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国文教育》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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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都比较简单，缺少书的基本信息，补充如下：
【目录】
1 学务纲要：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1904）
《学务纲要》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文件。“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一节清楚地表明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大学语文就是与中小学语文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重要课程。
2 林传甲：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节选）（1905）
“大学预科国文”是“大一国文”的前身，林传甲《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是为优级师范科编写的“大学预科国文”性质教材。这是最早的一种大学语文教材，却为“中国文学史”这个标题所误。
3 唐文治：《国文大义》附录“交通部公函”（1913）
唐文治函交通部转送教育部的《高等国文讲义》，是为南洋公学编写的大学国文教材。附函痛陈国文教育之重要，“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此语最为痛切。
4 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1918）
此文为应用文写作的名篇，实际上它还是北京大学预科国文的一篇教学实验报告，很可能还是中国最早的一篇大学语文论文。报告在文学革命的背景上提出大学国文应以应用文教授为主，非常耐人寻味。
5 刘其宣：论理化博物两部预科皆有国文科（1919）
这是笔者所见最早一篇研究大学国文与具体专业学习关系的论文，文章以为居今日而从事理化博物，则文字之用为尤急。作者只是一年级学生，然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6 汪鸾翔：我对于国文改良的意见（1920）
一个旧学新学俱佳的教师，一个享有盛誉的清华校歌作者，作为国文教师却不被尊重。此种怪事延续百年，今已司空见惯，莫非今天我们还要“以儒为戏”？
7 梁实秋：国文堂秩序纷乱的真因（两篇）（1922）
清华是用庚子赔款举办的一所旅美预备学校，重英文轻国文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今天许多并非“旅美预备”性质的学校，国文教学为何也成问题？此中的“真因”又是什么？读这两篇文，不知能否有所启发。
8 王造时：提高清华国文程度（1922）
当年清华国文问题的讨论，颇似今日大学语文热议。本文提出的“人的问题”“课程问题”等六条意见，今天仍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作者另一篇《教授国文的我见》也值得一读。
9 《清华周刊》编辑部：清华学生国学调查（1924）
上世纪20年代初，清华学生围绕国文课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本文就是一份总结性调查报告。这是民国时期最详细的一份大学国文调查报告，无论是调查的方法还是报告的内容，都值得今天再学习。
10 王信吾：我校的国文问题（1925）
南洋公学是一所工科大学，此文对国文课的定位：国文不是美术，国文不是古玩，国文不是贵族阶级的衣裳；国文应是适用的、科学的、救国的、平民的——这些见解很值得今天理工科大学借鉴。
11 陈柱尊：本校应增设基本国文（1930）
这是一则重要历史资料，说明在上世纪30年代，不但有大一国文，还有大二国文、大三国文。所以“基本国文”这个叫法要比“大一国文”更加准确一些，当年也很普遍。
12 孙俍工：从中学底国文说到大学底国文（1931）
这是一篇大中衔接的研究文章。文章认为一个学生，从中学到大学对于国文应有一个完全的有系统的认识与理解，并提出了从中学起到大学止国文教材应该怎样联络与支配的具体方案。
13 周作人：杨柳（1935）
作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作者把新文学精神带到国文教学中，反对学生做滥调古文，主张贴近生活，认为赋得杨柳就是好题目。同时还提出国文不是国学，不要弄到哲学和文学史的范围里去。
14 吕思勉：论基本国文（1938）
本文认为“较后的语文，其根原，都在较早时期的语文之内”，故“大一国文”当学习“基本”的国文，如先秦西汉时期的经、子和《史》《汉》及唐以后的八大家之说等。
15 郭绍虞：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节选）（1939）
此文包括《近代文编》和《学文示例》两种大学国文教材的两篇序文，专讲这两种教材的编写旨趣。这旨趣后来还扩大为一本专著——《语文通论》，几乎可以成为谈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理念的专著。
