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论修身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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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开始,儒学便十分注重修身,而修身过程又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儒学中的重要人物,荀子也延续了将修身与“学”相联系的传统。众所周知,《论语》的首篇为《学而》,其中开宗明义便突出了“学”,《荀子》的第一篇则是《劝学》,其中首先提到的,也是“学”。这一篇章结构上的相近性,或有其历史的缘由,但从思想的衍化看,其中无疑展示了对“学”的注重。概要而言,荀子论“学”的内在之旨,是“学”以成人、“积”以成“圣”。

从具体的修身过程看,问题首先涉及性与情的关系。在人之情这一层面上,荀子着重从自然的层面考察人的存在:“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荀子?荣辱》)希望吃得好一点,穿得华丽一些,出行有车,财富有余,这是人之常情。以上均属感性、物质层面的追求,在这一层面上,人的本性有相近之处。这里的“人之情”,同时表现为人的自然之性。人之情趋同,意味着人的自然之性具有普遍性。

然而,人之情与人的实际选择往往并不一致,荀子对此作了比较具体的考察。尽管按“人之情”,人总是追求感性欲望的满足,然而,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一般人都不敢仅仅顺乎本然的欲望。在荀子看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能够对自身欲望加以抑制:“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荀子?荣辱》)这里包含两个方面,其一,自然意义上的情和欲本身可以抑制,其二,人具有抑制这种情和欲的能力。尽管人可能拥有很多可供消费的资源,这些资源也足以满足口腹、服饰、出行等很多方面的消费需要,但是人却往往不敢放手使用,而是有所节制。这种节制首先与“虑”相联系,所谓“长虑顾后”,即前思后量,便表明了这一点。这一意义上的“虑”,主要表现为理性的思虑:从长计议、考虑未来可能的后果等等,这都是理性思考的具体表现。按荀子的理解,自然意义上的欲望和前思后量意义上的理性思虑在人身上兼而有之。正是理性的思虑,使人超越了单纯的感性欲求,趋向于更为合理的取舍。

对荀子而言,人固然有自发的情与欲,但人之为人的更根本的特点,体现于自觉的理性活动以及对理性规范的把握和依循,人与人之间的分别,也体现于对理性规范的不同理解。从可能性上说,以上能力凡人都可具有,但从现实性来说,它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自然而然地达到的,其形成离不开人本身的修为和涵养,君子即表现为能够自觉从事以上涵养的人格,所谓“非孰修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荀子?荣辱》),即表明了这一点。它既表明真正将理性的思虑放在主导地位并不是一种很容易的事情,也将自觉“修为”视为形成理性能力的前提。

人的自然之性层面的规定,具有本然性质,然而,在后天的发展中,人究竟成为何种人,并不仅仅取决于人的本然规定,而是关乎“注错习俗之所积”(《荀子?荣辱》)。“注错”即习行,它与广义的“学”相联系,事实上,儒家所说的“学”,即以习行为具体的内容。“习俗”则涉及广义上的环境。个体成为什么样的人,既受到所处环境的制约,也与自身的习行无法分离;不同的习俗与习行交互作用,规定着人的发展方向(成就什么样的人)。在荀子看来,与“学”的过程性相应,二者的这种互动,也表现为一个过程:“注错习俗之所积”中的“积”,便突出了过程性。注重个体习行的过程性,是荀子一以贯之的观点,按荀子的理解,正是在环境影响和人自身努力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人逐渐形成了尧、禹或桀、跖等不同的人格形态。

不同的人格形态,对人的生存形态具有不同的意义。一般而言,正面的人格会得到肯定的价值评价,负面的人格则相反。然而,为什么人们往往未能致力于前者?荀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为尧、禹则常安荣,为桀、跖则常危辱;为尧、禹则常愉佚,为工匠农贾则常烦劳。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也?曰:陋也。”(《荀子?荣辱》)这里着重从“陋”的角度分析形成以上现象的根源。何为“陋”?在《修身》篇中,荀子对此有一扼要的解释:“少见曰陋”。“少见”即孤陋寡闻,其特点在于视野受到限制,所知非常有限,从认识论上说,也就是在把握自己和把握世界这两个方面都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正是这种“陋”导致了人在生存过程中做出不当的选择。由“陋”而考察价值取向上的偏颇,从其整个思想系统看,从认识论上追溯人何以在知行过程中出现偏差,构成了荀子一以贯之的观念。在《解蔽》篇中,荀子便从认识论的层面,分析了各种片面性(蔽)产生的根源。“陋”和“蔽”有相通之处,都属于人在认识过程中的限定。与“陋”相对的是个体自身的努力,所谓“起于变故,成乎修为”,既包括前面提及的理性思虑(长虑后顾),也表现为个体自身的习行,前者意味着通过对世界和人自身认识的深化以克服“陋”;后者则意味着通过习行过程的展开以积善而成圣,二者的共同指向则是人格的完美。

通过习行与习俗的互动而修身以成就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涉及多重因素。就外部条件而言,既有必然的规定,也有偶然的因素;从个体的作用看,其方式也具有多样性。在考察人的习行过程时,荀子一方面将自我本身的力量放在重要位置,另一方面通过“人与我”,“人与天”或“人与命”的比照,突显了这一过程所涉及的多重因素,而超越自然之性、走向圣人之境的过程,也由此呈现了其具体性。

(作者:杨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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