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森||宁武的杀戮记忆之五 榆树坪血案
1945年春，侵华日军败局已定。但法西斯困兽犹斗，疯狂反扑。
这年阴历正月初五，侵华日军北支方面第一军所属的驻宁武县城红部出动重兵，将有迹象表明与我抗日地方武装取得联系的宁武榆树坪炮台包围。
榆树坪村位居今宁武县余庄乡境内，当地煤铁矿藏丰富。
笔者查阅已逝前辈李溶、纪银虎、潘煜三位老先生撰写的相关资料获知：1944年，日本人经过一段时间勘察，在宁武县境内余庄、榆树坪、苗家堰、硫磺沟一带，发现有储量可观的煤、铁矿，当时测算可满足一个中型铁厂百年生产之用。于是，侵华日军便由沈阳鞍山抽调来一批技术人员，图谋在此筹建宁武铁矿厂。确定以日本人渡边为厂长，设经理系、劳动系、技术系、财务系、庶务系等机构。与此同时，还从东北调来锅炉等设备，又将原庙儿沟的煤矿警，改编为铁矿警，警员约50人左右。作为铁矿厂的配套燃料生产基地，有与之近邻的榆树坪等若干座煤窑。出于监护矿工生产，以及武装抵抗八路军游击队袭击的目的，日军在煤矿设有煤矿警备队，并修筑炮台驻扎矿警。
据抗战时期的宁武第三区区委书记丁国鸿回忆：为了有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经济掠夺行径，就在当年夏天日军开始筹办煤铁矿厂之际，八路军神五支队侦察员王银柱，即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与宁武县籍爱国民主人士毕汉臣（宁武县城内人，建国后宁武县首任民主县长）做好了榆树坪据点警备队队长石玉文的内线策反工作。随即，在神（池）五（寨）支队政委王展（抗战时期武工大队长、开国少将、原武汉军区副政委）指挥下，里应外合，消灭了该据点敌人，俘虏日伪军百余人，缴获机枪、步枪百余支，军用品甚多，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与此同时，当年腊月三十日夜三时许，宁武春景洼日军据点内线关系孙高焕等预与中共宁三区区委取得联系，八路军35支队在罗斌支队长指挥下，游击队、武工队配合作战，同样采取里应外合战术，一举攻占春景洼敌据点，消灭全部顽抗之敌，火烧炮楼，俘虏伪军七八十人，缴获山炮两门，机枪三挺，步枪百余支。当余庄日军天亮时赶来援救时，中国军民早已胜利撤退。
中国军民的胜利战绩，使侵占宁武日军遭受重挫。已处战败边缘岌岌可危的日酋气急败坏，急欲恃机报复。日军对被其强迫利用的伪军可信度更加怀疑，随即在其他据点及矿警中秘密安插了坐探。
据熟悉情况的宁武籍老干部辛臻回忆：此际，活跃于宁武一带的八路军神五支队侦察员，在王展支队长的部署下，同样打入了榆树坪煤矿警中。经过大量分化策反工作，一百多矿警中先期出逃二三十人。这一情报被日军密探侦知，日军确定榆树坪煤矿警有集体投诚八路军倾向。于是，日军决定对所有矿警横下毒手。
大年刚过，从宁武出发的日军重兵，突然对榆树坪矿警驻扎的炮台实施包围。随即，以鸣枪和喊话方式，逼令驻守炮台的中国煤矿警全体交械，整队走出炮台，用粗豆（铁）丝逐一捆绑，连成一串，用两三辆军用卡车，把矿警们全都押回宁武城内日军宪兵队本部关押。
关押期间，日军对被其扣捕的中国人频施刑具，毒打凌辱。受刑者痛苦嚎哭哀叫之声，昼夜不绝于附近街巷居民之耳。正月二十日左右的几天中，日军武力强逼这些被关押着的中国人到县城北墙内侧的文昌寺附近，挖掘了三个长方形大壕沟。但这些中国人并不知道：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逼迫他们所干的，正是自掘坟墓。
正月二十五日，日军宪兵队在警备队的配合下，将这些不明真相的无辜煤矿警用铁丝捆臂，又用铁丝穿透每个人的肩胛锁骨，彼此串联在一起，从城内六百户街（今人民大街东段）的日军宪兵队本部步行出发，经城内七百户大街（今人民大街西段），穿鼓楼北巷洞，押赴县城北墙拐角处的文昌寺内空殿中。随之而来的，就是野蛮的血腥屠杀。
中国煤矿警被三、五人一组赶出庙殿，牵往文昌寺与县文庙空地已挖好的壕沟边，由日军士兵用东洋刀或刺刀逐一杀害。日军每砍杀一人，都要在事先逼令居民挑来的水桶内，洗一次刀。被害者有的当场死亡，人头落地；有的当场未死，哀嚎挣扎。被砍掉人头的尸体尚跪原地，日军以脚蹬入壕沟。一时鲜血淋漓，尸体横压。尚存一息者绝望抽搐，壕沟内死尸蠕动，惨不忍睹。唯一一位未被当场杀死的受害者，直到第二天县城居民去收尸时，仍残存一息。他后颈被砍断，前颈和气管仍有联接。他向同胞们讨水喝，乞求人们用石头把他砸死，以解痛苦。在日军淫威之下，无人敢于施救。不久，日军宪兵赶来，又将其击毙。
此次被日军抓捕扣押的中国煤矿警，总共54人。
其中，矿警张福存从一个朔州人口中得知将于次日行刑的消息，即暗中谋划逃走:在矿警被关押的日军宪兵队本部，白天有一定的放风时间，院内有一间供被押者使用的厕所；或许是由于日军的疏忽，院内居然存放着一张木梯。张福存将这一切暗记心中，为防日军生疑，睡觉专把衣服脱光，乘夜间上厕所之机，赤身搭着这张木梯，越墙逃出，又从宁武县城城墙上跳下，得以脱身。他在荒野中拼命奔跑，但因浑身一丝不挂，又值隆冬寒天，终于冻倒在雪地里。家人得到消息，将冻僵在荒野的张福存救回，抢救苏醒，但已致成残疾，丧失了劳动能力。另一名矿警曹善红，在被日军押赴文昌寺后，趁日军不备，藏身于庙殿顶棚上，未被发现，侥幸活命。
