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隆万之际的族群关系与帝国边略
作者赵世瑜教授
摘要
明朝历史上的“北虏南倭”问题已逐渐被纳入全球史的框架中加以考量，但在明代的南部山区、西南地区，以及西部地区，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族群关系的动荡，其动因与前者是大体相同的，甚至是相互关联的。明朝隆万之际的主政者或许是被动地触摸到了时代变化的脉搏，所以尽管是短暂的，他们采取了积极应对的策略，使此时期的帝国边略具有了时代性和整体性。
关键词
“倭乱”；“猺乱”；“西番”；帝国边略
16世纪到17世纪，是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在以往以中国历史为中心的学术脉络中，已为学者充分重视的“北虏南倭”问题，已开始在世界史或全球史的学术脉络中得到新的诠释。但是，对这一时期西南边疆的关注，似乎仍与上述变化缺乏契合。北方边陲、东南沿海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与西南边疆毫不相干，还是一个整体中相互关联的部分？在传统的研究中，学者们的思路通常是一种单向的观察，即如明朝廷与蒙古、明朝廷与西域、明朝廷与沿海或西南，不同的后者之间似乎没有太多联系。那么，在明朝版图的整个周边，是否存在共同的问题？不同的边陲地区是否曾以互动的形式对历史产生影响？从16世纪初到17世纪初，即约略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不仅是新航路开辟与欧洲人东来的时期，也不仅是以“一条鞭法”为标志的新型财税制度出现的时期，更是新形势下明朝边疆族群呈现新格局的时期。深入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16世纪的时代转折、认识明清之间的连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
《明经世文编》的编者认为：“国家外夷之患，北虏为急，两粤次之，滇蜀又次之，倭夷又次之，西羌又次之。”明朝边患，多以“北虏南倭”为代表，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北方蒙古人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但陈子龙把两粤和滇蜀的问题放在“倭患”之前，而后又提到“西羌”的问题，这究竟是其独到之见还是时人共识？
陈子龙是明末江南几社的骨干，几社的成员身处特殊的时代，对兵事极为关注，并于崇祯九年（1636）编写了《兵家言》一书。上述判断见于两年后编纂的《明经世文编》的《凡例》中，为几社成员、《兵家言》的编者之一宋徵璧所撰，应体现了他们的共识。几社的文人之所以重视兵事，是因为他们“愤愤于天下之大而知兵者鲜也”，所以他们要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由于他们站在明末这个特殊的时代的节点，回望整个明代的边事，有可能对明代的边疆问题作出比较全面的判断。
在野文人对天下时局的判断未必与庙堂之上的主政者完全相同，那么庙堂上的主政者是如何看的呢？围绕着这一时期的边疆族群问题，庙堂之上，经常是众议纷纭。但在高拱和张居正相继主政时期，他们的强势态度往往能形成最终的决议。如在广东“海盗”问题上，张居正回忆说，“广事自区区力主夹剿之议，及请发帑银先治海贼诸事，人皆未以为然”；又如俺答封贡及平古田僮乱等事，“皆大违群议，而仆独以身任其事。主上用仆之策，幸而时中矣。乃异议者犹欲搜求破绽，阻毁成功，以快私指”；在朝廷议征川南都掌蛮时，据称张居正厉声驳斥反对者：“蜀在中国为西南重镇，叛不速讨，诸夷将望风起事，蜀岂得全……所不成者，吾不得复平章国事。”因此他们的意见可以代表当时的国家立场。
当然，高拱、张居正的边略能够得以实施，也在于他们任用了一批与其见解一致的地方督抚。张居正曾说：“仆自去岁曾面奏主上曰：'今南北督抚诸臣，皆臣所选用，能为国家尽忠任事者。主上宜加信任，勿听浮言苛求，使不得展布。’主上深以为然。”胸怀抱负的内阁首辅与熟悉边情的封疆大吏共同造就了此一时期的帝国边略。
