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夫人朱霖回忆录 | 任职法兰西（一）
作者简介
朱霖（1920.2-2021.4.12）原名文佩卿，山西省孝义市司马村人，抗日女战士，黄镇同志夫人；曾任外交部政治部原副主任、部纪委副书记，新中国第一代大使夫人。
法国的“中国热”
1954年6月19日，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和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中国大使馆第一次交谈两国建交问题。
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1958年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意同新中国发展关系，我国也希望突破美国的阻挠，同更多的西欧国家交往。但在当时，法国政府仍在对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而我们必须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直至最后的胜利。因此，中法建交问题不可能提上日程。
1962年2月，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签署《埃维昂协议》，结束了战争，中法发展关系的障碍已不存在。
1963年10月，周恩来会见戴高乐总统特使、法国前总理富尔(中)，商谈两国建交问题。
1963年10月，戴高乐将军派出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先生到中国来商谈两国关系问题，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同富尔先生进行了会谈，双方强调了两国之间的共同点，认为建交时机已经成熟。
后来，双方代表在瑞士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达成协议，于1964年1月27日发表了建交公报。黄镇同志被任命为首任驻法大使。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被迫撤离。我国驻法使馆临时代办宋之光同志迅即到达巴黎。
1964年5月28日,法国驻中国首任大使吕西恩·佩耶(右三)抵达北京。(资料图片)
戴高乐总统同新中国建交的决策受到国内朝野的支持和拥护，在法国顿时兴起一股“中国热”，充分显示了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热烈友好的情谊。我们，新中国派往巴黎的第一批外交人员，就首先成了这种热情的直接感受者，所到之处，备受欢迎。
我们走在街上，常有人对我们点头微笑。我们问路时，他们总是热情指点。我们参加招待会时，法国朋友和各国外交使节都主动来和我们交谈。有的人和我们并不相识，作自我介绍，表示希望和我们谈谈。
他们问这问那，我们尽量给予详尽回答，为此常常要长时间地站立。黄镇同志后来为此患了位置性低血压。医生说：“你不能老站着不动，稍微走一走就好了。”黄镇同志说：“在那样的场合，我没有办法走动，一个接着一个围上来，争着和我们谈话。他们太热情了，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嘛！”
1965年春，黄镇大使和夫人朱霖参加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影片《铁道游击队》在法国的首映式。
有一次，法国文化界为放映反法西斯影片《铁道游击队》隆重举行开幕式，我们夫妇应邀参加。第二天，法国报纸上刊登了一张很大的照片，是我们进电影院时记者俯拍下来的，来宾们穿着盛装，我们两人正在人群中间。
报纸上报道了《铁道游击队》的首映式如何热烈、有多少重要人物参加等等，然后突出写道：“在珍珠宝石成河的外交界，中国大使夫妇，男不戴勋章，女不戴首饰，表现了新中国外交人员的风格。”显然，法国人对我们的风格是赞赏的。
1964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向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递交国书后合影。
许多法国朋友，为了解新中国情况，经常到使馆文化处索阅书报杂志。能应邀到中国使馆作客，对于他们是一种殊荣。他们对中国饭菜的美味赞不绝口，饭后有的表示希望要一双筷子留作纪念。我们当然高兴满足他们的要求。
两国建交以后，友好来往迅猛发展，以杜近芳为主要演员的京剧艺术团、以人民代表夏菊花为主要演员的杂技艺术团参加巴黎博览会的中国展览馆等大型活动，都曾在巴黎轰动一时，掀起一阵阵“中国热”的高潮。
法国人很爱艺术，也很能欣赏艺术。中国的艺术表演使很多法国人为之倾倒。门票早已抢购一空，中国使馆的请柬成为无价之宝。按照法国的惯例，艺术表演一般不普遍邀请高级官员出席。杂技团访问演出时，我只以个人名义给外长夫人等发了请柬，欢迎她们带孩子去剧场观看。结果，外长顾夫·德姆维尔不请自来，和全家人一起坐在观众席上，还有其他官员夫人和孩子也来了。这种情况在巴黎是罕见的。每晚演出结束后，热情的观众蜂拥而上，要求演员签名留念。那种动人的场面，至今令人难忘。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科研人员在核试验现场快速投入工作。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举世瞩目，也轰动了巴黎，又一次掀起“中国热”的高潮。
那天听完广播，全馆同志都欢呼起来。正好当晚我们有外交活动，车到凯旋门时因为太拥挤，开得很慢，我们的车挂着中国国旗十分显眼。只见路人都以惊奇敬佩的眼光看着我们，有的人开着车挤过来，把头伸出车外，说声“祝贺你们！”有的人下了汽车，趴到我们车窗上表示祝贺，并说：“中国真了不起！”有的人在人行道上，离我们的汽车很远，就伸出大拇指，表示对我们的敬佩之情。
参加完外交活动回到官邸门口，简直进不了门，记者都围了上来，要中国大使发表谈话。进门后，电话不断，都是来询问情况或表示祝贺的。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天天收到许多贺电、贺信。为此，使馆曾指定专人处理这些函电。
法国的“中国热”经久不衰，我们置身其中，深受感动。这股“中国热”，为我们使馆开展对外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
巴黎第一课
离开北京以前，很多同志对我说：“巴黎是西方世界的花都啊！”言下之意是“使馆内部要注意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1966年，朱霖夫妇在法国
是的，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我决定通过阅读资料、听取介绍和组织参观访问，让同志们了解全面情况，然后自己作出判断，以增强识别能力和拒腐蚀的能力。
