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性少数人群”谋杀青楼老板，“男色”文化为何风靡一时？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四川某地“申明亭”惊现一具男尸。其头部、肋部等多处要害部位遭到毒打，伤痕累累，颈部有一道勒痕。“申明亭”是公共场所，取“申明教化”之意，功能为张贴“榜文”，发布公告，各州县、乡普遍设立。此处的地理位置自然是比较醒目的，日间不少行人路过亭边，很快有人认出：亡者姓“潘”名“羊保”，本地一家“秦楼楚馆”的经营者。潘羊保所经营的不是普通的青楼。用现代人的说法，俗称“鸭子店”，从业人员为男性工作者，明朝人称之为【小官（通“倌”）】，大约也兼做优伶——戏曲演员。（注：为防止歧义，下文一律写作“小倌”。）
据潘羊保生前遭受虐打的迹象来看，本案应系仇杀，强盗谋财害命的概率不高。即便潘羊保随身财物有损失，恐怕也是凶手故布疑阵，妄图误导侦办方向。那么，一个青楼老板能和哪些人结仇呢？潘羊保并无债务在身，可能的仇家无非是顾客、小倌、业内竞争对手、向潘家店敲诈勒索不成的地痞流氓等四大类。后二者查无嫌疑，那就要在顾客、小倌中作深入排查了。先查顾客。首先，女子可以排除。学者谢婧指出，明清时期“女性禁欲主义盛行。社会视男女接触为洪水猛兽”。不少中上层家庭制定严苛的家规，以“严男女之大防”。谢婧列举了一些代表性家规为例证，譬如明初“江南第一家”郑家的《郑氏规范》规定：“女子年及八岁者不许随母到外家，余虽至亲之家，亦不许往”——女孩子满八岁就不许跟随母亲回外婆家、不许到其他的“至亲之家”做客。可想而知，应该也很难到街坊邻居家串门。又如明世宗嘉靖年间进士、铁骨铮铮的谏臣、追赠“太常少卿”杨继盛，其《杨忠愍公遗笔》规定：“居家之要，第一要内外界限严谨，女子十岁以上，不可使出中门。男子十岁以上，不可使入中门。”——女孩子长到十岁以上就不能迈出家宅的“中门”，同年龄的男孩子则不许跨入“中门”一步。这般严防死守之下，有消费能力的明代女子几乎无法接近“鸭子店”，纵然她们渴望在婚姻之外寻求刺激或真爱，也只能在有限范围内的私人处所中实施“私通”行为。广大劳动妇女拥有较多的行动自由，可是她们不具备到潘家店消费的实力。
另一方面，从体力角度评估，潘羊保的创伤烈度、数量及各处伤情的形态差异，亦提示此案为数名男子共同行凶。侦察方向明确。不久即查出，潘羊保手下有个艺名“潘妙安”的小倌，在日常营业之外卷入三角恋情。他被老板潘羊保“霸占”，又和一位大名“康耀”的男子有私情。潘羊保经常妨碍康耀和潘妙安幽会。同时，潘羊保的家人证实，潘于遇害前夜外出，声言有朋友邀约聚饮。该（群）“朋友”颇有可能是凶手，而康耀确实与潘羊保相熟。于是，康耀的嫌疑急剧攀升。衙司抓住这条线索深挖，迅速捕获包括康耀在内的一干嫌疑人，拿到一份供词。康耀的朋友徐益供称：【为了替康耀铲除情敌潘羊保，徐益出头纠集吴真、康耀、苏留今等三人，于案发当晚约潘羊保到申明亭谈判。入夜，申明亭四下无人出没，徐作势与潘羊保争论，吸引潘的注意力。康耀趁潘不备，出手将其扭倒。康、徐、吴、苏四人一齐对潘拳打脚踢，下手难分轻重多寡。继而康耀扣住潘羊保的双手，吴真抱紧潘的双脚，使其最终丧失反抗能力。最后，康耀、徐益以绳索捆缚潘羊保的头部拖拽，致绳套勒紧潘的颈部而亡。】康耀等不持异议。四川方面据此判决徐益为“造意者”，定为本案主谋，判处斩首；康耀等三人为从犯，判处绞决。以上四人均待秋后执行。其实，徐益等人的供词存在一些疑点。第一，徐益供述的会面事由与潘羊保告知家人的情况不符。假如徐益约潘羊保出来谈判，在危险的黑夜，潘羊保身为长年从事特殊行业的老江湖，岂能毫无警惕之心？至少也会告诉家人实情，以防万一。再者，潘羊保的仇敌是康耀，主谋却是徐益。莫非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古事真的在大明朝重演了？第三，申明亭周边想必居民区集中，距离料想不会很远。潘羊保夜间遇袭，势必高声呼救。好几个人打斗也会闹出一定的动静。为什么附近的人家没有一个人听到半点响动？