明朝建立之初，便将蒙古视为头号敌人，这一点在朝野双方都是有共识的。“隆庆和议”是重要的转折点，但其意义不仅限于明蒙关系的改善，300年后魏源评价说：“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魏源认为清朝接受的遗产，是明朝主政者那种“张弛驾驭，因势推移”的策略，其中所因之“势”，又不仅是蒙古草原上的形势和走向，还是整个国家周边的大势。
明穆宗朱载垕对高拱的评价也颇值得注意：“且值国家多事之时，先为社稷万年之计。乃通海运，乃饬边防，乃定滇南，乃平岭表。制降西虏，坐令稽颡以称藩；威挞东夷，屡致投戈而授首。盖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勋；然必非常之人，斯可济非常之事。”在朝廷看来，高拱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他对边疆的经营，而且不仅对于蒙古，而且对于西南和东南地区的经营均获得进展。
清康熙年间，高拱在边事上的主张被编为一书，名为《边略》。其中谈到“俺答封贡”的三大意义，一是“可以息境土之蹂践，可以免生灵之荼毒，可以省内帑之供亿，可以停士马之调遣，而中外皆得以安”；二是“可以示舆图之无外，可以见桀犷之咸宾，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伸中华之气，即使九彝八蛮，闻之亦可以坚其畏威归化之心”。但“要领之图”和“本意之所在”则是“但得三五年宁静，必然安顿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胜之机在我”。
这里所谓“九彝八蛮”“畏威归化”只是一种场面话，还是此时帝国的最高决策层已有统一的规划？从字面来看，这只是出自安定北部边疆的考虑；但至少是北部边疆的形势相对稳定，为朝廷对南方的经略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所以四川巡抚曾省吾在征讨都掌蛮时便说：“兹值明良交泰之会，正当中外协攻之时。险莫险于海倭，每见骈首就戳；强莫强于塞虏，已看稽颡称臣。矧兹鼠首蜂腰，岂足润戈膏斧？……且朝廷以征剿尽绝为期，主将以荡平图报自誓。”
二
陈子龙等将两粤和滇蜀的问题置于“倭夷”之前，可能是按照国家投入兵力的规模来排列的，也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嘉靖时期达到高潮的“倭乱”已大体平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华南与西南地区的区域开发引发的社会矛盾此时日益凸显。
高拱在分析广东这个“旧称富饶之地”为何近来“盗贼充斥”的原因时，主要将其归咎于“有司不良所致”。其中谈到“广乃财贝所出之地，而又通番者众。奇货为多，本有可渔之利，易以艳人”。两广总督殷正茂在给他的信中提到“倭奴猖獗，土寇相勾为乱”的情形，都说明广东沿海的动乱与嘉靖“倭乱”有着相同的私人海上贸易的背景。
高拱像
当时广东与“倭”有关的动乱集中发生于惠州、潮州地区，高拱也说“惠、潮多事”。又在给殷正茂的信中说，“然倭尚可平，而地方之贼难于卒灭。地方之贼不可灭，固倭之所以来也。”按陈春声的研究，潮州地区这种“民盗不分”的情形由来已久，屡抚屡叛，“海盗”即使接受招抚，也不入里甲，更以合法外衣继续进行私人海上贸易。直到隆庆末年，林道乾等几支大的“海盗”势力被明军消灭后，这一地区的大量人口才逐渐被“编户齐民”。
正是因为这一时期东西方贸易的大背景，使得沿海居民以海上贸易作为重要的生计手段，而地方官府也以此为牟利之机，所以殷正茂在善后策略中专门提到海外贸易问题。对此，《明史》的记载是，“殷正茂总制两广，欲听民与番人互市，且开海口诸山征其税”；高拱则在给他的信中表示：“番人市舶一节，尊谕极是。”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隆庆开海”。
