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偶像之前的亚当·斯密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邓中华，责编：周 琪，36氪经授权发布。
01.如果斯密的兴趣不是足够广泛，那么，即便他提出了新的框架，也不足以将它真正建立起来。
02.在高产的年代，他总是敏感地保护自己思想的优先地位。
03.斯密的成功与他拥有的关系网络和恰当的关系策略密不可分。
并不是每个人、每个学派都尊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比如，约瑟夫·熊彼特曾言，《国富论》一书虽然伟大，但它“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和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 1776 年前是全新的”，“抽掉先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
有意思的是，如果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评价斯密，会得出一个结论，就算斯密并非思想市场的原创“发明家”，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创新者、企业家、250 年来思想市场上那个通吃的“赢家”。
从达尔文、马克思、凯恩斯到哈耶克，所有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理论家的观点中，几乎都有亚当·斯密的印记。
亚当·斯密何以成为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传—现代经济学之父的思想》
避免专家思维陷阱
将亚当·斯密称为“经济学之父”，其实有些不公平。因为受哈奇森的影响，斯密思考的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哈奇森在美学、伦理学发表了大量文章，研究逻辑学、思维和知识，创新性地用英语而非拉丁语教学。
亚当·斯密的兴趣非常广泛。他最早感兴趣的是自然哲学，尤其是物理学和数学。授业者是约翰·西姆森的侄子罗伯特·西姆森，格拉斯哥的数学教授，牛顿的粉丝，也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专家。
1748 年，斯密受邀在爱丁堡举办讲座，他的讲座首秀题目是“如何在写作和演讲中有效沟通”，之后增加了法理学主题的讲座。
在修辞学讲座中，斯密表示，有效的交流需要具备简明和恰当两种特质。所谓恰当是指对语言的正确使用，既符合言者的本质特征和交际意图，又符合听者的期望。斯密提到了“共情”，预演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的核心观点。
后来，《道德情操论》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斯密写道，“我将在另一场讨论中尽力讲述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则，以及它们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代和不同时期经历的不同革命，不仅涉及什么是正义，还涉及警察、税收和军队，以及任何其他与法律相关的对象。”
如果拘泥于专家的角色，那是在玩詹姆斯·卡斯所说的“界限内的游戏”，是在既定的进化轨道上做改进、完善的工作；相反，在范式变革面前，必须大胆地把他人设定或默认的边界踩在脚下，是个“界限游戏”。
如果斯密的兴趣不是足够广泛，那么，即便他提出了新的框架，也不足以将它真正建立起来，他的理论就会像透风漏雨的茅屋，经不起风吹雨打。
位于苏格兰的亚当斯密故居：班缪尔楼
无惧竞争的学术斗士
无论是否愿意，竞争都不可避免。而且，思想市场的竞争还具有一个近乎残酷的特点——赢家通吃、恒吃。
阿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发现美洲的时间，比哥伦布晚五年，但是， 美洲大陆叫 America，而不是 Colombo，为什么？因为阿美利哥把新大陆定位为独立的大陆，与亚洲分开，引发了地理学上的革命，同时，他卖力地宣讲自己的发现与理论，其中一篇文章在 25 年内被翻译成 40 种文字。而哥伦布则志在寻找黄金，所以对发现缄默不语。
同样，斯密率先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个词就永远属于他了。
无惧竞争，有两个面向：第一，要敢于应对竞争者的挑战，守土有方；第二，要敢于批评错误的思想，进攻有力。
18 世纪 50 年代，斯密二三十岁时，是他高产的年代。他“总是敏感地保护自己思想的优先地位，常对其他人可能的抄袭发出警告”。