16 胡山源：论大学一年级国文（1939）
这是最早把“大一国文”放在部颁大学科目表框架背景上进行讨论的文章，由此奠定了其后整个40年代“大一国文”讨论的基本格局。
17 叶圣陶：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1940）
本文认为“大学一年级普遍添设国文课程，是民国二十七年度开始的”，添设的原因是“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本文还认为“大学一年级，除了国文系，本来没有国文课程”。这两个判断都很值得商榷。
18 钱基博：依据湘学先辈之治学方法以说明本院之一年级国文教学（1941）
这是一篇“大一国文”始业课讲话。本文为我们示范了什么叫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同时也示范了如何进行大学语文课始业教育。
19 黎锦熙：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1942）
大学国文之统筹，即统编教材与补充教材之统筹，大中小学国文教材之统筹，亦即今日“大中衔接”之思想。大学国文之救济，分根救、补救、抢救。这些思想和措施对今天大学语文很有启发。
20 魏建功：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1942）
本文做了大量统计，结论是：各校“大一国文”教材选篇没有统一标准，所以很有必要搞一个部颁“大一国文选目”，至于这个“选目”仍不适用，那是因为取消大学预科导致大学一年级生国文程度低落。
21 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1942）
本文认为“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大学国文就应悬训练阅读和写作两种能力为标准”，并据此对部颁“大一国文选目”提出质疑。
22 朱自清：论大学国文选目（1942）
本文为部颁“大一国文选目”辩护，认为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所以教材只能是“重古”的，至于语体文，可以在课外阅读弥补。这样的辩护并不符合作者一贯立场。
23 魏建功：答朱孟实先生论大一国文教材兼及国文教学问题（1942）
本文回应朱光潜的批评，认为大学国文形式方面主要的是语文训练，内容方面则是中国学术思想和中国文学，重内容就必须多选文言文——以此为部颁“大一国文选目”辩解。
24 阮真：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1942）
本文也不赞成部颁“大一国文选目”，认为部定教材标准过高，绝对不适合于学生实际程度。文章认为大学基本国文应读写结合，并提出“作文法的读法教学法”，即“以教作文之观点教读文，以教读文之依据教作文”。
25 姜亮夫：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私议（1942）
文章指出“大学一年的国文，目的是在训练学生能去自己读中国文化中所必读的书，能写清顺的文章，都是偏于工具技术的训练”，至于“思想训练，也已有'论理学’'哲学’等科目负责”。
26 杨振声：新文学在大学里（1944）
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大学采用复古倾向的“部定”大学国文教材，作者以此文向教育部叫板，替大学生们喊出“他们不能”！文章把“大一国文”纳入“新文学进大学”的宏观框架，引起广泛关注。
27 丁易：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1946）
《国文月刊》39期、41期先后发表了丁易的《论大学国文系》和《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两篇文章本无直接的联系，但在“新文艺进大学”的讨论中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从此两大主题合二为一了。
28 李镜池：谈大学国文教学问题（1947）
本文认为国文一科是语文训练的学科，教材系统须以语文训练为中心，国文科不是文学史，不是文学概论，不是学术史，文化史，更不是道德伦理学。本文以此立论，评介了当时流行的三种“大一国文”教材。
29 叶竞耕：文言文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训练价值（1947）
本文是第一篇似乎也是唯一一篇在标题上出现“大学语文”的民国论文，虽然可能只是“大学/语文教学”的意思，还不能算是正式的学科命名，但也隐约透露出从民国“大一国文”向日后“大学语文”转变的消息。
30 邱椿：大一国文的价值之检讨(1948年)
本文概述了人们对“大一国文”价值的看法。作者看似述而不作，实际在四种价值的排序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大一国文”的价值依次为：社会的道德的价值、审美的娱乐的价值、实用的职业的价值、形式陶冶的价值。
31 徐中玉：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1948）
