校勘基础上，又增校《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3种宋本，得以充分利用存世全部宋元古本参校。如《草堂诗笺》校及3种不同的宋本，而成都杜甫纪念馆藏宋刻残本、宋曾噩刊九家注本、山东博物馆藏宋刊黄鹤父子千家注本等，均罕传难得之本。是书文本写定的准确和异文之备存，远超前人的所有工作。特别可贵的是，《校注》于底本与参校本入选尺度严格，绝无好多宽滥之病，与时下动辄喜欢说参校了几十种文本，其实多数并无参校价值，完全不同。且尽量尊重底本，不轻易改字。如《登白马潭》，明清传本多作《发白马潭》，校记指出古本皆不作“发”字，为后人所改。《诸将五首》之一“曾闪朱旗北斗闲”一句，因触家讳，宋人多有考订。本书有详细考订，据宋人著《侯鲭录》卷七引薛向家藏五代本、《明道杂志》引北宋王仲至家古写本，并参南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谓宋初避讳改“殷”为“闲”的考证，恢复古本的原文。全书类似的校定极其丰富，保证了学术质量。
　　前代杜集编次，有分体、分类、编年、分韵四体，《校注》鉴于杜诗的特质，以编年最能显示其诗史的成就和知人论世，因此虽全书以存世最早杜集《续古逸丛书》本收宋本为底本，但编次则参照宋、清以来诸家之考订，并参新见文献和实地考察，有部分的调整。其中引录较多的是宋末黄鹤及其所引梁权道的考证，对蔡梦弼、王嗣奭、钱谦益、仇兆鳌诸家所考，也有较多的吸取。利用新见文献者，如根据新出土《韦济墓志》，重新考定《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赠韦左丞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编年，对杜甫受困长安时期的情况，有更准确的反映。而杜甫入湘后的行程，前人一直相沿宋人的编次。校注组在踏勘湘江沿途景观后，将《入乔口》诸诗改编到《宿凿石浦》诸诗前。
　　宋人认为杜甫诗“无一字无来处”，特别用心于杜诗中的语典和事典的来源与解释，后世注杜者则更关注杜诗语意的释读，有关讨论汗牛充栋，巨细无遗。《校注》的注释继承萧涤非《杜甫诗选注》的善例，尊重旧注以揭示诗中典实、语词来源的引征前代文献的传统，又注意吸取历代学者诠释杜诗时的创说发明，更注意现代学者需要通过原句语译以便准确理解诗意的要求，基本采取每韵加注，逐句解说的体例。这部分是全书分量最重的工作，也是历代注杜学者倾注心力最多的工作。《校注》融诸说之长，别择认真，解释客观，注意参综今古，为今人研读杜诗提供了可靠的依凭。
　　集评尤盛于明清两代，有多种五色套印会评本，可见重视。近年则有《唐诗汇评》和《中华大典》尤肄力于此。《校注》设“集评”一栏，汇聚历代对杜诗逐篇的评点意见，采据之广，超过以往各书。
　　《校注》于杜诗历代有争议或不同立说者，立“备考”一栏，引录文献并略作考订。以杜甫晚年诸诗为例，《聂耒阳以仆阻水》附关于“狄相孙”、“方田驿”以及“饫死耒阳说”的讨论；《回棹》附“关于编年之异说”，《江阁卧病走笔寄呈崔卢两侍御》附“江阁”、“崔卢二侍御”及“锦带”的解释，《长沙送李十一衔》录洪迈、胡应麟有关李杜齐名的释读，《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附录“关于诗之编年”、“关于宗文之死”、“关于'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二句所指”三项备考。全书附录备考有近千例之多，将有关杜诗历来争议的主要观点和证据都列举出来，足为学者之参考。
　　我特别注意到，《校注》备举诸家之说，以清末以前诸家为主，近人之说仅偶及之，有很仔细的遴选。文献备录务求广取备参，尽量不加案断，仅在显著错误时方略申己说。全书引录主编萧涤非的考说，全书似仅十余则，其余参编诸人各人研究有得者，一律不加引录。这是古籍文献研究值得肯定的态度，前人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今人说精彩全在不言中，正可见到编纂者的高远立意。全书为行文简要，引录前说仅称某某曰，书前附简称所指，书末附《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对援据较多134种杜集作了很精当客观的介绍。