中法建交前，在巴黎已有新华分社，由杨效农同志负责。他们工作很努力，交了很多朋友，对法国情况非常了解。他们用生动具体的事例，把法国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社会情况给我们作了详尽的介绍，使大家对法国首先有了一个理性上的认识：法国是欧洲的文明古国，人民富有革命传统，现代经济发达，生活水平较高，但是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突出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阴暗、腐朽的本质。接着，我们就组织同志们游览、参观、访问，使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互相补充，逐步深化。
我们游览了巴黎市容和名胜古迹，如：凯旋门和大军路，当年拿破仑率领军队威风凛凛从这里穿行而过；香榭丽舍大街，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经常坐着马车在这条大街上来去；巴黎圣母院，建筑风格是集宏伟与优雅于一身；埃菲尔铁塔，巴黎的标志，世界最高的建筑物之一；卢浮宫、蜡人馆、凡尔赛宫、枫丹白露等展馆中珍贵的古典名画、雕塑艺术，更令人赞叹不已。
在枫丹白露，我们看到许多中国的文物，讲解员对其他观众说，这是中国皇帝送给法国的礼物，但是他坦率地告诉我们：“这是从中国抢来的。”这些宝贵的文物，在中国故宫也很难看到。我们的同志不禁想到旧中国遭受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历史，心头蒙上一层阴影。
巴黎公社墙，拉雪兹神父公墓（图片来源：中山路井斯塔）
我们瞻仰了法国革命历史遗迹，如巴士底狱广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祥地；蒙马特尔高地，巴黎公社的摇篮；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巴黎公社墙，社员们坚持斗争的最后阵地，也就是他们壮烈牺牲后的葬身场。法国的许多名人如加香、巴尔扎克以及已故的法共领袖们也都埋葬在这里，因此经常有人来献鲜花。看到这庄严肃穆的墓地，使我们又一次受到巴黎公社革命精神的激励。
我们也参观了巴黎社会的底层。当时，巴黎近郊就有好几处贫民窟，一辆破汽车住一户人家，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居民衣衫褴褛，和中国旧社会的乞丐差不多。
位于巴黎西北郊北上的塞纳河左岸的阿涅镇有座百年历史的狗墓园。
我们还参观了一处狗坟。资产阶级爱养狗，狗活着时，吃的是罐头食品，冬天穿的是羊毛线背心，被主人牵着玩耍；死了，也要体面地安葬。于是狗坟应运而生。
我们参观的狗坟，像一座小花园，一排排的坟墓，比有些人的墓地还要排场。不少墓前竖了大理石碑，上面刻着碑文，叙述这条狗的生平，表达主人对它的深情。
有的说，他的爱狗陪伴了他多少年，现在花钱租这块地埋葬它，以示纪念。有的说，爱犬去世后，他如何痛苦，现已从财产中拿出一笔钱存入银行，以便今后支付爱犬的坟地租金和奉献鲜花之用。
我们还看到一位穿着貂皮大衣的妇女，站在一座狗坟前，久久静默，不愿离去。这种场景，我们的同志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从这里，对什么叫精神空虚，增加了感性认识。
我们也参观了现代艺术、绘画展览馆，看到许多不能理解的作品。如将一个椅子砸烂，又把它重叠起来钉到墙上，标题是“愤怒”。许多油画堆满了各色颜料，既无形象，也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当问到讲解员时，她说“你看像什么就是什么”。我们都很惊奇，艺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法国大使馆现址
木樨街大门上方高悬的国徽和飘扬的国旗
孟德斯鸠公馆外景
孟德斯鸠厅
音乐厅
大使办公室
大使会客室
宴会厅
会客区
布隆尼亚尔大厅
田园厅
陈列室
陈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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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使官邸原来的房主是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人物，我们请了解情况的同志给我们作了介绍：男主人是法国籍罗马尼亚人，大军火商。夫人是美国人，不知是这位大老板的第几个老婆，结婚时就签署了文件，房子归夫人所有。
这所房子在巴黎是颇有名气的，院内有很高的树篱，有各种各样的花草，主要是玫瑰花，还有中国的大理花和日本的樱花，花木丛中竖立着不少古老的雕塑艺术品，据说是出高价从凡尔赛宫买来的。男主人生意兴旺时很有钱，生活挥霍无度，经常举办招待会，宾客盈门，热闹非凡，诺伊市长也是座上常客。
夫人生活极其讲究，据说曾是世界上服饰最讲究的十位妇女之一。她的衣服、鞋子、手提包都是一屋子一屋子的，洗澡间四面八方都是镜子，一个人可照出十几个形象来。当时，他们夫妇俩有十二个佣人，包括管家、秘书、厨师、按摩师、理发师、服饰保管员、巡夜员、保镖等。
巡夜有规定的路线，院子前后设了几个锁着的箱子，巡夜员走到那里要把特制的卡片投进去，第二天有人会去开箱检查，为的是防止巡夜人偷懒。后来，男主人投机倒把失败，破产自杀，女主人同一个意大利没落的贵族姘居，因挥霍无度又没有收入，欠了一身债，只好将这所房子连同家具和地下室酒库里的好酒卖给了我们。
从腰缠万贯的富商发展到破产自杀，从名噪一时的贵妇落到被迫卖屋还债，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是我们的年轻同志过去很少了解的。
建馆初期，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学习、参观、访问，我们对法国有了初步的了解，认识到这个国家有很多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但也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提高了警惕，使我们的同志更加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为以后的工作、生活、对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处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64年底，我们总结思想政治工作时，把这半年所做的事称之为“巴黎第一课”。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 |《大使夫人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