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从直谏处死年羹尧,看雍正为君之道与张廷玉的处世哲学
历史上的雍正,可以说是深谙“腹黑”之道,这一点在其处置年羹尧的过程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雍正对于年羹尧居功自傲、目无君主、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的行为甚是不满,并且已经是下定决心要惩治年羹尧,可是自始至终,雍正都将自己置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
他首先将包括原四川巡抚蔡珽在内的一批与年羹尧有着“旧仇”的官员予以了提拔,利用双方矛盾开始搜罗年羹尧的罪证。之后,他又借着年羹尧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的“笔误”大做文章,进而将年羹尧调离了西北,让其远离其政治影响力的中心。随后,他又不断的暗示官员们上疏弹劾年羹尧,特别他借着年羹尧的旧部急于抽身其中、与年羹尧划清界限的心态,鼓动其对年羹尧进行揭发检举,使得年羹尧陷入到众叛亲离的地步,营造一种“天怒人怨”舆论氛围。
这样一来,雍正等于是在迫于无奈,并且为的是平息朝中反对之声的情况下,赐年羹尧以自尽,就此达成了自己的目的,而他也不会背上“杀功臣”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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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王朝》中,雍正也面临这同样的情况。
年羹尧飞扬跋扈,引得了朝中众臣们的一直不满,而他擅自杀掉孙嘉诚,更是让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对其的声讨之声更是一浪高过了一浪,以至于雍正将年羹尧一撸到底都不能平息朝堂上对其的不满与痛恨,非要雍正将年羹尧至于死地。
可是,面对这样的情况,雍正一直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直到张廷玉向他进谏后,他终于下旨将年羹尧处死。
在这其中,有着雍正自己的考量,与此同时,还包含着雍正对于张廷玉的一种“补偿”。而直到这个时候才劝谏雍正杀掉年羹尧,也体现着张廷玉处世之道与为官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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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下旨处死张廷璐,让雍正对于张廷玉深感愧疚。
在此前的“科场弊案”中,张廷玉的弟弟张廷璐作为正主考,擅自默许几位考生夹带,纵容舞弊,而在面对考题泄露这样严重的考场事故,更是非但没有及时有效的处理解决,甚至还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极力干涉副主考李绂彻查此事。
这件事情的发生,让雍正非常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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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雍正对于这次科举考试是给予厚望的,他希望籍此为国家、为朝廷选拔优秀的人才,培养一批青年才俊充实国家的官僚队伍,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都是被雍正视为“自己人”,将来要承载推行新政的重任的。可以说,张廷璐的行为险些让雍正的全盘计划毁于一旦。
另一方面,雍正刚刚登基,立足未稳,而朝臣们在八阿哥胤禩等人的暗中布置与串联下,纷纷上疏请奏要保全张廷璐以及同样犯了大错的诺敏,这无疑是公然与雍正进行叫板。如果雍正退让,就意味着皇权威严的扫地,此后类似的事情将会层出不穷。所以为了维系皇权统治的根基,树立自己的威信,雍正也必须将这二人处死,以起到警示朝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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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雍正却迟迟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是因为他在等着张廷玉的表态。
张廷玉是康熙留给雍正的股肱之臣,也是上书房的首辅大臣,并且他本人对此前的康熙以及现在的雍正都是忠心耿耿,张廷玉的价值、作用以及影响力,雍正是非常的清楚,这个时候的雍正是绝对不能失去张廷玉的辅助和支持的。所以,只有当张廷玉主动上疏,请雍正处死张廷璐的时候,雍正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
