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风越韵 广西汉代文物精品（2）
1、陶塑动物西汉晚期陶猪通长20.0厘米，通高6.5厘米1978年合浦县北插江盐堆1号墓出土。陶塑动物分别为狗、羊、猪和鸡模型。动物模型随葬品∶ 从西汉晚期起，广西汉墓的随葬明器除仓、灶、井、屋等比较普遍外，还有泥塑动物，这些动物均为家禽家畜，主要有羊、鸡、鸭、猪和狗等，为手工捏塑，形象逼真，风格简练。一般而言，等级较高的墓葬用青铜铸，其余则为陶质，烧成温度一般不高。
2、方口陶井东汉通高18.5厘1978年合浦县橡胶厂1号墓出土。井口上有方形井栏，较高，下部井体为圆形。方形井台上有四阿式井亭。此前发现的陶井多为圆口，此方口陶井，形制较为独特。四 阿顶∶ 屋顶四面斜坡，有1条正脊和4条斜脊，且4个面都有一定的弧度，又称庑殿顶。其余几种汉代较常见的古建筑屋顶形式还有歇山顶、悬山顶和硬山顶等。
3、曲尺形陶屋西汉晚期面阔28.5厘米，进深22.0厘米，通高34.0厘米1971年合浦县望牛岭1号墓出土。陶屋为干栏式，上屋下圈。屋为悬山顶，顶饰瓦垄，平面呈曲尺形，前部为横长方形的通堂，一侧连着厕所;圈为矮墙，有瓦檐遮盖，墙根有窦洞，以便牲畜进出。圈内有5头躯体肥胖、卧状的猪。溷（ｈｕｎ）：带猪圈的厕所，在汉代很普遍，有一专有名词，日“溷”，厕上之屋，则名“溷轩””。至于饲养马、牛、羊的厩、牢、圈，都不和厕所在一起，单独另建，主要考虑的应该是动物的习性。
4、四角六楼陶城堡东汉晚期面阔38.0厘米，进深37.0厘米，通高34.5厘米1982年贵县铁路新村3号墓出土。城堡为正方形，四周高墙环绕，高墙盖瓦遮护，城门上是四坡顶门楼，城墙四隅各设一个攒尖顶角楼;门楼前后各设一个方门，城堡前后各设一扇大门，各有一俑持械守卫，大门两侧对称镂直棂窗和菱形格棂窗，城墙与门楼镂菱形格棂窗。城堡内置两座陶屋，其中一座是单层结构，四坡顶，屋正面左、右各开一扇门，其余三壁皆镂菱形格棂窗;屋内放置6个俑，其中门外走廊左、右各有1个俑，左俑跪伏于地，右俑站立作参拜状;室内4个俑，其中1个左俑跪伏于地， 1个右俑站立作参拜状，其余2个俑各在床的一端，一俑捧物跪地，一俑捧物站立。另一座陶屋为两层楼阁式，上、下两层之间设阶梯相连，底层为敞开式，设一大扇门，室内有3个俑，一俑凭几端坐状，一俑捧物站立，一俑跪伏于地;二楼室内也有3个俑，形态与底层的俑基本一样。城堡的出现与东汉晚期地主庄园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5、陶灶东汉通长28.5厘米，通宽12.3厘米，通高15.3厘米（A图）;通长28.0厘米，通宽18.8厘米，通高21.5厘米（B图）A图的陶灶于1984年在合浦县凸鬼岭饲料厂2号墓出土。灶体呈长方体，前有地台伸出，灶面开三灶眼，上置三釜一甑，甑底镂一小圆孔，灶门拱形，额墙向上伸出以挡烟灰，烟凸为龙首，灶面刻划网纹，两侧墙面亦有线条装饰。B图的陶灶于1954年在贵县东湖新村22号墓出土。红陶，五俑三眼，灶上及两侧各有两俑，火门前一俑跪伏，探头呈看火状。