但此时广东或者两广的问题不止“倭乱”，还有“猺乱”和“獞乱”。在明代，随着大量汉人向两广傜、僮地区迁徙，拓垦经商，土客矛盾日益激化。成化年间，除了著名的“大藤峡猺乱”之外，在桂林以北的古田地区也因土地赋税的争执不断发生傜人起事。隆庆初殷正茂为广西巡抚，发兵14万平之，设三镇土司以管辖，又于其下设里甲，形成亦土亦流的过渡性管理体制。
嘉靖四十四年（1565），总督吴桂芳言：“广东肇庆府上下江一带，地名罗旁、渌水，介东西二山之间，竹木丛翳，素为猺渊薮。其罗旁西山猺人，先年都御史韩雍经略堤防，颇就安辑，惟东山诸猺阻深箐而居，时岀剽掠。有司每岁发卒戍之，费广力疲，无益实效。”“督抚殷正茂既讨平惠、潮寇，上疏言罗旁当诛。廷议不能决。居正毅然言当诛，举兵部尚书凌云翼，请赐玺书，属之讨贼”。可见当政者将解决“倭乱”和“猺乱”问题看成是密切相关的一盘棋。而且张居正似乎比殷正茂更为坚决，在他给继任的两广总督凌云翼的信中说：“罗旁、渌水之事，石汀公在任不能处，乃诿难于后人，诚为不恕。然此地不沾王化数十百年，义所当讨。”
殷正茂像
罗旁山区傜人显然没有编入国家户籍，在此之时，又有大量流动人口涌入，被称为“浪”。他们不仅占据其中的肥沃土地，更以开发经济作物和矿藏为生。成为“脱治”之民：
罗旁广一千五百里，在万山中，多林木岩洞，道里皆蹊径。一旦有缓急，辄走他旁近寨匿。一姓而二名，如孔子成曰孔绍太、庞力王曰庞公定；一人而数名姓，如谢月兰、黄朝泰、简总管、庞胜龙，曰邓胜龙。籍第令毋匿，固无能辨识矣。而又有四方亡抵于巢者，号曰浪……见旁近美田宅，尽夺而有之。今其下，厥田沃壤，颇有砂仁、藤蜡、蜜漆可采以为利……贼度我师必不能入，乃以请款尝试我，我名降猺曰良猺，降浪曰抚民。然干戈未及倒载，牛马未及放散，而猺、浪则从中起矣。
明廷发兵30万，平定564峒，斩杀4万余人，并在该处设立罗定州等州县。按张居正的设想，应“多方招徕，开其生路，随宜处置，务绝后患”。
经此数役，山区傜、僮的问题暂告解决，但在张居正看来，海盗的问题却难以终结：“广中防御山盗，闻已略备，惟海防甚疏。”主要的原因，在于对山地新开发地区，可以沿用传统的编户齐民办法加以管理，而对沿海居民的海上贸易问题，则需要有新的制度安排。
三
元明时期，广西地区的傜、僮起事不断。明中叶大藤峡之役和晚明古田之役后，广西的族群问题虽未完全解决，且一直延续入清，但毕竟没有了大规模的动荡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过，就包括云、贵、川的西南地区来说，帝国的深度经营才刚刚起步。
就在两广之交的罗旁之役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明廷又在川南的叙、泸之间地区发动了征剿都掌蛮的战争。就像张居正迫切希望殷正茂在讨平惠、潮“海盗”后立即发动罗旁之役一样，万历初年同时开辟西南战场，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宋代以后瑶族迁徙图（来源：网络）
在北宋时期，川南与云贵交界地区仍设羁縻府州，北宋的直接管辖到达长江一线。随着北宋势力渗入长江以南，这一地区的“蛮夷”开始骚乱，从而引发了元丰之役，以乌蛮为主的势力遭到极大削弱。到明代，这一地区则像其他许多边陲地区一样，以卫所—土司双重体制加以管理。在明前期，这里的“蛮夷”亦不断起事，成化、正德年间朝廷屡次征剿，最后只有戎县大坝的都掌蛮，一直在与明军反复拉锯。万历元年（1573），四川巡抚曾省吾开始剿灭都掌蛮的行动；一年后，明军将都掌蛮消灭。
张居正曾给曾省吾写信说，“都蛮为害多年，不容不除”，表明朝廷或他个人早已考虑将这一地区真正纳入国家的管治。明军获胜后，他大喜过望，“十月十四日闻九丝捷音，不觉屐齿之折。殄此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国家神气藉此一振，四方有逆志干纪之人，亦将破胆而不敢恣雎矣。喜甚！喜甚！”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后来他又表示，“仆以剪劣，谬司鼎轴，际兹盛会，窃以为荣，可不谓大幸欤？！”认为这是他在主政时期取得的一件大功，也说明他对此事的高度重视。
张居正像
