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刊稿（7）匡亚明：大学语文学科理论设计师

1978年，经历了“文革”冲击刚刚复出的匡亚明校长率先在南京大学恢复大学语文课，并把它列为全校文理科各系学生的共同必修课。在南大影响下，全国各类高校都陆续开设了大学语文课，不久还成立了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匡老当选为名誉会长。为了正确为大学语文定位，指导大学语文健康发展，从1981年到1990年这10年间，匡老发表了不少专题文章，主要有：

1981年，全国协作本《大学语文》序言

1986年，《大学语文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与徐中玉、侯镜昶联名，《文汇报》3月9日）

1989年，《语文教育与思想文化素质》（为军队院校《大学语文教程》作序）

1989年，《实用大学语文词典丛书》序

1990年，为贾平年主编《大学语文》作序

1990年，“大学语文”的积极作用（第四届全国年会书面发言）

1990年，开设大学语文课有更高更深远的意义（给徐中玉的信，10月16日）

1990年，大学设语文课含义深刻（《群言》第11期）

这些文章集中阐述了大学开设语文课的意义，并对大学语文的学科性质作了科学定位，假如当初我们都能好好学习领会这些文章精神，那么大学语文30年的历程也许会减少许多“尴尬”与“边缘化”的波折；假如今天我们能重新学习这些重要文章，那么也定会有“亡羊补牢”的功效。

一、大学语文要对学生进行优秀文化素质教育

在1981年版的《大学语文》序言中以及1986年的《大学语文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的文章中，匡亚明集中论述了大学语文的文化素质教育作用，他说：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表现在语文材料中数量最多，最集中，通过语文教学，教师应进一步把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传授给学生。并举例说：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辛弃疾的《水龙吟》等，以及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孔子、孟子、庄子、荀子等的作品反映的哲学思想，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给人精神上的高级享受，这些都应该成为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

三十多年来，大学语文在这一方面很好地执行了匡亚明的指示。在中小学一些教材中出现“去中国化”的不良倾向时，大学语文可以说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出过问题，甚至连匡老例举的这些篇目，也从来没有过时。 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等，都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

二、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学科

1986年3月9日，匡老和徐中玉、侯镜昶联名在《文汇报》发表《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对大学语文的学科性质作了科学的界定。文章说：

大学语文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包含文、史、哲、经、政等有关内容，但又不等同于这些学科。例如大学语文必须选修一些代表性文学作品（如诗、词、散文等），但又不同于文学课。因为它不专门去探究文学课必须探究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艺创作等等，主要只在于培养和提高应用文字作为表达思想工具的能力以及对文艺作品的欣赏能力。

边缘学科又称交叉学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而在学科间的边缘地带形成的新的独立学科，这是上世纪8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关注80年代文化热现象的匡老很敏锐地发现这一概念的意义，并用之于大学语文学科。大学语文的边缘渗透进了文、史、哲、经、政等学科，但是它们只是交叉关系，不能真的把大学语文上成历史课、哲学课、政治课，上成文学课、文学史课、文学理论课、文学创作课——匡老预先所提醒我们的，难道不正是重开大学语文课三十年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吗？高校开课是严格遵循教育规律的，一门课程长期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找不到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独当其任的“任”，而是总上成别的什么课，最终一定会被取消的。

后来，匡老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再次提醒我们：

就我所知也有这样两种偏向：一种是把大学语文课改成应用写作课，诸如科技写作、经济文书写作、法律文书写作、公文写作、毕业论文写作等等，另一种是把大学语文课改成美学课、美育课或单纯的文学欣赏课。这两种做法的结果，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大学语文。”（为贾平年主编《大学语文》作序，1990年）

这里匡老并没有一般地反对应用写作，而是要我们牢牢把握大学语文公共基础课的定位，不要上成专业应用写作课。至于上成美学课、美育课、文学欣赏课这些一般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的课程，这不正是直至今日也仍在普遍发生的事情吗？这就是导致一些高校取消大学语文课，或者必修改选修的内在原因。我们不应一味抱怨大学语文遭遇“尴尬”和“边缘化”，季孙之忧在于萧墙之内呀！

