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陷天京，曾国藩心境真的是“流水高山心自知”吗？（上）
——谈古论今话管理之三
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经过十年鏖战，两年围城，是极辛苦的征战，湘军死伤近十万，仅在围城攻城时，就病死近两万，战死八九千，终于攻陷了天京。
此时，作为湘军的统帅，曾国藩心情是最复杂的，以他的弟弟、攻城总指挥曾国荃为首的将领们，此时当然是为大战的胜利而欢欣大乐，可是，一些有谋略的文武官员，却在深沉地思考着，而熟读历史、胸有韬略的曾国藩更是思绪万千，夜不能眠。
攻陷天京，使当时的大局势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原先，在清廷指令下，湘军主导，攻击太平天国军队，清廷与湘军是合力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洪秀全的军队，而此时，天京被攻陷了，洪秀全死了，太平军散了，朝廷和湘军的敌人构不成威胁了，而清廷与湘军的微妙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曾国藩
清廷与湘军的矛盾凸现出来了。1864年(同治三年)7月19日，湘军攻陷南京，曾国藩拥兵30多万，总督两江，中国半壁河山的督抚是曾氏的学生、同乡或友好，曾国藩已成为满清入关以来汉族官员中最大的权臣，就连清初的吴三桂都无法与之比拟，功高足以震主，危险随之而来。对于这一点，连勇猛善战而智谋不足的曾国荃都看出来了。曾国荃曾联合鲍超等将领试图演一出新版的逼统帅“黄袍加身”的好戏，可是，曾国荃等武将们被曾国藩喝退了，曾国藩没有理睬将领们。
很有雄才大略的湘籍名将左宗棠，当时正任浙江巡抚，他对局势也是了然于胸的，他曾有意地赠一对联给曾国藩，写着：“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看过对联后，心中有数，平生处事谨慎的湘军统帅巧妙地将对联中的“似”字改为“未”字，退还给左宗棠，左宗堂看了，心中有数。
当时，安微巡抚、湘军的水军都督，一贯处事稳妥、为人低调的彭玉麟，也忍不住对湘军的未来和他的老师的决策表示关切，他专程从天京赶往安庆，呈密信给曾国藩，寻问：“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曾国藩阅信后，将信揉成团放嘴里吞下，轻轻哼了一声：“雪琴欺我”，思考了一会儿之后，他提笔书写出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诗的意思是：依偎着高高的蓝天，观赏着辽阔大海，阳光照在海面上，浪花飞溅，如光如花，光辉灿烂，很有魅力，也很有诱惑力，但是，人该有宽阔的胸怀，胸中该能藏高山流水，能自知自悟，应心中有数，更该能有一份坚守，能有一种超然的态度，而不能轻易为诱惑所动。诗的前一句出自苏轼的《和蔡景繁题海州石室》，原诗有“坐令空山出锦绣，倚天照海花无数”等诗句；后一句出自王安石的《伯牙》，原诗曰：“千载朱弦无此悲，欲弹孤绝鬼神疑。故人舍我闭黄壤，流水高山心自知。”曾国藩将两句放在一起，表达一种从高处看世界的淡泊气度，一种超然的心境。
曾国藩 曾国荃 曾纪泽
那么，曾国藩此时的心境，真的如流水高山，真的有超然的境界吗？
如果从曾国藩的人生追求来看，他确实有对超然境界的追求，确实向往着能有“流水高山”一样的心境，但是，在当时复杂而危急的情势下，曾国藩实际上是十分着急的，他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
虽然攻克天京之后，正是曾氏兄弟最荣耀的时候，那时，他被清廷赏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他的胞弟曾国荃被赏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湘军和曾氏家族迎来了最荣光的时候，湘军众将皆沉浸于无比快乐之中，大摆酒宴，祝贺大捷。但是，曾国藩与众将不一样，他优心忡忡，他心里非常清楚：金陵被克之后，湘军与朝廷的关系已经变化，历史上，大功臣“功高震主”而落得“兔死狗烹”下场的景象历历在目，对此，他一想起来就感到不寒而栗。湘军正面临着比太平军凶恶百倍的劲敌，湘军所处的局势十分危险。