6、陶虎子东汉晚期长28.0厘米，高21.5厘米1982年贵县铁路新村11号墓出土。体呈蹲虎状，前高后低，竖耳瞪目，圆口伸舌，短鼻鄙牙，前额饰双勾菱形纹，前足往前撑，后足屈曲成蹲状，身部多饰刻划鳞纹。虎尾往上翘起与后颈部位相接作提梁，然后再向上往后卷，提梁饰羽纹，前后各有一个桥形钮孔。虎子即便壶，因形呈伏虎状，故名。多以陶、瓷漆和铜制作，《西京杂记》载“汉朝以玉为虎子”，但未见到实例。汉、魏、南北朝古墓中常以虎子作为随葬品。从出土的文物情况来看，虎子都出于男性墓或夫妻合葬墓的男性一边，而且都放在死者脚边或单置一处。亦可说明多为便器。虎子的出现据说还与西汉名将李广有关，同是《西京杂记》记载，某一天，李广和他弟弟一起打猎，射死一只卧虎，便“铸铜像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也”。虽然这可能只是个传说，但是它说明，把夜壶制成虎形，反映了古人对老虎既畏惧又厌恶的复杂心理。
7、陶牛车东汉晚期通长49.5厘米，车身高25.5厘米2010年贵港市港北区梁君垌14号墓出土。车身和牛为灰白色硬陶，前挡板和车轮为灰白色软陶，后挡板为淡红色硬陶。车厢为长方形，前栏高起，栏前有一凹槽，两侧饰叶脉纹，左轮有14幅，右轮有16幅。车厢底部四角各有一个小圆穿孔，中部两侧各有对称小圆穿孔2个，应用于固定车轴。厢底两侧有两个向外突出的附件。拱形篷盖，四周及中间刻划曲形线纹，篷盖前端有3个小圆孔，后端正中有1个圆孔，挂挡板之用。前挡板较短，半圆形，上有小穿孔，上部饰菱格纹，下部饰一道曲形线纹。后挡板较长，呈拱形，外圈饰弦纹、曲形线纹，中间饰3组弦纹，间以羽纹、菱格纹、倒三角形纹。牛体形高大，头向前伸，眼部凸出，眼、眉均为刻划，嘴微张，舌卷于一侧鼻孔，脊椎圆隆，背上划出曲形线纹，状似毛或肌肉。尾向前弯曲贴于身，睾丸下垂，为一雄性牛。汉代牛车：先秦时期，牛车被看作“平地载任之车”，仅供代步。东汉中期以前，人们还是把牛车当作规格较低的车，当作规格较低的车，《史记。平准书》说西汉初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史记·五宗世家》说景帝平七国之乱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东汉初年甚至有太守以乘牛车而得咎。直至灵帝、献帝以后，“天子至士庶遂以为常乘”，这与牛车比马车适是分不开的。
8、"王行印"陶封泥西汉早期长3.2厘米，宽3.1厘米，高1.1厘米1975年贺县铺门镇河东村5号墓出土。该器物略呈不规则形，面有阴文篆体"王行印"3个字。封泥∶ 又称泥封，是印章按于泥上作为实物和木制牍函封缄的凭证，流行于秦汉时期。
9、扶桑树形铜灯西汉早期尺寸高85.0厘米，底径20.0厘米1976年贵县罗泊湾1号墓出土。铜灯为扶桑树形，主干为圆柱形，上细下粗，下端为宝瓶形，覆盘形底座;从主干分3层向外伸出 9条枝干，每支顶端托一桑叶形灯盏，主干顶端置金鸟形灯盏;干、枝、叶、金鸟分别铸造，用榫卯套合，合成一体，可以自由装卸;枝干有长短，上层的短，下层的长，上下层之间互相错叠，不重复;枝干之粗端刻有"X"形符号。汉代青铜器：从考古学的时代划分来说，汉代属于铁器时代的发达阶段，铜器已经失去其中心地位。