当然,除此之外,雍正也希望借由张廷玉与张廷璐的特殊身份,以及张廷玉如此“大义灭亲”的行为,稳定住朝堂舆论,坚定自己擅杀张廷璐和诺敏的决心,更要表明自己整饬吏治、推行新政的决心。而这不仅仅是做给那些保奏二人的官员们的看的,实际上更是做给八阿哥胤禩等自己的反对者们的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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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雍正心里非常的清楚,张廷玉就算是在“大公无私”,他也是要背负着“骂名”,以及还要承担着失去亲人的苦痛。所以对于这件事情,雍正也是一直记在心里,除了对张廷玉在刑场上所进行的安慰外,还对其是信任有加,不断进行提拔和封赏,为的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张廷玉这份“大义灭亲”的牺牲,来表示感谢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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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谏雍正处死年羹尧,对于张廷玉来说,单凭擅杀孙嘉诚这一件事情,他都会这么做。
对于张廷玉来说,年羹尧的过错不仅仅是他的骄纵狂傲以及目无君主、目无法纪,擅杀孙嘉诚这件事,才是最让张廷玉倍感心痛与惋惜。
张廷玉之于孙嘉诚,可谓是亦师亦友,而张廷玉对于孙嘉诚清正廉洁、敢于直谏的为官作风,也是颇为欣赏。尽管两人在身份、地位、官阶与职级上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是在交情上来说,绝对可以是堪称“知己”般的存在。
在此之前,正是张廷玉夜访孙嘉诚,带来了雍正对其予以重用的消息,让两人正式建立了交集;后来,又是孙嘉诚代表着所有的御史大夫,请求张廷玉“大义灭亲”,让张廷玉在一定程度上放下了舆论包袱,找到了一个“台阶”。
而孙嘉诚跟随年羹尧前往西北地区推行“火耗归公”的新政,更是张廷玉接受了雍正的旨意和安排,亲自进行了劝说。可如今,孙嘉诚客死西北、命丧年羹尧之手,张廷玉在痛心疾首的同时,也感到了自己身上的罪责,对于孙嘉诚充满了愧疚与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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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张廷玉的极度难过,不仅仅是因为他痛失了挚友,置于朝廷而言,则失去的是一位忠臣、能臣和诤臣。
孙嘉诚尽管在一些场合下,会不顾官场体统,以下犯上、口无遮拦,可雍正以及张廷玉都是非常清楚,孙嘉诚如此行事并不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是确实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与天下黎民百姓的安定,为的是整个王朝的社稷。因此雍正虽然是嘴上对他是屡次加以斥责,心中还是非常的钦佩与感激的。
特别是这次,孙嘉诚不顾个人的安危,放下他与年羹尧之间的矛盾,只身前往西北推行“火耗归公”,也正是他不畏强权、一心为公的精神品质的最好展现。
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年羹尧只为一己私怨以及个人的利益,就全然不顾国家大局,也不考虑孙嘉诚之于雍正的价值与意义,不经请示就将其擅杀掉,这无疑是雍正的重大损失,也是整个朝廷的重要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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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私,张廷玉是感念自己与孙嘉诚的私交,于公,是为了帮助雍正平民愤、正朝纲,张廷玉直谏雍正处死年羹尧是一种必然。
然而,可即便如此,张廷玉却在此之前一直没有对此发表任何的看法,而这便是张廷玉“精明”的为官之道的体现。
一来,张廷玉这样做事为了维系雍正的颜面。
在此之前,雍正因为没有进行调研,就轻率的褒奖诺敏为“天下第一巡抚”,已经弄得是非常的尴尬。而这一次,年羹尧的表现也同样的辜负了雍正对其的栽培与封赏,雍正再一次被狠狠“打脸”。
在这样一个雍正感到极度为难与脸上无光的时刻,张廷玉不好再在雍正的“伤口”上撒盐,甚至连孙嘉诚的去世后,在没有得到雍正首肯的情况下,都不去拜祭孙嘉诚的灵堂,这些无疑都是在为雍正进行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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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来,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的表态将会有着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
张廷玉是上书房的首辅大臣,还是军机大臣,如果说马齐是满洲官员的代表的话,那么张廷玉毫无疑问就是汉族官员们的领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廷玉的表态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甚至会让已经一片倒的朝堂舆论,变得愈发的不可收拾,而这也必然为雍正所反感。其原因在于不仅仅是这份舆论上的倾斜将会给雍正带来巨大的压力,更是让张廷玉成为了“出头鸟”,也会为雍正所记恨。