此事的直接起因，仍然是汉人移民渐次进入叙、泸以南少数族群居住地区，意图开发其腹地的利益驱动。在善后过程中，四川的豪强势家希望把那些“众蛮残孽”迁走，趁机占其故地。张居正知道后者“恋其故土”，“一旦欲别处之，祸萌当自此生矣”。因此他叮咛曾省吾说：“都蛮未平之先，蜀中士大夫求免其毒害而不可得。今既克复，遂欲窥其土田而有之，此私情之难徇者也……蜀人有倡为余党未尽之说者，皆欲利其土地耳。公宜熟计其便，毋徇人言，坐堕前功。”
川南叙、泸以南地区，地接云、贵，是深入开发西南边疆的交通要道。在明代隆、万之前，叙、泸两地人民逐渐编入里甲，其扩展的方向，一是从宋代已逐渐控制的淯井（长宁军）地区继续向南，进入过去的“生界”；一是从宜宾向西，向马湖地区扩展。这时，云南地方官已有打通川滇通道、进一步开发西南的建议，但张居正当时似未有定见。张居正曾于隆庆年间给云南巡抚陈大宾写信，提到“但通道马湖，蜀中士大夫咸以为未便。俟其论定，当有处也”。所谓“马湖通道”，即从叙州府（宜宾）向西到马湖府，沿金沙江向南，穿越乌蒙山，可直抵昆明。
云南的矿产资源在清代得以大规模开发，在此时也已有人提及。张居正在给云南巡抚饶仁侃的信中提到，“广右铸钱，议欲采铜滇中，乃场屋经生之谭”，意思是开采云南的铜，用于广西铸钱，是书生之见。虽不清楚张居正不予采纳的理由，此处也并不是指川滇通道，但却说明人们开始认识到云南矿产资源的价值。而清代的滇铜京运，恰恰就是沿着这条路线到达泸州总店，再行北上的。
虽然张居正高度重视川南，但此时他对云南的经营方略还是比较慎重、甚至是保守的。就在川南地区，叙、泸以南，分布着永宁、乌撒、东川、乌蒙4个土司和贵州水西、云南沾益两个土司的辖地，即云、贵、川三省的交界地带，是为有姻亲关系的安氏和奢氏的势力范围，明清之际这一地区的大规模动乱，同样是在汉人逐渐涌入后土司面临改流的威胁背景下发生的。在隆庆末，这一局面已初现端倪。
明穆宗朱载垕
张居正认为，云南这个地方“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人不可使也”。为什么太祖不在这里全部设置郡县呢？因为这里的人民不是可以完全用“汉法”可以管理的。“近年之事，皆起于不才武职、贪渎有司，及四方无籍奸徒窜入其中者，激而抅煽之。星星之火，遂成燎原”。这种说法与他对广东“猺乱”和“海盗”之所以发生的解释是一样的，因此应该意识到云南的资源对外来者的吸引力，否则为什么有各地的流民到这里来，还引发了社会动荡呢？但张居正并未像对两广和川南那样重视对云南的经略，因此他一再强调对这里要“因俗为制”，“轻动大众”。万历元年缅甸宣慰使莽瑞体起兵，传闻“有兵百万，战象万余，西南诸夷尽为所并，交趾亦半属之”，张居正仍质疑“其言不知何所据”，表示“修内治，饰武备”便可。由此可见，张居正在对云南问题的处理上，方略与两广、四川不同。
在西部地区，除了西南的川、滇以外，还有甘、青、藏地区的西番问题，也就是陈子龙所说的西羌，包括这里的土著族群、藏传佛教势力和西迁到这一带的蒙古诸部。由于西迁蒙古无法在河北、山西等地的边市中满足需要，发现明朝与西番之间的互市有利可图，便频频“抢番”，双方不断发生冲突。由此，张居正认为，“大抵西之番族，广之猺獞，事体略同”；“西凉重地，番虏杂居，措画稍差，便成乖阻”。所以张居正对于蒙古的“西抢”以及俺答的西行采取不予理会和放任的态度。
俺答西行之后，曾向朝廷转达西藏意欲仿照俺答与明朝通贡的意愿。张居正通过甘肃巡抚以他的名义回复俺答，“渠西行劳苦，既得见佛，宜遵守其训，学好戒杀，竭忠尽力，为朝廷谨守疆场……所言番人追贡事，此种僧人久失朝贡，本当绝之，兹因渠之请乞，特为允许，但只可照西番例，从陕西入贡”。张居正还希望俺答“早归建寺”，因为“归则贡市愈坚，而西镇可安枕矣”。
张居正希望通过笼络俺答，营造西北地区的和平环境，因此对于其在西北地区的扩张、甚至称霸的企图，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他又希望通过封赐三世达赖索南坚措能“化虏有功”，后者则表示“阁下分付顺义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这样就形成了一次明朝与蒙古及西藏格鲁派三方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期“此后中华、番、虏合为一家，永享太平，垂名万世矣”。
四