但就在中原青铜文化日渐式微之时，位居岭南的广西，此时正处于相对鼎盛时期，从以先秦的兵器为主发展到各种生活生产用具，且以精致繁褥的錾刻花纹光彩夺目，在风格上趋于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北流铜石岭冶铜遗址的发现，标志着广西汉代已具备一定的铜器制造和生产能力。在考古发现的数千件青铜器中，主要有日用器具、兵器、工具、车马机具、钱币及度量衡器等，其中的日用器具，尤以酒具为多，包括提梁壶、扁壶、三足提梁小壶、长颈壶、温酒樽、三足盘、耳杯、醮盉、卮等。此外，作为骆越文化符号的铜鼓、羊角钮钟等是当地文化的主要代表。
10、山兽形铜镇西汉晚期高5.5厘米，底径7.4厘米1971年合浦县望牛岭1号墓出土。山兽形铜镇为平底圆座，上部镂空，中间一山峰耸立，周围三兽环立，昂首张口，通身细刻须毛，状颇雄猛。镇：是为避免席角起卷有铜质和石质而置于四隅，有铜质和石质两种，常做成动物状，完整的一套有４枚。
11、鎏金铜驭马西汉晚期通长61.0厘米，通高59.0厘米1972年西林县普驮粮站铜鼓墓出土。整器由马、马鞍和骑俑三部分构成。体壮膘肥的坐马，昂首站立，竖起两耳，似在振鬓嘶鸣。前腿向后微缩，后腿前靠作蹬跃状。马尾系单独铸造，插入臀部上方的方孔内，弯曲翘举。马背置鞍，方形。骑俑两手平举，目光前视，双腿跨在鞍上，呈勒缰状。西林普驮铜鼓墓∶ 1972年发现，是以4件铜鼓套合作为二次葬具的特殊墓葬，墓主人为男性，25岁左右。出土器物共400多件，主要是铜器和玉石玛瑙器等，出土文物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但驭马和六博棋盘等也表现出浓厚的中原文化色彩，墓主人有可能为西汉晚期的句町王。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句町族首领亡波因协助汉王朝平定反叛有功而被封，其势力范围西南达越南北部地区，东北至今贵州省兴义市，西到今玉溪、通海、建水，南抵今文山县。
12、铜牛西汉晚期通长40.5~41.0厘米，通高24.0～27.0厘米2003年合浦县风门岭26号墓出土。该器物为一对雄、雌黄牛。实心足，腹空，存内范。耳部为分铸后插上，其余各部位为一次铸成。牛作站立状，背脊中缝刮出一宽带贯穿首尾。前两足直，后两足略弯。尾斜下垂，两角弧内折，凸目圆睁，咧嘴，全身遍刻细小的三角形纹象征体毛。鼻、嘴、眼、眉心等部位用圆圈刻划，眉毛则用细线刻出。雌性黄牛体形矮胖，背脊较平。雄性黄牛脊椎圆隆，较高，头顶刻有旋子。两睾丸下吊，一耳入葬前已脱失。
13、"布、析、蕃"铭铜鼎西汉早期口径18.0厘米，通高20.0厘米1976年贵县罗泊湾1号墓出土。该器物为汉式鼎，盖呈半球形，上有3个环钮，长方形附耳，圆腹，圜底。腹外壁有凸棱一周，膝部有一对镶嵌眼，原镶嵌物已失，下腹有三马蹄形足。盖面一侧刻"析"字，另一侧刻"布"字;腹外壁口沿至凸棱间一侧刻"蕃二斗二升"、"析二斗大升"，另一侧刻"一斗九升十九升";腹下部刻"布"字。“布”、“析”、“蕃”为鼎的制造和使用地，“布山”的省文，在今广西贵港“析”当为“析县”的省河南郏县。“蕃”有两文，在今河南郏县。一说是秦之蕃县，在今山东滕县地；二说指滕县地；二说指“蕃禺”，即今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