寻访中，我们获悉这位机智逃脱杀害的唯一的幸存者竟是宁武县城关镇（今凤凰镇）迷查嘴村人，而他的儿子就在村里。于是，我们专程前往，找到了赵福存的儿子赵喜娃。
60岁的赵喜娃，人挺憨厚，一位朴实的晋北老农，现任宁武凤凰镇（原城关镇）迷查嘴村责任村长。当我们说明来意后，赵喜娃沉痛地说：“老父亲自那年跳墙逃出来后，就因为被冻弄下终身残疾，早已过世了！”我们深为这位唯一详知内情的同案人的过早离世而挽惜遗憾，但毕竟也不虚此行。因为，赵喜娃也讲述了一些重要的情节。他说：
“我的父亲赵福存，那时是驻守榆树坪炮台的煤矿警。当时八路军攻打炮台，受八路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宣传的感召，停止抵抗，关闭炮台。日军按私通八路的罪名，把矿警们抓起来，关在宁武城宪兵队里。有一个朔州人告诉我父亲说日本人要杀人了。我父亲在头一天夜里借拉肚子上厕所的机会，蹬着宪兵队院里的木头梯子，爬墙逃出来。又跳下城墙，赤身跑回村外。家里人把他救回来时，已经冻僵。后来虽然抢救过来，但已经闹下残疾，不能劳动了。”
除上述赵福存和曹善红两人侥幸逃脱外，其余52人全都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这些被害的煤矿警中，知其姓名者有：柴举，矿警队长，朔州下圪嵺村人；任某某，宁武城内人，西门街人；王维，河南村人；袁四有、高二恒、解二贵，李子高，均系宁武城关人。
正是在这次暴行中，奥村和一在长官的逼令下，在那场战争即将结束的昭和20年（1945年），在所谓“初年兵教育”的美丽谎言逼令诱使下，他受命开始持刀杀害中国人。后来还杀害了不少无辜的中国人。此次，他亲手用刺刀杀死了三名中国煤矿警。他对自己过去的罪行供认不讳，追悔不已。此次屠杀事件，是奥村和一来华后，他所参与的第一次，也是他所经历的最大的一次屠杀暴行。他对此记忆犹新。战后常为此痛悔内疚，久怀忏悔谢罪之心。
奥村再次万般追悔地说：日军上司用谎言蒙蔽日本士兵，从来不向士兵说明真相。当时，他是一个从军仅三四个月的新兵，长官逼令他杀人，说杀人是新兵训练的必修科目，只有敢杀人，杀得利落，才算合格，才可以晋升。他并不知道被杀的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被杀死。他初次直接杀人，十分害怕，十分紧张，浑身发抖。他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低着头，闭着眼睛，头皮发麻，手臂颤抖地刺向那几个中国人，把他们刺死了……
奥村和一在这里所陈述的日军把屠杀中国人作为新兵训练的必修课目，我们在一份关于“太原工程队”的日军集中营的资料中，不仅得到印证，而且证明此种残忍手段由来已久。
资料记载：日军经常把俘虏当作活靶子，让士兵练习刺杀或射击。1942年7月26日8时30分，侵占太原的日军乘车来到太原小东门外赛马场，那里事先已押来一批俘虏。这些俘虏绝大多数是平民百姓。日军第一中队新兵约50人首先开始活靶刺杀，50名俘虏被捆绑在他们前面10米远的地方。日本长官一声令下，日本兵像野兽一样大声嚎叫着，冲上前去，朝着俘虏的胸膛刺去，俘虏惨叫一声倒下，鲜血像喷泉一样涌出来。就这样，220名俘虏被活活刺死了。8月上旬，日军又用同样的办法刺杀了120名俘虏，其中有50名女俘虏。两次共计残杀俘虏340名。
1944年2月7日，曾经参加过这种屠杀的日军士兵月田，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座谈会上揭露说：“1942年7月，我在太原时，每隔10天，城门外就有这样一次训练。拉去60个俘虏，排成一列，扒去上衣，捆绑起来，让新兵练刺杀。还在俘虏们痛得呀呀叫的时候，就用石头土块活埋了。”他还说：“这个罪行是在冈村宁次大将命令下犯下的。”
作者简介
王树森：山西省宁武关人，1946年生。中国作协、山西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历任小学和中师语文、音乐教师、文工团编导兼演奏员、宣传文化干事、县委办副主任、党史县志办主任主编、文联主席等。从事文艺工作50多年，创作出版各类作品600余篇（部），总约1千万字。成书著作有《兵变》《隋杨泪》《阎锡山这个人》《山西王阎锡山》《冈村宁茨受审记》《血溅中山陵》《履踪瞻絮》《忻州历史文化丛书·方舆概略》，及地区文工团专著《忻闻诗画》等30余部。作品体裁涉及长、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传记、报告文学、戏曲、纪实等多种领域；分别发表或出版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八一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香港天马图书公司，及国内相关文学艺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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