所以,作为官场的“老江湖”,即便是从明哲保身的角度出发,张廷玉也是不会犯这种原则性的错误的。
因此,一直到年羹尧被雍正贬谪为杭州守城门这样的的从九门末吏之前,都一直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是因为他表态的“时机”还没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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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给予年羹尧最后一击的机会,也是雍正留给张廷玉的。
此时的张廷玉和雍正,在对待年羹尧的问题上,可以说是达成了一种“默契”。
年羹尧自掘坟墓的行为已然让其是无可救药,如果说此前雍正尚且念及其功勋想着网开一面,可如今不仅是朝堂上的杀掉年羹尧舆论依然铺天盖地,就连年羹尧本人的行为,也很难让雍正在想要将他留存于世。
所以,这个时候张廷玉直谏雍正,应该杀掉年羹尧了。
“皇上,各省的督抚都上折子说话了,这件事是该做个了断了。。。。。。虽然朝廷有议功一说,但功过相抵,他仍然死有余辜。”“年羹尧至今犹穿着黄马褂昭示与城门之下,招摇于闹市之中,是诚何心?无非炫耀平西北之功,示世人鸟尽弓藏之意。此人一日不去,皇上圣名就一日受到沾污。”
可以说,这是张廷玉给了雍正最后的一个“台阶”,让雍正不承担“鸟尽弓藏”的骂名基础上,进而能够在舆论的压力下以及在朝臣们的劝谏声中,杀掉年羹尧,其中,也包括了他这位上书房首辅大臣兼军机大臣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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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雍正来说,他实际上也是在等着张廷玉的这份直谏。
首先,雍正为的是保全自己的颜面。
在此之前,在杀诺敏和张廷璐的时候,雍正就与百官们有过一次正面的较量,那一次是雍正顶住了朝臣的力保之声,坚持己见,杀掉了这二人。这一次也是同样的,朝臣们纷纷上疏弹劾,请求杀掉年羹尧,如果雍正真的听取了朝臣们的意见,那么雍正的皇权威严将受到损害。
更重要的是,如此一来会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是雍正是被朝臣们“牵着鼻子走”的,这是雍正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况且处于年羹尧的功勋以及他与年羹尧特殊的关系,最开始的雍正真的没有想杀掉年羹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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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雍正这就是要给足了张廷玉面子,树立张廷玉的威信。
朝臣们百般劝谏,雍正一直都是不予批准,唯独张廷玉张廷玉的劝谏予以了同意,这无疑昭示了张廷玉在雍正心中的地位。
而这实际上也是做给朝臣们的看的,为的就是进一步拔高张廷玉的威信与影响力,毕竟张廷玉是雍正认定的忠臣良相,官员们以张廷玉“马首是瞻”,跟随其步伐,往后可以节省雍正很多的力气,形成统一的意见和声音,进而让新政更加有效的推进实施。
再次,就是雍正表达对于张廷玉的器重与感念。
可以说,雍正对于张廷玉的这份重视与信任,也是在做给张廷玉来看的,表达的是自己对于张廷玉的认可,让张廷玉能够认识到他之于雍正的价值与意义,更好的辅佐和协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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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也都是雍正对于张廷玉的一种“补偿”。
在此之前张廷玉“大义灭亲”,以大局为重,请奏处死了自己的亲弟弟张廷璐,雍正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在宽慰张廷玉的同时,给予其足够的重视,从而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对于张廷玉来说,他在整个过程中也表现出了自己的“老谋深算”的一面。一方面能够继续为雍正进行的全面的考量,在恰当的时候说恰当的话、做恰当的事,算是将他的那种“精明”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他又能恪守“君臣之道”,识大体、顾大局,既能自己“背锅”,又能为雍正“找台阶”,算是成功的帮助雍正度过这次关乎朝堂威名与身后荣辱的舆论“危机”,可谓大功一件。
而在这一系列细节中所蕴含着的道理,也值得我们好好回顾和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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