明朝隆万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时期，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论者以往多关注这一时期美洲白银的流入、商业经济的发展、赋役制度的变革、思想界的变化以及社会风气的改变，对边疆、族群问题虽多有讨论，但或就事论事，或较少将其与上述社会变化联系起来，视其为相互关联的整体。在从“边缘”的视角对此问题加以考察的相关研究中，也缺乏对这一时期的讨论。
明神宗朱翊钧
正如我们今天不满于以往从中心看边缘、故而试图从边陲的角度理解帝国一样，隆万之际的主政者们在制定并且实施其边略的时候，是否也有可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将他们对边陲的了解作为其边略的基础和出发点呢？从本文前面呈现的材料来看，这是可能的。在当时的信息传递条件下，高拱和张居正试图从各种渠道知晓地方的情况，所以经常会看到他们调整策略、或者不同地方采取不同策略的事发生。在张居正与地方督抚的通信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词句：
剌麻僧来，曾备问彼中事。其板升诸逆倡为流言，殊为可恶。
闻西省自府江平复，道路开通，客旅无阻。
近闻虏酋与察罕构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
近来彼中人来，皆言此地在四府之中，素称沃壤，与广右边徼不同。且远近之民愿受者众，不设官建治，何以统之？
所以后来陈子龙称赞说，“先臣张居正之为辅臣也，凡边镇之臣、郡国之长，所行之事，纤悉毕闻。有善则移书以奖劝之，有失则必呵让之”，说明这是广为人知的。近多有论者论及明蒙之间的封贡，从汉文史籍看多显示为蒙古向明朝俯首称臣，而从蒙古史料看则更多体现为双方是在平等地位上达成和议。强调从当事各方的材料出发去全面理解当时的情形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各方的表达往往是官方言辞，是从各自的“面子”出发的，并不等于某些决策者并不了解实际情况。当张居正把中华、番、虏相提并论的时候，认为他不知道明朝与蒙古和西番处在同等的地位上是难以置信的，只不过他们认为自己的文明比后者程度高而已。
张居正像
正因此，本文对帝国边略的讨论似乎回到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但高拱、张居正时期边略的制定和实施，却是这一时期周边族群关系变动的结果，而后者的重要动因就是普遍性的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在上文中，已经提及两粤、滇蜀边陲不同族群的“动乱”与汉人的大量涌入有关，他们或开发土地，或经营其他资源，或从事商业，国家随之即欲在这里设立管理机构，将这些流民编入户籍。比如云南的阿迷州在明代为土州，“汉民自明始盛于阿，或宦于斯，贾于斯，后遂家而聚族于斯。如楚如蜀，如江之左右，杂然封内，今悉汉民远祖也”。到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便改土归流，“自奉旨裁土归流，历年涵濡渐摩，乃渐知诗书之宜读，而礼义之可行也”。将少数族群变为“化内”之民的背后，是将他们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这在许多地方，便引发了地方社会的动荡。
康熙皇帝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明代中叶以来的两粤、滇蜀地区，也同样是隆万之际长城沿线一系列事件的背景。汉人大量前往蒙古地区，张居正是了解的，“近见山西廵按疏中，言边人叛入虏中者甚众”，他们逐渐在边外形成聚落，称为板升。张居正对此非常重视，称“西北边患，无大于板升者”；后又说，“今东患在属夷，西患在板升。二患不除，我终无安枕之日”。张居正起初将这些汉人视为“倚胡为患”的“叛逆”；后来听说“彼中荒旱饥窘，人思南归”，策划将这“数万之众，皆可渐次招来”；再后则建议，“此辈正宜置之虏中，他日有用他处，不必招之来归，归亦无用。第时传谕以销兵务农为中国藩蔽，勿生反心。”实际上是认可了这些汉人在蒙古定居的既成事实，虽然其负面效应是“他耕田种谷以供虏食”，但客观上在塞外形成农耕聚落，日后有可能为明朝所利用。
