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一位能人--刘伯温
文/潘长宏
2021年3月29日
刘伯温，姓刘名基字伯温。出身浙东青田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刘基从小有着过目不忘之才。据史料记载：他曾经在一家书店中翻阅一本有关天文的书籍，翻过一遍后竟然能够背诵出来。他23岁考中进士，三年之后，刘基做了一位正八品的高安县丞，他“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所以在他心中却藏着一幅锦绣蓝图。
科举制度取决于一个人的才华，而官运则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对于官僚体制的适应能力。所以刘基的性格其实并不适合波诡云谲的官场，在他刚刚步入官场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案件，这个案子在前任官员手中已经结案，刘基拿过来一审发现是误判，他想推倒重新审理，结果却遭到了原审判官的攻击。虽然这次攻击毫无根据，但是案子却没有重新审下去，刘基被调往他处当了一名掾史。年轻气盛的他一气之下辞职不干。
官场小试牛刀就遭遇挫折的刘基。虽然辞职赋闲在家，仍是朝廷官员编制。作为进士，在官员名册上始终都有他，一旦编制有空缺，还会重新起用。
这一等过去了整整十三年。这一次，他被元廷任命为浙江儒学副提举，也就是分管教育的副主管。
1356年春，浙东方国珍举兵反元，刘基被推举为元帅府都事回处州平定方国珍叛乱。还没发兵呢，方国珍归顺了朝廷，摇身一变成为海道漕运万户，次年，方国珍又晋升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无乱可平的刘基就这样被元朝廷削夺了兵权，只好弃官返回生养他的青田故里，处于半隐退状态。刘基仰天长叹：“臣不敢负国，今无所宣力矣！”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不得不成了刘基这样的末世文人所做出的无奈选择。
刘基的出山，可以说一半是朱元璋请出来的，另一半是被当时的形势逼出来的。明朝军队占领金华等地后，为了能够迅速在浙东地区打开局面，朱元璋想尽一切办法将刘基这些有影响的浙东大族收为己用，以安抚地方人心。
朱元璋知道刘基这个人，应该是他的势力范围扩展至浙东以后的事。朱元璋是游民出身，他的知识水平是有限的，对知识界精英人物的了解也大多来自其他方面。刘基“少有英名，海内闻之”，就算朱元璋在此前不知道刘基的大名，但是怀揣着平定天下之志的朱元璋，对于人才的渴望要超出同时期的其他几路反王，他深知要实现平生之志，不能光靠自己这样的游民，必须广纳天下人才俊杰。李善长算一个，刘基也算一个。
不管怎么说，朱元璋还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贤明之主。在进入浙东前，朱元璋的人才库里已经储备了李善长、胡惟庸、汪广洋、陶安、朱升等一大批家门口的文人谋士。作为浙东一带英才荟萃之地，刘基、宋濂等人自然不会逃过朱元璋的视线。明代张萱的《西园闻见录》中记载：朱元璋刚到滁阳的时候，韩国公李善长就向他举荐浙东的名士宋濂，说他知星象经纬。宋濂却谦虚地说自己的本领远不如青田的刘基。
1359年，明军攻下处州城，刘基被强行带至南京面见朱元璋。刘基坚决不愿留下来辅佐朱元璋，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好又将其放回。朱元璋并不甘心。不久，朱元璋又派处州总制官孙炎去劝刘基出山。一次又一次派人恳请刘基出山为大明效力，自己还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劝说刘基，可刘基屡辞不就。其原因正如他的好友宋濂所说：“刘君最有名，亦豪侠负气与君类，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刘基是个重气节的君子，既然他已经做了元朝的官，那么就羞于再去做大明的官。
朱元璋攻破处州时，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刘基在家中大摆筵席，向亲朋好友陈说天象，说：“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于是与朋友叶琛、章溢应盛情之邀辅佐朱元璋。处于各种势力纵横捭阖、互争胜负之际，早已声名远播的刘基想要安安稳稳地过一种半隐半仕的生活，显然是不可能的。形势逼迫着他必须做出抉择，才能于乱世求得生存。
刘基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觉得这时已经控制家乡处州的朱元璋无疑是最为合适的投奔对象，尽管一时半会儿他还无法甩掉身上的道德枷锁。在纷扰的现实面前，道德只是挂出去用来忽悠人的羊头。此时的朱元璋，也正想尽一切办法逼迫着刘基跟自己一起上路。
刘基投奔朱元璋后，不但为其制定了长远的军事战略规划，而且以其敏锐、准确的判断力，参与指挥了许多堪称经典的战役。龙凤六年（1360年），陈友谅攻陷太平后，率舰队从采石顺流东下，直逼应天。朱元璋召集将领们商议对策。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退守钟山，这令朱元璋极为失望。
就在这关键时刻，刘基提出了诱敌深入之策。朱元璋听从刘基的建议，将陈友谅诱骗至龙湾，一举将其击溃。还是在刘基的鼓励下，朱元璋亲自领兵奇袭陈友谅的老巢。打得陈友谅携家带口逃奔武昌，结果束手就擒。像刘基这样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人才，在战争年代是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人才。但是放在和平时期，这样的人极有可能成为权力博弈者的眼中钉。
刘伯温和朱元璋的关系，在明朝建立前后曾经有过一段水乳交融的蜜月期，就像朱元璋自己所说：“三军所向，治国方略，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
