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云亭从青岛港被蒋军拉壮丁带...

1949年，周云亭从青岛港被蒋军拉壮丁带走时，已经40岁。他有四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儿，12岁，老二老三老四都是儿子，一个9岁、一个3岁，最小的那个只有六个月大。

当时兵荒马乱的，到处在抓壮丁。为了躲避，周云亭跑到山上藏了七天七夜。他每天饿了就挖野菜吃，渴了就喝山沟里的水，直到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便跑下山准备回家看看，谁知走到半道上便被蒋军抓走。他同几百个人一起，被送上停泊在青岛港的船上，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到了台湾。

那时候，家里根本不知道周云亭的音信，是死是活，到处打听也没人知道。妻子只好带着四个孩子东家借西家赊，过天是一天。

周云亭在台湾这边也度日如年。刚开始时他还数着日子，总觉得很快就能回家。可时间一天天过去，两岸关系也一天天紧张，回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到了后来甚至连是哪年哪月都懒得去记了，糊涂比清醒着好。一想起家里活蹦乱跳的四个孩子，他心里就针扎般地痛，自己不在家种地，他们吃什么?

周云亭在台湾的部队里一呆就是十几年，退役时已是年过半百。他在兵营里就是混了个一日三餐，什么积蓄也没有，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他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在一个教堂里找了一份做清洁的活儿，才总算有了栖身之地。

那时，每逢做礼拜，就会有一些教友留在教堂久久不肯散去。他们当中有很多是退下来的老兵，在无法抑制的思乡中，有很多人信了教，权作一种感情的寄托。

有一次，周云亭发现他们特别地神秘，这才才知道他们当中有的人已托国外的朋友给家里捎去了信，并且，也得到了家里的回信。

于是，周云亭更加想家。

就这么在对老家的朝思幕想中，77岁那年，周云亭生了一场大病，身体垮了，出了院以后，什么活儿都干不动了。心灰意冷的他打算就这么等死。

看到周云亭一天天颓废下去，有个修女站了出来，她说她有教友在国外，也许可以托他们给周云亭往家里带个信儿，至少让家里的人知道他还活着。这让周云亭打起了好好活着的精神，开始强迫自己吃东西、吃药，他觉得也许真的有一天，要用自己的双脚走回家去。

1986年春，就在周云亭刚刚能扶着栅栏下床走路时，他收到了第一封家书。拿到家书时，他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没有再扶着栅栏，几步便走回了教堂后面他栖身的木板房。一跨进房门，他便“扑通”跪下，朝天磕了三个响头。

看完信后，周云亭再也控制不住，放声痛哭起来。原来，自己妻子40年来一直守活寡似的撑着家；年迈的双亲已去世，最终没有等到儿子的消息；最让他伤心的是，两个最小的儿子在他走后不久，相继夭折。

知道了家里的消息，周云亭开始想那个过去从来不敢想的回家的梦。可是，这些年过一天算一天，他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沮丧极了。

周云亭又托修女给家里捎去第二封信。信的大意是自己十分想念妻子和孩子们，只是台湾这边控制很严，一时想不出回家的办法。再者说，自己几乎没有积蓄，回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毕竟，他觉得该对家里有些补偿。

很快，老伴的信捎了回来，她在信里说：“家里的生活早已与以前不同，女儿、儿子都已结婚成家，还有三个孙子，地里的收成不错，粗粮早就不吃了，每年收的小麦吃不了还要卖给国家一些。”

老伴劝他早点回家:“你七老八十的人了，还在外面游荡什么?要是图钱的话，俺们娘儿几个干嘛非要等着你回来?你只要人回来，饭就有你吃的，你还在等什么?我也年纪大了，难道你真的要让我在走之前见不上你一面?”

尽管祖国内陆在1979年便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欢迎台湾同胞返乡骨肉团聚，可台湾当局仍是一副不妥协的姿态。周云亭当时已横下一条心，说什么也要在还能走动的时候回老家去。

1987年元旦刚过，周云亭筹集够了路费，就持旅游护照，从台湾先飞到了菲律宾，又从菲律宾飞到香港，再从香港转道广州，终于回到了离别将近40年之久的祖国内陆。

那天，周云亭走进村子，正好是阴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日子。这就是家啊，这就是老家啊，几十年来只有这一刻，周云亭才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像个真正的人。那一年的春节，是他飘泊40年过得最舒心的一个年。

周云亭的老伴似乎是了却了最后的心愿，团聚后没多久，她便一病不起，熬到第二年秋天去世。

这时，村里陆续有从台湾回来探亲的老兵，他们见到周云亭都替他惋惜说：云亭，你怎么不再等等？你走的第二年十月份，就允许回大随探亲了。那样你还会带着“饷银”回来，有了这个钱，你的下半子就不用再操心了。

周云亭却说：“我现在最庆幸的就是自己早回来了一年，至少我跟老伴还见了一面……我已经80岁了，没有多少下半辈子需要操心，这个家有我的饭吃就心满意足了。”

周云亭偷偷回大陆后，台湾当局很快给他注销了户口，并把他列入了所谓“通匪”黑名单。台湾当局甚至还到修道院去査了很久，并扬言他要是回台湾，会立即被送去坐牢。

但是，周云亭既然打算回大陆，就没有想着再回去。回家，这永远都不会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