首先，曾国藩已敏感地意识到清廷对湘军早有各种防范，攻陷天京后，清军已对湘军实施了制约性的布局，长江北面，有满人的部队，已布成阵势；天京附近有僧格林沁、官文等主持军政。攻陷天京，封赏的不只是曾氏兄弟，其他文臣武将，如僧格林沁、官文、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都兴阿、富明阿、杨岳斌、彭玉麟、骆秉章、鲍超等，也都受封，而且爵位不比曾国荃低，尽管曾国荃是攻天京城的总指挥。朝廷在收买和拉拢与太平军作战的将领，为的是削弱“曾家军”。
其次，曾国藩感受到，朝廷故意在压制曾国荃，抑制其锐气。曾国荃作为进攻天京城的前线总指挥，战功第一，在攻下天京后，他立即上奏报捷，本该得到很大的嘉奖的，可是，他得到的却是朝廷的训斥。朝廷找理由指责他，说他不该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使千余太平军突围；稍后，朝廷又以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为名，指责曾国荃部军纪败坏；此外，朝廷知道湘军将战利品运回湖南，特意下旨在江西、湖北等地的长江码头设哨卡盘查，对从金陵开出的船只予以严查，抓住湘军私占战利品的把柄；还有，朝廷指派江宁将军富明阿到金陵，名为慰劳参战将士，实是对湘军进行监视。
再次，曾国藩心里非常明白，湘军与朝廷的矛盾已在激化。清王朝到了同治年间，八旗子弟已经腐化了，他们兴趣的是赌博，斗蟋蟀，放风筝，玩乐器，坐茶馆，心思不在练兵、战事上；绿营兵也营务废弛，日益腐败，改为巡防营后，已失去常备军的作用，绿营之制仅存空名。清王朝抗击太平军的主要军事力量变成了湘军，而当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被打败后，特别是天京被攻陷之后，湘军，这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有江南的行政区域作后盾的汉人军队，就成了对清王朝具有巨大的潜在威胁的“精锐之师”。让清王朝感到更可怕的是：这支军队的统帅曾国藩，总督两江，又是钦差大臣，他督办着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并有权节制四省的巡抚、提督。更有甚者，当时的江南各州府，多数巡抚、提督是曾国藩的门生、宗亲、亲戚或部下。在当时，曾国藩是清王朝军事、政治上最有权势的人，他掌控着东南半壁江山军政要务，并有权支配江南的钱粮厘金。还有，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直接掌握攻进天京的精锐部队“吉字营”，此营的兵将以曾氏的宗亲为主，战斗力极强。同时，更让清廷感到倒吸一口冷气的是：曾国藩是清王朝历史上集兵权和行政权于一身的最大权势的汉人。天京攻陷后，湘军已没有太平军这个强劲的对手，那么，强大的湘军，以谁为对手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清廷受到了潜在的最大威胁是湘军。而对于刚刚取得重大胜利的湘军，清廷会不问不管吗？清廷能高枕无忧吗？
湘军处在极度的危险境地，对此，曾国藩心里非常明白，当湘军将领在大碗酒大口肉狂喝狂吃庆祝胜利时，曾国藩却心惊胆战地面临着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面临着如何化解湘军与清廷矛盾激化之后的巨大危机，面临着如何躲避“兔死狗烹”的命运。
著名“六戒”
没有史料证明曾国藩从一开始就不想谋反，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是经过激烈的思考，艰难的选择，并经过仔细的谋划，才实施他的“急流勇退”的计划的。从后来的历史事实看，曾国藩干得非常漂亮，做得让清廷很满意，也让清廷对他很欣赏，很放心，而他却通过以退为进的策略，依然掌握中重要的权力，依然让清廷没有办法将他边缘化，他或许是史上干的最棒的成功进行“急流勇退”的军事统帅。当太平军这一只“鸟”已“尽”时，曾国藩能让湘军这一把“弓”不用“藏”起来，当洪秀全这只“兔子”死了，而曾国藩这一条清王朝的“鹰犬”，却没有被“烹”，他不但活得好好的，而且依然能掌控江南的政务，他的家族也依然是当时最强势的汉臣的家族。
那么，曾国藩是如何“急流勇退”，如何成功地化险为夷呢？
面对危机，曾国藩没有束手待毙，也没有冒险地鲁莽行动，而是及时地实施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以退求进：