笔者看到的漏洞，明代法司当然看得更加清楚。果不其然，案卷上呈刑部复核，刑部径直驳回。地方衙司重新捣鼓一通，一个之前从未进入案卷的人物“冯昭”出现了。结合他和康耀的新供词，形成第二个案情版本：【康耀找冯昭、徐益密谋，约潘羊保到康家吃饭喝酒，将潘灌醉。待潘睡熟，康耀以麻绳套住潘的颈项，叫徐益和他一起勒紧。见潘不咽气，康耀教冯昭拾起“垒桌砖”击打潘左肋五下、脊背三下。康耀犹恐潘未断气，亲手接过砖头，用力击打潘的右太阳穴。】潘羊保亡后，康耀、冯昭、徐益三人联手将其抛尸于申明亭。徐益之所以做出第一份虚假供述，据称是康耀授意串供，要让衙门“摸头脑不着”，分不清主从。刑部觉得这个版本还比较合理，便上呈大理寺审核，不料被大理寺卿王槩驳回。下文笔者参照个人理解，陈述王槩的主要理由：【1.康耀指使徐益冒认主谋，徐益凭什么答应？明知主谋难逃斩刑，从犯或可有一线生机，至少可保留古人看重的“全尸”，徐益果真“义薄云天”，情愿为友谊“抛头颅、洒热血”？2.冯昭在第一个版本中查无此人，在第二次调查期间好像土行孙似地突然冒了出来。出入之大，令人怀疑人生。3.第一个版本中出现的从犯吴真、苏留今，在第二个版本中如同两滴水一样擦得了无痕迹。人命关天，地方在事实认定上的儿戏程度实在“感人”。】至于本案背后的“好男风”现象，刑部和王槩未置一词。为什么？因为该现象是风靡大明的一种时尚爱好，士大夫们对于“男风”文化的态度，基本是【只要你控制在“偶尔为之”的限度之内、不要过分沉湎于其中，便是正当的休闲娱乐活动，无伤大雅。】在此氛围中，明代细腻描写“男风”现象的戏曲剧本少说诞生10部，如《陈子高改妆男后记》、《龙阳君泣鱼固宠》、《桂花风》等。通俗小说如《金瓶梅》、《三言二拍》、《绣榻野史》等都有“男风”文化表达。以“性少数人群（男性）”感情生活为主题的小说《弁而钗》、《宜春香质》、《龙阳逸史》等大行其是。且不说审理此案的部分人员没准儿就有此“雅好”，明朝的几代天子都有“龙阳之好”事迹载入史料。
学者谢婧、石艳梅、吴敢援引《万历野获编》等资料论证：明英宗朱祁镇少年时期因都督同知马良之“姿（貌）”而宠爱之，“与同卧起”；明武宗朱厚照豢养数量不明的俊秀太监为“老儿”，封其为“义子”，赐姓“朱”，在外搜罗伶人羊脂玉、士人徐髯仙等人为男宠。明神宗朱翊钧曾经宠爱十余名外表俊美的小太监，人称“十俊”，后又交好明穆宗时期某内阁辅臣的曾孙——某“缇帅”即锦衣卫指挥使；明熹宗朱由校有少弥、高永寿等内宠，高被宫人呼作“高小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明代一些中上层男子一手以“程朱理学”约束女子，另一手把王守仁“良知学”及李贽的理论当成遮羞布，打出“遵从本心、任情纵性、趋利避害、追求享乐、回归自然，方能达于良知”的大旗，公然追捧优伶，结交小倌。加之明代商品经济兴旺发达，人们的娱乐需求旺盛，推动青楼业欣欣向荣。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满足“性少数人群”（男性）需求的特色青楼应运而生。尤其是《大明律》严禁官员“挟妓宿娼”、明宣宗颁布“禁娼令”（以上仅针对女性工作者），也迫使一些士人转而以男性工作者为娱乐消费品。如同施晔在《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中所说的：“小倌成为公开出售的性消费品，男色市场供求两旺。”
“男风”文化不影响爱好者结婚成家、传宗接代，不会生育私生子女，因而不致造成家族血统混乱或后继无人。通常情况下，家庭不会加以阻挠。既然家长都不干预，大明律也不禁止，王槩还说什么呢？还是专注于厘清事情真相吧！问题是，真相在哪儿？气人，王槩没有记载！笔者只好抛砖引玉，提出自己的推理：基本事实应以细节完备且合乎逻辑、地点合乎情理的第二个版本为准，康耀是主谋、徐益为从犯，当无疑义。关键在于其他从犯是谁？请注意，第二个版本的受益人是吴真、苏留今。而徐益在第一个版本中对他们两人所发挥的作用也极尽淡化之能事。所以笔者猜测，吴真、苏留今、康耀、徐益的家境相互比较，应是吴、苏相对富裕，康耀居中（家里的餐桌是用砖头垒的），徐益最穷（家里估计砖头垒桌都用不起）。吴、苏、康三家买通徐家，说服徐益顶主谋之罪，在编造的第一版故事中，康、吴、苏的责任轻重与各家出资金额成反比。
然而第一个版本即“徐益主谋版”未能给吴、苏二人换来轻判。吴、苏两家咬牙追加资金，加上某些人脉奥援，请动“有力人士”支持，买通死囚冯昭充当从犯，将吴真、苏留今彻底抽出本案，制造出第二个版本。但大理寺卿王槩并没有按照他们想象的那样仅仅“走个形式”，居然认真研究案情，致使事态再生波折……剩下的，就请各位读者自行推测了。参考资料：明代王槩《王恭毅公驳稿》、谢婧《<弁而钗>男风现象及其社会心理学透视》、石艳梅及吴敢《明代戏曲中的“男风”文化考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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