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佛教和鸠摩罗什和石榴,西域还盛产什么?

​亚历山大和乌弋山离

亚历山大大帝大概是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西方历史人物之一。无论是历史教科书还是媒体里面都时常出现他的丰功伟绩。不过,虽然他现在这么有名,古代的中国人知道他吗?你可能觉得古代资讯不发达,中国古人不可能知道亚历山大大帝,那可就太小瞧先辈了。实际上,亚历山大大帝的大名早就传入了东土,只是当时他不叫亚历山大,而是披上了另一个马甲。

公元前336年,年轻的亚历山大继承了马其顿王位,两年后,他即对波斯人统治的阿契美尼德帝国发动进攻,从此开始长达十年的东征。在东征过程中,他攻灭了波斯帝国,兵威直指中亚,甚至一度攻入印度。最后在返程途中死于巴比伦。

在东征过程中,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一系列希腊化的城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今埃及地中海岸的亚历山大港。它并不是唯一一座叫亚历山大的城市,亚历山大大帝似乎是个很自恋的人,东征过程中,他一共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七十多座城市,仅仅在中亚地区就有数座亚历山大城。这些亚历山大城的希腊语拼写为Αλεξάνδρεια。拉丁转写即为Alexandria。

亚历山大大帝相当自恋,到处建“亚历山大里亚”城。

《后汉书·西域传》里面记载了一个西域叫乌弋山离的古国:“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乌弋山离国位置在哪里?到底是什么?一直是个未解之谜,难倒古今无数学人。

近年,语言学家通过用汉语古音和外语比对,发现乌弋山离实际上就是Alexandria。乌虽然在普通话里读wu,但是在汉朝的汉语里面却是读a的。弋则是lyk,山是sren,离为re。组合在一起恰恰和Alexandria非常接近。结合描述中的其他信息,如历罽宾(今克什米尔),改名排持等信息,则可推断这个乌弋山离国大概是位于今阿富汗的Alexandria Prophthasia城。

所以,古人虽然不一定知道亚历山大其人,但是却知道他建的乌弋山离城。千万不要小看古人的眼界,事实上像这样的古代西域译名在汉语中有许许多多,只不过漫长的历史造成语音的变化让一般人看不出联系罢了。

月氏?肉氏?

遥远而神秘的西域虽然被不少中原人视作畏途,不过这世上从来不缺乏勇士。张骞就是其中一位。

张骞通西域最开始的目标是寻找月氏人以图共同进攻匈奴。他们月氏人本来在今甘肃一带游牧,后来被夙敌匈奴人击败,被迫西迁到今天伊犁河到阿姆河一带。

那么问题来了:月氏怎么读?有特别讲究的人可能会把“月”读成“肉”。可惜的是,这种讲究可是标标准准地讲究错了地方。正如把“吐蕃”读“吐波”一样,“月氏”读成“肉氏”其实是后起附会的结果。这乃是由于古代肉、月两字字型相近,后来的文人自出机杼把月当成是肉的讹写了。实际上月氏在先秦的书籍中已经出现,即当时所谓的“禺氏”。月有由肉讹来的可能,但要说禺也是肉讹来的,那就未免异想天开了。

和中原地区自古汉文化一家独大的格局不同,西域则一直是民族和文化的大熔炉。有很早就从西方迁来,属于印欧人一支的吐火罗人,也有后来迁居西域的伊朗语族人群和希腊人。东方则有匈奴人、汉人、藏人、突厥人等先后徙入。多样的民族和文化让西域的语言情况非常复杂。吐火罗语、粟特语、于阗语、回鹘语、汉语、藏语等语言的文献在西域都有发现。

也正因为如此,月氏这个词到底词源是什么,月氏人属于什么人由于资料的匮乏至今尚未有明确的说法。有说他们是吐火罗人,也有说他们是突厥人,甚至有说是羌人的。最最离奇的说法是他们和后来欧洲日耳曼哥特人有关系(月氏古音Ngodtje,和哥特稍近),这只能可备一说了。

张骞联合汉朝和月氏共同攻打匈奴的企图最终由于月氏不愿配合而失败,但是他的努力却打开了中原和西域交流的大门,随后西域物事渐渐泛入中土。在这诸多西域舶来品中,以宗教对中国的影响最为深远。

佛教和鸠摩罗什

佛教是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外来宗教。这种宗教本起源于南亚次大陆,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西域是必经之路。来自西域的高僧更是对汉传佛教的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佛”这个词源于巴利语बुद्ध(buddha),意思为“觉醒者”。这个词的汉译早期为浮屠,后来由于汉语自身音变,浮屠和buddha差得远了,就改成了佛陀。但是在汉语中最最通行的用法“佛”却并非直接来自巴利语原词,而是经过某个西域语言转手,在此过程buddha的尾巴掉了,就变成了单音节的but,进入汉语后即为“佛”。所以“佛教”这个词本身就带着点西域风情。在佛教传入内陆的过程中,西域僧人一直相当活跃,其中最能体现西域在汉传佛教中的重要性的恐怕应该是四大译经师之一的高僧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名字的含义佛教界一般说法是“童寿”的意思,该说流传甚广,但是准确性如何呢?

