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得见“丹枫阁”， 真假傅山案谜底终揭晓
▲渠家藏本、辽博藏本、清道光刘䬠刻石拓本
三版傅山书《丹枫阁记》
▲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嘉宾合影
▲山西渠家所藏傅山书《丹枫阁记》
▲傅山画像（1607-1684）
▲傅山题写的“丹枫阁”匾 乔家大院
▲现场展示渠家所藏傅山《丹枫阁记》
集》则选用的是辽宁省博物馆藏本。
▲1934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傅青主徵君墨迹》
到底是哪里出了错?我们将时间再倒回上个世纪。
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傅青主徵君墨迹》一书，其中收录的傅山书《丹枫阁记》的照片是拍自山西祁县一位渠姓藏家;但在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清傅山书丹枫阁记》一书，其中明确注明了此件《丹枫阁记》原作藏辽宁省博物馆，是由辽宁博物馆在1960年从北京琉璃厂购得。
▲1985年 文物出版社《清傅山书丹枫阁记》
随之也影响到此后的出版：
山西本：除了1934年商务印书馆《傅青主徵君墨迹》和2007年再版之外，还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傅山书法》、山西古籍出版社(今三晋出版社)1994年单行本《丹枫阁记》、北京荣宝斋1996年《中国书法全集·傅山卷》等。
辽博本：除了1985年文物出版社《清傅山书丹枫阁记》和2007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傅山书法全集》外，还有上海书店1993年《中国历代书法墨迹大观》、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国书迹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辽宁美术出版社2011年《历代名家法书墨迹珍品》等。
那么，已出版数十年的两件傅山书《丹枫阁记》，其中的真伪差异就没有学者发现吗?
▲林 鹏
终于在1988年，著名书法家、学者林鹏在看到文物出版社和上海商务印书馆两本《丹枫阁记》后，写出一篇《读<清傅山书丹枫阁记>》，直接指出辽博那件是赝品。“愚意以为，尚未认清此本《丹枫阁记》!”
随后文章中从墨迹的精神面貌表现，到戴廷栻本人印章，以及具体字迹比对等方面进行说明，并推翻了辽博本为抄件。此文收入林鹏的《丹崖书论》(1989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正成
▲姚国瑾
此后，时任《中国书法全集》傅山卷的主编的林鹏，与《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和副主编姚国瑾讨论，一致决定傅山卷中《丹枫阁记》釆用民间藏本。
《中国书法全集》傅山卷《丹枫阁记》注录中标记为藏于山西省博物馆，经查找《中国古代书画图目》该院条目，未见著录。后来得知林鹏90年代所见，乃是山西省博物馆的石印本。
但是，林鹏当时所看到的仅仅是两件影印品，尚未见到他所认定的商务印书馆收录的《丹枫阁记》原作!