三、大学语文的工具性

大学语文（以及整个语文课）是一门非常独特的学科，它不但和文、史、哲、经、政等学科交叉，而且和母语教育、素质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乃至整个人生交叉，正如教育部发言人在回答大学语文问题时说：“世界有多大，语文就有多大；人生有多长，语文就有多长”。

当然，这里使用“交叉”一词并不十分妥当，更准确一些，还是回到叶圣陶等语文教育家所主张的说法：语文是一门工具课，它是学习文、史、哲、经、政等学科的工具，也是母语教育、素质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的工具。有些人不喜欢谈论工具，好像一谈语文的工具性，就是不要人文性，这种把人文性和工具性对立起来的思想，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的表现。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匡亚明，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不惧怕工具论的，早在1981年，他在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扩大理事会及大学语文教材定稿会上的讲话（后来这些讲话整理成1981年版《大学语文》序言）中，他就开宗明义地说：

大学里开设语文课，意义重大。马克思曾经说过，掌握一种语言，就等于掌握一项武器。现在很多大学生，语文水平较低。试问，连祖国语文这一基本武器都不能掌握，如何能正确地理解科学知识和完善地表达科研成果？语文教师的光荣任务，首先就是要使大学生能普遍掌握这一打开科学领域大门的基本武器。

这里“武器”一词，等同于“工具”。后来1989年，匡老在《实用大学语文词典丛书》的序中就说的更直截了当，他说：“语文是各学科所必须具备的共同工具”。同年，他又为军队院校《大学语文教程》作序：

作为军队院校的一名大学生，不论学哪一种专业，也不论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都应该学好语文课。因为语文是一切科学文化的基础，也是从事各项工作最基本的工具。

而接下去的一句话就更重要了：

事实证明，一个人的语文基础，不仅关系到他的理解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而且关系到他的思维能力和道德情操。

这就讲清楚了语文课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关系。

总之，语文学科不同于一般边缘学科，它不是和个别的学科交叉，而是和所有学科发生交叉，它作为一门工具课，为所有学科的学习提供工具，同时又凭借这些学科的内容不断充实自身。这里所说的“所有学科”，也包括通常说的素质教育、母语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的学科，它们都要用到语文这个工具，所以，有的人宣称要用大学文学、大学人文取代大学语文，有的学校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难道我50门课程不能取代你大学语文吗？”或者辩解说：“母语教育不只是大学语文，将大学语文转为选修课，并不等于弱化母语教育”——这样的说法和作法都完全不合逻辑，没有了语文这个工具，不论是素质教育学科还是通识教育学科，所有的学科都会受到损失。

四、一点不足和一点建议

说大学语文是一门边缘学科，可以说明它和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但是“边缘学科”的概念还有一层特定的涵义，即它是两个或几个固有学科发生交叉后生成的新的学科，这一点似乎用不到大学语文这门学科上，所以匡老说大学语文是“一门新兴学科”，仍似可商榷。

中国现代学制体系始于1904年的“癸卯学制”，这也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的起点。大学语文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就有的一门课，是和小学语文、中学语文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学科。要证明这一点，需要一点名实之辩，就是大学语文这门课在清末民初叫做“大学预科国文”，在民国时期叫做“大一国文”，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大陆高校重开这门课时才叫“大学语文”。而且，即使在大陆高校中断大学语文的那段时间，港台高校也仍然有“大一国文”这门课，从两岸三地一个中国的原则看问题，应该说是大学语文是中国百年不堕的一门独立学科，而不是后起的“新兴学科”。

当然，匡亚明主要是一个革命家、教育家，而不是具体的语文学科专家，他提出“边缘学科”理论，从逻辑上论证大学语文应是一门独立学科，这已是很大的贡献。假如我们能把匡老的逻辑论证和我们的历史论证结合起来，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那么大学语文的学科理论就更加完善了。当然，即使这样，也还只是粗线条的论证，大学语文究竟如何处理好与其他学科交叉的问题，还有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甚至可以说，真正的研究还没有开始，因为至今我们还没有完成《大学语文教育史》《大学语文教育学》《大学语文课程论》这样的学科理论专著，而这是任何成熟学科都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大学语文应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还不能说大学语文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仍然有必要研究匡亚明。

（2016年3月投《人民日报》海外版，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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