　　韩愈《调张籍》说自己读李杜诗惊其开拓创造之不易：“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今读《校注》，也有同样的感受。从开始谋划到终于完成问世，历时36年，集中了三四代学者的接续努力，文献之丰备，校勘之精审，注释之周详，考断之稳妥，确能代表当代别集整理新注之最高水平，是一部总结一千多年来杜甫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在杜甫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校注》之后的杜甫研究展望

　　由于杜甫诗歌之博大精妙，历代研究之汗牛充栋，杜集不可能如其他著作那样地采取会校会注会评的体例，将各家见解全部包罗无遗，只能选取最重要的创见，当然不免会因读者之阅读需求和学术立场不同而会有不同认识。我也无意强作解人，仅想在此期待，因为本书的出版，将千年以来杜甫研究的主要见解陈列出来，今后的研究应以本书为起点，将杜甫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
　　就我所知，就在本书定稿期间，清华大学谢思炜教授完成《杜甫集校注》，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本京都大学兴膳宏教授近年组织读杜会，有志将吉川先生中辍的《杜甫诗注》全书完成。由斋藤茂、下定雅弘、芳村弘道等教授共同承担的杜诗全译工程，预计将于明年截稿。这些工作与本书一起，会引起一段时间内杜甫研究的热点。
　　《杜甫全集校注》应该会带动有关杜甫的一些新的学术编纂。为体例所限，此书以清末以前笺杜著作之总结为主，近代以来的学术见解仅采纳很少一部分，海外的研究基本没有采及。这些都有待作新的总结。
　　近代以来因为敦煌遗书、域外善本和出土墓志的大量发现，为唐代文史研究带来全新的气象。本书有部分的采据，如前云《韦济墓志》的利用即为一例。有些已知还没有在校注中予以表达。如洛阳近年出土《郑虔墓志》载其卒于乾元二年（759）九月，比前人根据杜甫《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所定广德二年（764）要早5年，当然会引起一系列诗作编年的重新确定。张忠纲《统稿后记》已注意及此，认为《所思》原注“得台州郑司户消息”，当然应该写于郑虔生前，不会如旧说系于上元二年（761）。然而问题在于当时诸人天各一方，杜甫得到郑虔消息的时间很难确定，可能在当年，也可能在几年后。因郑虔还牵扯到苏源明，杜甫最好的两位朋友应为同一年去世，但苏又似乎在郑去世后两年还因代宗即位而改名。存疑而保留旧说，不失为慎重的处理。
　　即便如杜甫这样研究得相当彻底的作家，无论其生平和作品都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澄清，比如他的早年经历，他的母系亲属，其妻杨氏的家族情况，晚年离蜀后曲折行踪的原因，都还有待深究。近代以来出土唐代墓志近万品，不少与杜甫的交游有涉，也有待梳理。我在30年前曾撰文《杜甫为郎离蜀考》（《复旦学报》1984年1期），将杜甫入严武幕府任节度参谋和授检校工部员外郎分开来解说，认为欲入朝而离蜀，因为生病滞留峡中而改变行程。当年张忠纲先生曾撰文商榷，我们因此而相识结交，但学术见解都没有妥协。我认为，《去蜀》“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若作于离蜀初，似乎杜甫当时就有入湘的准备，无法解释一路之犹豫彷徨，似应在入湘后作。这当然仅属一家之言，举此说明杜诗的编年其实还有许多再斟酌的空间。其他大者如李杜齐名的形成过程，杜甫在中晚唐诗坛的影响，杜甫诗歌的典范意义，杜甫与中古诗歌的转型，杜甫与宋诗风格之形成，小者如杜甫诗中所涉名物制度，语词解读，句型变化，诗律通变，与杜甫相关之人物命运，杜甫所见之山川地理，杜甫所涉之大小杂事，都还有很大开拓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