▲《中国书法全集》傅山卷
“只是根据印刷品说话，这是很危险的。你说某件是假的，你就有责任把真的拿出来。我怎么能拿出来呢?所以心中一直不踏实。如今真迹在哪里，毫无影响，也许早已毁坏，或者流失海外，也未可知。后来，山西古籍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们，同意我的文章，把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丹枫阁记》，拿来重印，并把我的文章附在后面，发行全国。这事情就有点闹大了。不过事有凑巧，正是这件印刷品，引起了《丹枫阁记》真迹藏主的注意。”林鹏在其2002年所写《丹枫阁记》真迹发见始末中写到。
真迹藏家正是山西祁县的渠氏家族，此时的家主为渠家第二十代传人——渠川祜。渠川祜在看到文章后，派长子渠荣籙联系上林鹏，说明来意，并亲自带上原作与1934年商务印书馆为原作拍摄的照片登门相见。
“老人说，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来拍照时，他就在场。事后商务给了一幅同原作一般大的照片，老人也带来让我看，我看同印刷品一模一样。老人拿出真迹让我看，绢本，微黄，册页装，织锦封皮，高34公分，宽27公分，前后共盖有6枚小印。墨气生动，笔法自然，真迹无疑。”
▲渠家所藏 清道光刘䬠《丹枫阁记》刻石拓本
“若虚斋藏”、 “昭余渠氏珍藏”为渠仁甫印
此外另一件拓本由戴家所藏，原石藏于山西寿阳县博物馆
此外还拿出一本清道光刘䬠(雪崖)的《丹枫阁记》刻石拓本，保存完整，制作精良。与墨迹对比，除保留中间署名处的“戴廷栻”和“傅山”二名印外，其起首处真迹所含有的上下共四印皆不保留，最后“既为书之复识此于后”处，二印于墨迹重叠，也不保留，又在左下加“真山”红文小印一枚。山西本每页7行，刻石每页5行，辽博藏本每页有4行。辽博藏本只有两枚印章，分别是前后一大一小的傅山印。
这次拜访，让林鹏在其后二十年的时候里，为《丹枫阁记》正名而呼吁奔走，合集而成《丹枫阁记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出版)一书，也为今天再次看到《丹枫阁记》原作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打下铺垫。
三百年未出祁县
戴廷栻去世后，此件《丹枫阁记》被一直保存在戴氏后人手中，历经百余年风雨，戴家衰败，由渠氏家族接手珍藏，极少向外人展示。所幸的是，在经历日寇洗劫和文革抄家两次灾难后，原作依旧保存完好。
▲渠氏家族第二十一代 渠荣籙
在此次研讨会上，82岁的傅山书《丹枫阁记》祁县渠家的收藏人、渠家大院主人渠仁甫的长孙渠荣籙先生，讲述了《丹枫阁记》渠家流传史。渠家历经四代收藏着《丹枫阁记》，已有一百年的历史。
从渠家现有资料、实物以及先辈的讲述，开始收藏书画至今己历经七代二百余年。祁县渠家是明朝初年从山西长子县迁到祁县的，当初是小商小贩。从十四世渠同海“走西口”逐步致富创立家业之后就开始了收藏。
▲渠仁甫(1880—1963)
经过代代相传，到十九世祖父渠仁甫时已收藏极富。祖父渠仁甫(1880—1963)是民国初年著名的晋商和教育家。在接手管理庞大的家族产业之余，酷爱收集古籍善本、名人字画。这既有家族的积累，更有本人酷爱书法、喜读经史子集的爱好。
▲渠家藏 三希堂法帖的乾隆拓本
在碑帖、书法方面，渠仁甫收藏有乾隆御制《三希堂法帖》，《戏鱼堂临江帖》、《郁冈斋帖》、《澄清堂帖》、《滋蕙堂墨宝帖》、《淳化阁帖》、《绛帖》、《宝贤堂帖》、《敬胜斋帖》、《太原段帖》、《纪太山铭》等碑帖一百余部。
▲渠家藏 王铎书法立轴
