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人称四爷，曾在华县下庙街开粮店！

怀 念 父 亲（一）

作者 郭玉贤

我的父亲（大名郭志德，小名家顺，排行为四，村里人称四爷、四叔），1987年农历十月一日离世，享年80岁。父亲用毕生的心血抚养了我们，用勤劳的岁月、朴实的性格、善良的品德、忠诚的人生、勤俭的生活熏陶了我们。父亲离开我们快30年了（注：此文写于2016年），但在我的脑海里，父亲如影相随，不离不弃地跟着我。一直想写一点怀念父亲的文章，每每提笔，就肝肠寸断，流泪不止。悲痛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打湿了手中的纸，只好搁笔。

1990年作者（前左二）与家人合影

但是不写出来的日子里，眼前，一幕幕父亲的音容笑貌，又让我寝食难安。时光一日一日的过去，我已是75岁的人了，老天留给我的时间屈指可数，再不写会造成我永远的自责。矛盾复杂的心里，催促着我，强忍着悲痛，拿起笔，回忆我最敬爱的父亲。

心中的父亲 永远的伤痛

我的父亲，婚姻经历过不幸。算起来要比母亲大17岁。长大了，我才明白，父亲曾有一个贤惠的前妻和一个几岁的儿子，皆因患病，先后死亡，也是父亲年轻时情感上的伤痛。

前妻和儿子去世后，岳母认同父亲是一个大好人，就亲自为媒，为父亲续亲，得知与母亲的年龄相差悬殊，便将父亲的年龄隐瞒了许多。两边的老人都是相识的好友，相互信任，让我的父母亲结为夫妻，这是我父亲从来不愿在我跟前提起他的婚姻史。

我的父亲，他是一个胸怀大度，正义刚烈，对社会、对家庭很有责任的人。父亲以自己崇高的品德，书写了以善待人，勤俭治家的无字家训，为我的人生树立了榜样。是我全家的顶天柱、保护神。为了家，做过银匠打过铁，担着小担转过乡，种过庄稼经过商。最有幸我的孩子，佩戴过父亲情深意厚的“长命百岁”银锁和手镯等祝福物。

他的吃苦耐劳精神是众人都佩服的。最难忘的是从我开始记事起，到父亲去世的一段生涯。

原来我的父亲在下庙街租房开办了一个粮站。经营小麦、玉米、黑豆等，供应周围群众的粮食和牲口饲料需求。家里还种着祖坟里的三亩多地，除此之外，父亲在村南靠路的地方租种了村中大户郭志红的二亩地。两块地轮换种植小麦和棉花，一边经商一边劳作。我长大了跟在父亲的身后去地里采摘棉花、拾麦子，帮助父亲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

2017年腊月的下庙街道 宋朝峰摄

父亲胸怀宽阔，更加热爱新社会，热爱集体，他在经营粮店的时候，准备了一些给家里盖房的柏木木料，村里实行初级合作社时，生产队盖饲养室没有木料，父亲就把准备盖房的木料廉价给了生产队，只换了一些劳动日。统购统销时，国家号召群众多卖余粮。父亲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卖给国家，全家靠吃返销粮。在那粮食如命的日子里，我的父亲心里装的是整个国家的利益。

吃尽人生苦 难有呻吟声

1956年国家实行工商业改造，他的粮店停办了。父亲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农田耕作上。农业合作化后，按劳取酬，按每个家庭的劳动日，分粮分钱、分财物。我家的孩子多，母亲在家照管孩子，很少能下地劳动，顶多是挣点捡棉籽的工分，全家靠父亲一个人的劳动日，年底决算分红，我们家经常是透支户。这样的现状给父亲造成极大的压力，他是一个有责任担当的人，为了全家人的生活，父亲在生产队总是选择最苦最累而别人不愿干的活。

他多次被村上选做生产队的牲口饲养员。喂养着生产队里十几条牲口。不分昼夜地给牲口添草，加料，为牲口的垫圈、出圈，常常忙得顾不得回家吃饭，都是由我或母亲把饭送到饲养室。在他当饲养员期间，由于精心喂养，生产队的牲口个个膘肥体壮，曾受到过大队和公社的表扬。当饲养员工分并不多，白天黑夜共十几分工，好处是天天都有。但是父亲执着，忠诚于他的本职工作，在他担任饲养员期间，饲养员的岗位，是村干部最放心的岗位。

还有一种苦力活是打土坯（也叫打胡基）。那个时候的生产队，每年夏天都要搞墙土三换，就是生产队为了解决土地的农家肥，把群众旧房子的土墙，拆了打碎撒在地里当肥料，再用新土坯给群众把墙做好、以旧换新的胡基用量很大，都是靠人工用土打成。打胡基是一件很费气力又有技巧的苦力劳动，很少有人愿意干。打胡基的工具是一块20厘米厚、60厘米长、40厘米宽左右的青石板做垫石，一个手握木把下有60多斤重的礅柱，还有铁铣、模子等，每页胡基要用三铣土、脚踩六下、柱子墩十二下（人称三铣、六脚、十二墩），才能从模子里取出胡基，再一页一页摞起来。一页胡基，少说有十斤重。打胡基、摞胡基也是非常讲究的，打不好，摞不好都会造成倒塌，从而前功尽弃。人常说“会打不会摞不如在家坐”。摞好的胡基500页算一架，生产队按架记工，很重要的是，除记工外，每架可以补助壹斤粮。这壹斤粮在那个年代，可以算是我全家人的重要口粮补助。

这份既有技巧又是苦力的重活，因为太累太重，再强壮的身体，都会累得精疲力尽。父亲为了抚养儿女，几乎每年把生产队以旧换新的胡基承包下来。

原文来源：作者供稿《流年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