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魏钢焰（二） / 四六文摘

我所知道的魏钢焰（二）

◎康所平

三

1956年，魏钢焰转业到西安作家协会，任《延河》杂志副主编。到玉门油矿和敦煌生活，除写了散文《带铝盔的战士》《敦煌留鸿》外，主要还是写诗，诗作有《路程》《西行放歌》等。

1958年，他搞专业创作。赴商洛地区生活，写出了他最初的成名之作——散文《宝地、宝人、宝事》。“因为我没有研究过散文，就只有信手写去”（《我的小传》）但它的确初步显示了作者的创作风格。

1960年，他到了榆林沙区，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专家，他“既目睹了沙区人民与风沙的死拼苦斗，也义愤于某些隔岸观火，釜底抽薪的不义行为”，遂写作《船夫曲》。

《船夫曲》的写作，使他的散文真正焕发出了光彩。这篇文章构思奇颖，气势恢宏，它通过作者对二十年前在太行山区听唱冼星海的《黄河船夫曲》的回忆，联系1961年元旦塞外农场一些女青年志愿跟随老支书支援后进队的现实，唱出了一曲动人心弦的英雄的颂歌。作者的思想是深邃的，笔力是雄健的，他要探索的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他要表现的是六亿中华儿女的心灵。他真正懂得了船夫曲，懂得了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文章联想丰富，诗意浓郁，形散神聚，开阖自如，是一篇难得的优秀之作。正如作者坦言：“此时，我不满足一时一人一事的报告，我想反映生活的历史感，在方寸中试绘长卷，便试着引进诗的构思及表现方法到可自由挥洒的散文中，使二者结合起来。”特别是这篇散文写在我国遇到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那个时期，其激励人心的现实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1963年，从采访到完成，他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了报告文学《红桃是怎么开的》。“……下笔如浪掀风涌。其道理很简单，并非我顿得天悟，而是英雄女工赵梦桃的心灵举止震撼了我，搅醒我许多记忆与感受。”（《魏钢焰文学传略》）这篇作品的成功，奠定了他报告文学创作的坚实基础。作品写的是著名劳动模范、陕西咸阳国棉一厂纺织女工、党的忠实女儿赵梦桃的先进事迹。正像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那样，作者在赵梦桃的身上写出了党和集体的力量，写出了时代的伟大。作品对这个在旧社会度过苦难童年的瘦弱的小姑娘，如何在新社会的哺育下成长为一个英雄模范人物的历史，写得很有深度。作者不掩盖矛盾，也不回避斗争，更不把先进人物写成生来就是“高大全”，一出场头上就有光环的神物。他写了主人公的厄运、挣扎、挫折及退缩。写了战胜它们的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赵梦桃不过是这个时代的必然产物，是工人阶级的一个优秀代表。正因为这样，这绽开的一朵“红桃”，才引来了无数的“红桃”纷纷伸枝抽条，绽瓣吐蕊，点染着祖国万紫千红的春色。作品在1963年6月26日的《陕西日报》和《延河》杂志1963年7月号上先后发表，轰动中国文坛，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报告文学成果之一。

魏钢焰作品

1964年，魏钢焰去大庆生活，跟铁人王进喜一起工作、生活了好几个月，体验了寒风搅雪的草原、人喊马嘶的会战，在风沙中唱着“萨尔图的风，是革命的风，萨尔图的人，是革命的人”石油大军气吞山河的壮志豪情，以及高高的井架、钻塔……这些都深深地感染着他，“在这儿我像是又回到了朝气的延安，贴心的部队。” 1970年他被下放宝鸡山区，1972年元月的某夜，他在灯下读报，偶然看到了铁人一年前逝世的噩耗，“猛觉得，脚下突然空陷了似的……那时刻，我常为自己还没有充分有力地反映大庆和铁人而内疚”（《绿叶赞》后记）当时，他曾立下心愿，不管有无条件，发不发表，总要写一部歌颂大庆和铁人的作品出来。1973年他再返大庆，“这块土地，引起我多么复杂的心境！”。期间写作报告文学《历史谱写者》和长诗《长征录》（未完成）均未发表。直至粉碎“四人帮”后，党重新给了他“歌颂英雄和社会主义的权利”，使他重新焕发出艺术青春。1977年12月，魏钢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忆铁人》在《人民日报》以3个版面予以刊登——此举史无前例，其轰动效应不言而喻，他“倾吐了十年积愫和心底的思念。”之后他反思“并非如我曾有过的浅薄想法那样，只要能先写出点关于大庆和铁人的文章，能及早投入战斗，心上的重担就会轻松些。现在，我才感到这副担子的重量……我们的创造征途才刚开始！”他把自己当做“白发新兵”，以当年小八路的刚气火劲，为党和社会主义，又朝气蓬勃地投入战斗。接着他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写了《绿色的征途》和歌颂大庆新风的《雨点的声音》《大庆的心》等散文，以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做着最后的冲刺。

1995年，魏钢焰于西安逝世。

对魏老的散文创作，《当代文学概观》一书中这样评述：“他常以战士的身份观察生活、感受生活，努力探索革命、人生的哲理；作品里充满着政治热情与战斗情思……抒情里带着或浓或淡的政治色彩。他们（指魏巍、刘白羽、魏钢焰）的作品是政治与诗的结合……影响着当代散文的主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