除傅山书法外，还收藏有陈白沙、王守仁、董其昌、王铎、吴梅村、沈荃、查升、王文治、梁同书、铁保、何绍基、祁隽藻、陈鸿寿、陆润庠、吴昌硕等多位明清书法家的作品二百余件。
康熙十年（公元1671）至民国五年（公元1916）245年间《丹枫阁记》一直在祁县戴家收藏。
根据姚国瑾教授的研究，傅山书《丹枫阁记》应该是写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当年傅山65岁。也就是说戴家从1671年开始保存《丹枫阁记》。此后除刘䬠(乾隆51年—咸丰8年，公元1786—1858年，字雪崖，号寒玉)在道光年间刻《丹枫阁记》帖进入公众视野外，其它再未见《丹枫阁记》收藏或流传的记载。
▲民国五年《半可集备存》及序
直到民国五年(1916年)，叔伯曾祖父渠本翹(1862—1919年，光绪十八年进士，任内阁中书、驻日本横滨领事、山西大学堂总监、资政大夫、典礼院学士)为祁县先贤们整理出版遗著，其中包括载廷栻的《半可集》。他为《半可集备存》所作的《序》中明确写道：“从其裔孙乞得先生画像及所譔丹枫阁记，记亦侨黄书……”
这里明白无误的说清楚了两个问题，一是从1671年到1916年(民国五年)这245年间，戴家虽然在戴廷栻去世后败落，戴廷栻的收藏大多流失，但《丹枫阁记》还一直珍惜地在戴廷栻后人手中保存着。二是为了重新收集出版散落在民间的戴廷栻遗著，渠家于民国五年(1916年)从戴家后人手中得到了《丹枫阁记》。
▲渠家大院 傅山《丹枫阁》纪念展示
民国五年（1916年）到现在（2017年）一百年来《丹枫阁记》一直在祁县渠家收藏。
渠本翹在得到《丹枫阁记》后三年即去世(民国八年，1919年)，这三年中渠仁甫是怎样接手保存《丹枫阁记》的?没有记戴。
▲渠仁甫之子 渠川祜
但从《丹枫阁记》的装裱能够佐证渠仁甫在渠本翘得到《丹枫阁记》后不久就已经接手收藏。先父渠川祜在世时曾经告知，祖父对他讲过：家中的《丹枫阁记》是在民国初年装裱的，装裱所用“加重京庄雪白云龙裱绫”是祖父专门定购的。家中现存的一些书画的装裱用材和尚余存的白绫可以做证。《丹枫阁记》的装裱特征与方法，也经多位专家和装裱老师付鉴别均确认为是“民国裱”。
▲渠仁甫专用的“加重京庄雪白云龙裱绫”与《丹枫阁记》的裱绫对比
《丹枫阁记》在渠家收藏的一百年中，曾经历过两次大的灾难。
第一次是日寇的洗劫。1937年末日寇占领祁县，祖父带领全家逃难至四川成都，大量的书籍字画无法带走。根据渠川祜1938年6月17日的日记所写，逃难走后，渠家大院被日军占用，值钱东西被洗劫一空，字画也不例外，凡是木盒装的精品全部丢失。《丹枫阁记》因未特殊盛放，始得幸免。
第二次是文革抄家。1966年8月太原第四中学红卫兵抄家时(渠川祜在此校任教)，将家中所有收藏及物品悉数抄走，《丹枫阁记》也在其中。直至平反后，1978年始将查抄物资退还，虽损失颇多，但庆幸《丹枫阁记》未丢失，竟在太原四中库房中整整封存了12年。此后《丹枫阁记》一直保存在渠家，不轻易向外人展示。直至1996年看到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丹枫阁记》上林鹏的文章，拜访后，始被外界知晓。
▲研讨会现场展示的渠氏家族收藏
存疑 辽博本《丹枫阁记》
以上，是渠家这边流传有序的历史证明，那另一件辽博本《丹枫阁记》又是从何而来?现在只知道是由辽博在1960年从北京琉璃厂购得，具体藏家来源出处不知。
在林鹏发表文章后这中间差不多30年的时间，却没有发现辽博对此的公开回应。
在林鹏2002年所写《丹枫阁记》真迹发见始末中最后，有注：收藏家渠某之弟几年前到过辽宁省博物馆，提出要看《丹枫阁记》，馆方说：“我们的藏品是赝品，真迹在山西。”
▲辽博本傅山书《丹枫阁记》（局部）