然而等到帝国建立后，君是君，臣是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朱元璋用刘基参议决策多年，对其城府之深是有所忌惮的。龙湾大捷，奇袭江州，显示了刘基的过人智谋；拒绝救援安丰，将小明王别置滁州，展现了他的政治远见；至于那些传说中的占卜术，更是让刘基的头顶上环绕着一圈又一圈神秘莫测的光芒。
将这样一个人放在身旁，让他“看守”朱家的江山社稷，朱元璋又怎能高枕无忧？一直怀有戒备之心。朱元璋虽然以优厚的礼节相待，但并不信任他们；虽然授予他们官职，但并未委以重任，给予实权。
1368年，朱元璋北巡，命刘基与李善长留守京师。刘基是御史中丞兼太史令，相当于现在的监察官员。手里并没有多少实权。
刘基与李善长因涉及中书省都事李彬案。而反目。李彬是李善长的亲信，罪当诛，刘基决定要处死他。李善长上门说情无果，刘基报告给了朱元璋。朱元璋大怒，命令立刻处死李彬。李彬被处死了，李善长怀恨在心。
李善长对刘基虽有诸多不满，抱怨他为人死板，过于严肃，可是在制定治国之策时，他还是会与刘基商讨。刘基亦能一如既往，不避嫌恶，坦诚讲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就连朱元璋在刘基离开朝堂后，也发出这样的感叹：“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
1369年，朝廷立21功臣庙于鸡笼山，朱元璋亲定功臣位次，刘基居然不在其列。第二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勋爵，封公者三十人，刘基仍然被排除在外。事隔半月后，朱元璋只象征性地给刘基加封了个诚意伯，同时受封的还有汪广洋，位次、食禄都在刘基之上，可见朱元璋在对待这位诚意伯时并没有拿出十足的诚意。刘基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足足多出了十几倍。此时的刘基知道自己在朱元璋心中的位置。
1370年，李善长迎来了个人权力生涯的巅峰，掌控着大明朝的官僚权力机构。李善长虽然有些高处不胜寒，但他并没有完全被眼前的幻象冲昏了头脑。跟随朱元璋这么多年，他对朱元璋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对自己的了解。李善长深知朱元璋不会满足于做个放手撒权的太平皇帝，自己所辖的中书省威权最重，也最容易成为皇帝眼中的靶子。自己在中书丞相位置上多待一天，朱元璋就会多猜忌一天。当年太祖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十一月，大封功臣，又授刘基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石。第二年，赐刘基还归家乡。
1371年正月，李善长以“患病”为由向朱元璋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在李善长看来，自己这么重要的官员退休应该是帝国的一件大事，皇帝不应该草率对待。可令他想不到的是，朱元璋并没有与他虚伪客套，就势批准了他的请求。
李善长主动退出权力场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敏锐性极高的他已经嗅到了帝国朝堂上弥漫着的危险气息。他在自己最为风光的时候选择退出，不是真的想要放权，而是为了明哲保身。
刘基的刚正不阿。太祖因事要责罚丞相李善长，刘基劝说道：“他虽有过失，但功劳很大，威望颇高，能调和诸将。”太祖说：“他三番两次想要加害于你，你还设身处地为他着想？我想改任你为丞相。”刘基叩首说道：“这怎么行呢？更换丞相如同更换梁柱，必须用粗壮结实的大木，如用细木，房屋就会立即倒坍。”后来，李善长辞官归居，太祖想任命杨宪为丞相，杨宪平日待刘基很好，可刘基仍极力反对，说：“杨宪具备当丞相的才能，却没有做丞相的气量。为相之人，须保持像水一样平静的心情，将义理作为权衡事情的标准，而不能搀杂自己的主观意见，杨宪就做不到。”太祖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回答：“他的气量比杨宪更狭窄。”太祖接着问胡惟庸，刘基又回答道：“丞相好比驾车的马，我担心他会将马车弄翻。”太祖于是说道：“我的丞相，确实只有先生你最合适了。”刘基谢绝说：“我太疾恶如仇了，又不耐烦处理繁杂事务，如果勉强承担这一重任，恐怕要辜负皇上委托。天下何患无才，只要皇上留心物色就是了。这几个人确实不适合担任丞相之职。”后来，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因事获罪。
1375年正月下旬，刘基感染了风寒，朱元璋知道了之后，派胡惟庸带了御医去探望。御医开了药方，他照单抓药回来煎服用，觉得肚子里好像有一些不平整的石块挤压在一起，让他十分痛苦。
二月中，刘基抱病觐见朱元璋，婉转的向他禀告胡惟庸带着御医来探病，以及服食御医所开的药之后更加不适的情形。朱元璋听了之后，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些要他宽心养病的安慰话，这使刘基相当的心寒。三月下旬，已经无法自由活动的刘伯温，由刘琏陪伴，在朱元璋的特遣人员的护送下，自京师动身返乡。回家后，拒绝亲人和乡里为他找来的一切药石，只是尽可能的维持正常的饮食。
几天之后，刘基自知来日无多，找来两个儿子交代后事。交代完后事时，又让刘琏从书房拿来一本天文书，对他说：“我死后你要立刻将这本书呈给皇上，一点都不耽误；从此以后不要让我们刘家的子孙学习这门学问。”又对次子刘璟说：“为政的要领在宽柔与刚猛循环相济。如今朝廷最必须做的，是在位者尽量修养道德，法律则应该尽量简要。平日在位者若能以身做则，以道德感化群众，效果一定比刑罚要好，影响也比较深远，一旦部属或百姓犯错，也较能以仁厚的胸怀为对方设身处地的着想，所裁定的刑罚也必定能够达到公平服人和警惕人改过自新的目的；而法律若能尽量简要，让人民容易懂也容易遵守，便可以避免人民动辄得咎无所适从，又可以建立政府的公信力和仁德的优良形象，如此一来，上天便会更加佑我朝永命万年。”最后于农历四月十六卒于故里，享年六十五岁。六月，葬于乡中夏中之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