徐中玉是民国“大一国文”最后一位研究者，三十年后又成为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的倡导者，并在其后三十年里成为大学语文的领军人物。徐中玉的存在证明了民国“大一国文”和今天大学语文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32 余冠英：关于大一国文教材的讨论（1948）
本文以清华“大一国文”教材为个案，总结了民国时期关于“大一国文”教材的讨论，结论是文言文语体文应该兼顾，最好能有文言语体两套教材。
【几点说明】
1.关于书名
本书原名“民国大一国文资料研究”，这也是一个符合书中内容的名称，但是没有获批，原因我想是这些年的“民国热”有些过头，需要降温，这是对的。但所谓“民国热”其实主要集中于中小学国文，大学国文除了重印了几种教材外，研究性的著作一种也没有，所以我这本书是在近年“民国热”中，乃至在百年中国语文中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大学国文教育研究性的专著。改成现在这个书名，也不算太离谱，只是“现代大学国文教育”这个名称可能会有歧义，“大学国文”是一门公共必修课，而“现代大学国文教育”则可能被理解为“现代大学／国文教育”，那范围就大了。读者还须作狭义解。
2.关于注释和参考文献
本书有275条注解，260篇文献目录，这对于大学语文教师和研究者是很有用的，我从事大学语文教学和研究几十年，深知这些信息的重要，写论文时往往为了一条注释的出处要费很大的功夫，所以本书注释尽量详细，尽量采用第一出处，并写明时间和页码，既指明了查阅原始资料的路径，即使找不到这些原始材料，也可以方便地引用。试举几例：
汪鸾翔《我对于国文改良的意见》中的一句话：“彼时主战的就是军机大臣翁同龢，主和的就是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战的固不察敌情，主和的竟以儒为戏。”
注：《礼记·儒行》记载，孔子向鲁哀公解释什么是真正的儒者，哀公听后肃然起敬，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敢“以儒为戏”（拿儒者开玩笑）了。汪鸾翔说主和的李鸿章“以儒为戏”，具体不知所指，但是左宗棠在光绪初年的通信中，多次批评李鸿章这类“自负深知洋务者”“号称洞悉夷情者”，把西学当作儒者所当学之学，把艺事当作儒者所当习之事，这是“以儒为戏”。（郑剑顺《论洋务官员的人才观》，《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1期，第95页。）
郭绍虞《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中的一条注：
高亨《大学一年级国文教材之商榷》（《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4期）篇中也有同样表述，说：“大学一年级国文教材，向者漫无标准，或由教者自由选授，此人自为政也；或一校自辑教本，此校自为政也。”这应该是民国“大一国文”的普遍现状。
阮真《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中的一条注：
指1939年的高等考试，考试结果发榜，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沈士远对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考生“国文之技术极劣，思路不清”，于是舆论哗然，引发一场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讨论。按：高等考试不是今天的高考，很多研究文章都误以为高考，实际是招收大学毕业生的公务员（官吏）考试。
李镜池《谈大学国文教学问题》中的一条注：
指叶圣陶《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和朱自清《论大学国文选目》两篇文章，前者发表于《中等教育季刊》2卷1期(1942年1月)，又刊《国文月刊》第15期，见年谱；后者发表于《高等教育季刊》2卷3期（1942年9月），后又收入与叶圣陶合著的《国文教学》（开明书店1945年4月），收集时改题《论大学国文选目》，见年谱。（注：“年谱”在导读中有介绍）
我的上一本《母语高等教育研究》就有这个特点，那本书有525条注释，可以为老师们的论文写作提供丰富的资料，不知大家是否注意。现在我正开始写《大学语文课程论》和《大学语文教育史》，我将一如既往地重视这个问题。
3.关于导读
每篇论文后面的“导读”我是当论文来写的，起码也是撰写论文的半成品，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拿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一篇做试验，这似是一篇最耳熟能详又平淡无奇的文章，我从“大一国文”的研究视角收集材料，写成论文，被《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6期采用，证明这些“导读”提供的文字不但可写成一般期刊论文，还能写成《文艺理论研究》期刊那种级别的论文。我因为紧接着开始写作《大学语文课程论》和《大学语文教育史》，没有时间精力写这些论文，大学语文同行们都可以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