从辽宁省博物馆原副馆长由智超《傅山丹枫阁记辨伪之思考》一文中得知，1996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叶喆民在《收藏家》1996年第2期)发表《傅山书丹枫阁记的鉴赏》一文，指出有一种出版物中的《丹枫阁记》为仿临之作，并以对比分析方法详解了两者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别。文中虽未直接说明仿作在何处所藏，但从提供的印刷品图版和说明文字的内容来看，此册是指辽博本。
▲辽宁省博物馆原副馆长 由智超
研讨会上，辽宁省博物馆原副馆长由智超就此谈到：“博物馆对于《丹枫阁记》的研究，实际上始终在进行。我是1997年看见叶喆民先生这篇文章的，当时就找到了杨仁恺馆长的助手刘建龙，和他详细地分析此事，后来又把馆藏的这件《丹枫阁记》重新拿出来做了研究，并向杨仁恺馆长说明了问题。最终经过研究认为，馆藏的《丹枫阁记》有问题。”
由智超认为，辽博藏《丹枫阁记》与渠家相比缺乏递藏过程，没有收藏家，也没有题跋。“特别是辅助鉴定当中有一个关于纸张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辽博的《丹枫阁记》纸张应该不够年份。另外从书法的角度上，我认为它比较缺乏生气和节奏，特别在游丝连接的部分，与渠家所藏对比，是比较牵强的。”由智超说。
▲渠家藏本 傅山文尾处的跋语
▲辽博本 傅山文尾处的跋语
▲清 刘䬠的拓印本 傅山文尾处的跋语
三版本对比 真迹揭晓
而围绕三个版本的傅山《丹枫阁记》所出现的疑点，我们可以对比出其中的差异。
布局方面，辽博藏本是每页4行;渠家藏本是每页7行;清代刘䬠的拓印本是每页5行。
再看印章，渠家藏本藏本则是盖有戴廷栻的印章，连同其他闲章共有9枚印章，其中引首章“怀古醉余觞主”在文中盖有两次;清代刘雪崖的拓印本有“戴廷栻”、“傅山”2枚印章。辽博藏本有2枚印章，分别是前后一大一小的傅山印章;
▲渠家藏本与辽博藏本 字形对比
林鹏推测，辽博本的造假者有可能是根据拓片的仿临。对比墨迹以及刻本的精神气味，渠家藏本气息连贯，笔法流畅，更具有生气。傅山乘兴而书，一气呵成，不免有写漏或写错的字。
“万一文章”四字的右旁中间又添一个小字“然”，还有后加的“由”、“廷”等字，由于字已写满整个绢面，只能在字面上盖了印，由于与字重叠，“傅山印”上面的一枚无法认清。
▲渠家藏本与辽博藏本 印章对比
此外，在渠家藏本中，傅山在书写中出现有漏字的部分，在刻本中进行了改正，但辽博本有错字出现。渠家藏本上有戴廷栻的印，而辽博本这一件在戴廷栻名下却没有图章。试想戴廷栻不给原件盖印，却给后来的抄件盖印，这是不可能的。有专家认为，辽博本《丹枫阁记》是石刻的翻版。
“通过这个会议，我们基本确定渠家所藏《丹枫阁记》为真迹，虽然它是民间收藏，并非博物馆收藏。”刘正成表示，“在我们几十年的文物鉴定工作中，认可了民间藏本，质疑了博物馆藏本，这没有多少先例。”
▲渠家大院
除《丹枫阁记》外，戴家几件藏品的流向。
祁县戴家败落之后，不少藏品都流入到祁县其他几家望族手中。傅山与丹枫阁有关的三件珍宝——《丹枫阁记》、丹枫阁图、丹枫阁匾在清中期戴家衰落后，分别被祁县当时的三大晋商——渠家、乔家、何家收藏。其中丹枫阁匾已于1953年由何家后人何晓楼捐献国家，现陈列在祁县“乔家大院”。几乎不为人知的《丹枫阁图》在乔家后人乔尚谦(1864-1927)的诗集《息影园诗存》中记为其弟乔寿泉所藏，现下落不明。此外，据《傅山全书》第二册记载，傅山为戴氏家谱所作之《序》手稿，由祁县私人收藏。
300多年来，围绕着傅山这件《丹枫阁记》的种种传奇，唏嘘感叹，今日终将落定。
作者：段维佳
编辑：陶一博
本文转载自雅昌艺术网
—《END》—
图文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