根据历史记载,鸠摩罗什父亲鸠摩罗炎是天竺人,母亲耆婆是龟兹王的妹妹。鸠摩罗什梵文作कुमारजीव(Kumārajīva),实际上是把鸠摩罗和耆婆拼在一起的产物。कुमार(kumārá)是王子的意思,而जीव(jīva)意为生命。译为童寿也未尝不可,但是引申为“虽是童年,而有青年的德气”恐怕就略显牵强了。

要纯粹看鸠摩罗什的经历,他恐怕是倒了八辈子霉。鸠摩罗什大师从小出家,素有盛名。结果人怕出名猪怕壮,内陆僧人僧纯、昙充从龟兹归来后对鸠摩罗什大加称赞。随后苻坚邀请鸠摩罗什入中土。鸠摩罗什不肯,苻坚就派吕光率领七万大军过去“请”他。鸠摩罗什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吕光胁迫其娶妻饮酒。后来又被姚兴掳至长安,生了两个儿子,娶了十个妓女。

《心经》多用玄奘本,但罗什本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仍予以保留。

这样的生活表面听起来虽然悲惨,但总是透着一种微妙的人生赢家感。不过鸠摩罗什对汉传佛教的影响主要并不在他传奇的人生经历,而是他对佛教经典的翻译。著名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为鸠摩罗什译经中的名句。汉传佛教界使用的《金刚经》《法华经》多用鸠摩罗什译本。虽然很多经书后来的玄奘和尚也进行了翻译,不过可能因为汉语是玄奘的母语,他翻译时反而束手束脚,不敢发挥。因此玄奘的翻译经常显得略有繁重,不如鸠摩罗什的清新自然,流传也就不那么广泛了。这真恰恰印证了“外来和尚好念经”的说法。

石榴是大伊朗的馈赠

在西域各语言族群中,伊朗语族的影响尤为重要。伊朗语族属于广义范围的印欧人的一支,现今伊朗民族分布范围并不算广阔,主要在今伊朗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一部。中国塔什库尔干县的塔吉克族也是其中一员。但是在历史上,伊朗语民族分布范围比现今大得多,西边伊拉克的两河流域原属于伊朗本部自不必说,中亚各处都有他们的踪迹。与西域其他族群相比,伊朗语民族对外交流频繁,文化程度较高。河中地区的粟特人更是在丝绸之路商贸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汉语中伊朗语族的留下的痕迹也就特别丰富。

中国蔬果种类之丰富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罕有匹敌的。甚至有说中国人的种族天赋就是种菜。但是中国很多蔬果其实是地地道道的外来户,并非中土土产,其中就有西域来的移民。

石榴是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常见水果,酸甜多汁,还可以当中药。这种水果正是伊朗人民馈赠给中国人的一大厚礼。

正如中国人不会把瓷器叫中国,在伊朗语言中,石榴普遍叫Anar之类的名字。

亚历山大死后,他东征十年的胜利果实为他人做了嫁衣,他的部下将帝国瓜分,其中靠东方的原波斯帝国故土被塞琉古一世攫取,他建立了塞琉古帝国(即中国古书中的“条支”)。塞琉古帝国建立后不久,从东北方向崛起了一支新的伊朗语民族——帕提亚人。随后帕提亚帝国不断向西进攻,最终取代了塞琉古帝国成为大伊朗的控制者。

帕提亚在中国古书称作“安息”,最早记录安息帝国的中原人正是张骞。“安息”该名来源于帕提亚帝国的开国领袖阿尔沙克(Aršak)已基本成为定论。但是阿尔沙克对中国语言的贡献可不仅仅限于少有人知的“安息”。

石榴古称“安石榴”,据《博物志》记载,该名是因为“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经归,故名安石榴”。安石国其实跟安息国就是一回事,都是对Aršak的翻译。Aršak产的榴也就成了安石榴。不过后来中国人喜欢偷懒,就把“安”给去掉了。这种以产地名命名的套路中国人可一点也不陌生,英国人正是用China来命名瓷器的,看来是拾我们老祖宗的牙慧啦。

中国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朝的史料中都有一个有趣的国家,在《魏书》中叫普岚,《大唐西域记》中作“拂懔”,《隋书》《旧唐书》称“拂菻”。这个国家其实就是东罗马帝国。

东罗马帝国也称作拜占庭帝国,但当年的东罗马人民自认为罗马正统,直接自称罗马帝国罗马人。他们的自称罗马传入古亚美尼亚语变成Հռոմ(Hṙom),该名传入大伊朗地区东部后由于方言差异再转为From,最终传入中国就成了拂菻(中古音Phiutlim),转了这么多次手,也难怪面目全非了。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有说法认为格萨尔即凯撒,岭国即罗马国,是西域故事本土化。

“光明先生”安禄山

最后隆重介绍一下中国历史上最最有名的粟特人——安禄山。安禄山发动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节点。自安史之乱后,中原王朝失去了染指西域的能力。又由于海上贸易路线的兴起,西域作为文化交汇节点的重要性也渐渐降低。这位很大程度上终结了中原西域交流的安禄山虽然名字看起来像是个汉语名字,但倘若细细推敲,便会觉得禄山二字其实颇难用汉语解。

禄山确实很有可能根本不是汉语,而是粟特语Rokhshan的转写,即为“光明”的意思。这个名字和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巴克特里亚人罗克珊娜(Roxana)刚巧是同源词。可惜“光明小姐”与亚历山大的婚姻让马其顿人大为不满,间接促成了亚历山大帝国的解体。而“光明先生”更是让唐朝生灵涂炭,由盛转衰。两位“光明”的经历应该可以让所谓人如其名的说法不攻自破了吧。

阅读链接:

季羡林:《浮屠与佛》,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年版

郑张尚芳 :《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勒内·格鲁塞: 《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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