除了蒙古与西番之外，我们不能假设“北虏”“南倭”“西南夷”之间一定没有什么联系。南岭走廊和西江流域把东南沿海与西南山地连接了起来，这里的傜、僮、畲、苗等等亦具极大的流动性，所谓“湖南所属，西连云贵，南接两广，北枕四川。红黑苗猺，杂处境内”。我们期待能找到这些族群之间在明代的直接联系。从事情的结果来看，这些地区之间的联系显然加强了。罗旁之役后，“广右今已大定，闻西省自府江平复，道路开通，客旅无阻。梧州之盐，方舟而下；南交通贡，贸迁有无，桂林遂为乐土”。而隆庆和议后朝廷允许向蒙古出口广锅，已为学界熟知，不赘述。甚至长城内外蒙汉联手，在山西镇口堡开矿，“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且虏人不知所谓矿，皆板升之徒导之；板升之人虽得矿，亦不知煎取之法，又内陆之人导之”。
虽然明朝对待蒙古、西番与两粤的傜、僮，滇蜀的蛮夷有着明显的区分，但隆万之际的主政者却采取了大体相同的策略，即使对沿海的“海盗”也不例外，即先施以武力，然后通贡或安抚。“俺答封贡”“达赖封贡”以及“隆庆开海”是一种模式，在东南和西南傜、僮、蛮夷地区平息动乱后设置州县、卫所或改土归流，将其纳入帝国直接管辖是另一种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是在保证帝国边陲安定的前提下，承认移民的流动和开发，接受商业贸易需求不断增长的现实，同时，尽可能地使国家获利并对地方实施更为有效的管理。
论者对隆万之际变革印象最深的当属以“一条鞭法”为标志的财税改革，从梁方仲到当今的研究者，都认识到赋役折银乃是“一条鞭法”的核心，而国家之所以采取此种办法，是人口流动加剧等因素造成旧的编户体制瓦解、赋役征派出现严重问题的结果。明代中叶以来的边陲动荡，则或因脱籍人口涌入边陲进行开发，或因国家加强了对边陲地区不同族群的直接管辖，或因普遍性的商业化趋势。所以，上述帝国边略两种模式的原则和出发点与“一条鞭法”等财政制度的改革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针对版籍之内的编民，另一个则是针对不在其内的边民。这里的假设是，明清之际国家新型财政制度的确立，除了前面那些熟知的原因外，也是国家谋事于边的结果，即需要建立一种量出为入的税收原则，谋事于边或此时的帝国边略需要此种原则，以免展开军事行动时捉襟见肘。虽然我们看到高拱和张居正等人的言论多为就事论事，还需要寻找更为明确的证据证明它们之间的关联，但有理由相信它们同属隆万之际朝廷方略的整体。
高拱像
万历二年十二月，神宗小皇帝连续数日御文华殿讲读。张居正为了“天下幅员广阔，山川地理形胜，皇上一举目可以坐照”，从而用人得当，故以成祖、仁宗故事，“造为御屏一座。中三扇绘天下疆域之图，左六扇列文官职名，右六扇列武官职名，各为浮帖，以便更换。……其屏即张设于文华殿后、皇上讲读进学之所，以便朝夕省览。”高拱也曾提出，“今边徼用兵之处，是蓟辽、宣大、延绥、宁夏、甘肃，而南则闽、广。是数处者，风土不一，事体各异。……臣愚谓，宜于是数处之人，择其有才力、知兵事者，毎处多则二人，少则一人，使为本兵司属。”虽然强调的是知人善任，但可以看出主政者确是有整体考虑的。这个总体考虑就是：“边方之实政日兴，中国之元气日壮，庙堂得坐胜之策，而宗社有永安之庥。”
显然，明代中后期边疆地区不同族群的动荡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它们是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之时代变化在中国的表现与结果。虽然基本上没有改变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理念，但隆万之际的主政者或许是被动地触摸到了这个时代变化的脉搏，而此时期的帝国边略正是对这一变化的应对。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作者：赵世瑜，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