第一，针对清廷最为担心的关键大事，即强悍的湘军对朝廷的威胁问题，曾国藩及时主动地上奏朝廷，请求裁撤湘军，为的是尽快消除朝廷对湘军造反的顾虑。8月15日，离天京攻陷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朝廷便准奏湘军裁军，8月21日，裁削湘军二万五千余人，留一万人守江宁，一万五千人作为城外游击之师；到第二年的3月份，守城部队仅剩两千人，城外的游击之师也所余无几。后来，当清政府命曾国藩北上去镇压捻军时，曾国藩身边只有刘松山统领的“老湘营”的少量湘军了。湘军主动裁减，让清廷吃了第一颗“定心丸”。
第二，关于金银粮饷问题，曾国藩也处理地非常巧妙。金陵城破之后，清政府狠心了，不遮掩了，城破不久，即逼令曾国藩交出金陵缴获的金银。这当然是在给湘军施加压力，同时也想从粮饷方面限制湘军继续保持强势。曾国藩对朝廷的用意心领神会，他巧妙应对：一方面，他上奏朝廷，称金陵城确无金银可以“报部拨用”，意思说：金陵城虽攻破了，但是没有发现什么金银财宝，没有办法上缴，其实，金陵城里的银两财宝，都被湘军抢了运回老家了。另一面，曾国藩在奏请裁军后没几天，就奏请停解湘军军饷。第一笔是奏请停解广东厘金，这是一笔可观的、也是湘军军饷中最可靠的开支来源，自同治元年以来，至少有120万两，供围攻金陵的军队使用。停解广东厘金，表明曾国藩有巨大的诚意。对此，清政府立即批准，谕旨让曾国藩可留其厘金三成作饷，他谢恩拒绝，进一步表诚心。第二笔，曾国藩又奏请停解江西军饷，清廷也予以批准，江西厘金改供鲍超等军。随后，第三笔，曾国藩又奏请停收湖南东征厘金，归由湖南主持征收。明眼人都能看出，曾国藩此举，是在金银钱粮上与朝廷进行默契地交换条件：朝廷给的厘金曾氏不要了，但湘军攻城后抢的宝贝，朝廷也别过问了，毕竟，湘军是冒着丢掉性命换来金银财宝的。其实，曾国藩奏请停解各处厘金，还有深意：他在向清政府表明，湘军经费很少了，要反也没有钱粮能反成了。
第三，为了让朝廷更放心，曾国藩下狠心采取了一项行动——“自断翅膀”，他费了很大力气，劝说他的九弟，围攻金陵的湘军前线总指挥曾国荃请假回家养病，同时，他下令解散了曾国荃一直带领的，湘军最精锐的部队，曾氏的嫡系部队“吉字营”。当曾国藩上奏朝廷让曾国荃回家养病时，朝廷先是假意慰劳，接着很快就准奏了，朝廷批准这位大功臣、一等侯爵、“吉字营”统帅曾国荃回家去养病。曾国藩这一措施实际上是最有力地向朝廷表明，曾家把最精锐的部队都裁掉了，无意拥兵自重，让朝廷放一百个心。
第四，曾国藩攻下天京后，及时采取修补措施，平息怨恨。当时很多人清楚，湘军进入天京后，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物与女子就抢，直杀得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这是一次惨绝人寰地屠城，是真正的生灵涂炭。为了平民怨，曾国藩在攻下金陵的几个月后，就疏通因战争毁坏的秦淮河，力图恢复昔日的繁华景象，重新举办灯会，重建部分夫子庙建筑，重建江南贡院，恢复江南会试。这些措施很有用处，一方面，曾国藩以此是向朝廷表示自己的仁德和忠心，是在为君分忧，为民办好事，另一方面，借此收买江南学子的心，让停考了好几年的科举考试恢复，举子们又有机会了，同时，曾国藩也在向商家示好，秦淮河的生意又要兴旺了，当然，还能哄民众：湘军统帅于战事之后在大做好事。
总之，曾国藩通过一系列措施，向朝廷表忠心，让朝廷放心。进入金陵几个月后，曾国藩的嫡系兵马很少了，金银粮饷也大大减少，他开始专心为朝廷治理江南，曾国藩很善意地向朝廷表明，湘军的威胁不存在了，不会有什么造反的事了。
曾国藩自己也松了一口气，这一回，他夜里可以安心睡觉了，他成功地消除了“功高盖世”局势，化解了激化的矛盾，避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同时，他还能保住高官之位，保住了曾氏家族的荣耀。此外，他还通过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等统帅的淮军，保证在朝中仍有相当的权势，并通过许多门生、部下、亲友在江南各州府任封疆大吏，而依然威名显赫。还有，他让朝廷、官员和民众看到，金陵激战之后，曾国藩立马着手恢复金陵的城市和文化建设，造成一种表象：曾国藩不仅是一位权臣，而且，更是一位好官。
可是，许多人有一个大疑问：攻陷天京之后，曾国藩具备了非常好的条件，遇到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他为什么不听他的弟弟和门生、部下的建议，抓住极好时机，来个“黄袍加身”呢？还有一个要弄明白的问题：曾国藩“急流勇退”的成功谋略和举动，有什么经验值得后人借鉴的呢？（本文比较长，分两篇，请看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