1755 年，他向当地一个学会提交了一篇文章，其中的一些表述让他青史留名，例如， “让一个国家达到最高程度的富裕和最低程度的野蛮的前提条件，除了和平、宽松的税收、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没有其他，其余的都是由自然过程带来的。”
而《国富论》本身，是建立在对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重商主义的批判之上的，是“对英国整个商业体系的猛烈攻击”。
例如，重商主义助长了制造商和商人的垄断精神，使他们学会了利用政府，促成了游说集团和特殊利益团体的形成，损害了消费者和劳工的利益，这些人是“为了自身利益促成欺骗甚至压迫公众的人”——这哪里是什么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分明就是战斗檄文。
选择正确的“关系”策略
任何创新者都不应该轻视、忽视“关系”或“社会资本”。
关系可以为社会资本的所有人带来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前者包括通路、先机和举荐；后者则帮助关系人成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第三方。
用结构洞理论的提出者罗纳德·伯特的话说，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只关乎生产等式，而社会资本涉及生产等式中的回报率。这条原则，对思想市场的创新者尤其重要，而斯密很好地践行了它。
人的科学，也就是今天的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所需要的信息分布严重不均， 噪声繁杂，且价值迅速衰减。因此，要想在思想市场上大获成功，你必须：（1）离信源越近越好；（2）获得信息的速度越快越好；（3）受到信源的信任越多越好。
《国富论》讨论的议题如此广泛、宏大，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数据”、切实的经验分享、一流头脑之间的碰撞，绝不可能如此精彩。
斯密当然很聪明，也受过良好的教育，读万卷书，因此，他的人力资本存量很充足， 但斯密的成功与他拥有的关系网络和恰当的关系策略是密不可分的。
斯密虽是一个遗腹子，但他的父亲在“托孤”时，把他托付给了一个相当有实力的关系网络，让他没有输在起跑线上，“他周围的长辈人脉丰富、乐于助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富有远见”。
斯密上学进的是当地一所不寻常的学校，那是一位教育家治下的学校。因此，他在《国富论》中对苏格兰的教区体系不吝褒扬。后来，他成为巴克勒公爵的游学导师，陪伴他在欧洲大陆访学。
众所周知，我们有一个“钱学森之问”。其实，想让钱学森之问变成伪问题的人比比皆是，想成为当今中国大师级人物的雄心勃勃者并不鲜见。遗憾的是，在我看来，他们至少在关系网络的打造上不够明智，或者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在接近信源时所选择的角色和姿势不足以赢得对方足够的尊重，所以未必获得了真实的信息。
有的教授声称要创建东方学派，但实质上仅仅是充当一个媒体人，为人提供媒体的价值；还有人致力于“诠释”信源当下的行为，充当一种类似高级文字秘书、助理的角色；还有人日日笔耕不辍，粉丝众多，著作等身，但那不过是远离信源的芸芸众生制造的虚假繁荣罢了……这都在触犯高质量关系的大忌——“轻易向食物链下游移动”。
跨越非此即彼的藩篱
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有一句妙语：“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还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
如何才能做到呢？
其中一个办法是，跨越相互竞争、对立的想法，走第三条路，把它们容纳其中。这第三条路一旦走通了，就是极大的创新。
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是连接两大知识体系的结果。一是人造真空，最终的结果是萨弗里的“矿工之友”——利用真空抽水的真空泵；另一体系是大气压驱动的活塞运动，代表人物是发明了高压锅的法国人帕潘，他的思路是利用膨胀蒸汽操控活塞。纽可门没有在两个对立的方法中选边站队，而是添加了一个横梁，解决了萨弗里和帕潘的矛盾，实现了伟大的突破。
任何一个试图在“人的科学”中自成一派的人，都必须对人的本性问题给予明确的回答。当时，斯密就面对两种对立且颇为显赫的学术思想。
一面是悲观派，代表人物是霍布斯、卢梭、曼德维尔等。
霍布斯认为，人生“孤独、贫穷、污秽、野蛮而又短暂”，人们的自然状态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唯有社会契约足以拯救众生；在卢梭和曼德维尔看来，正义不过是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而已。
另一面则是斯密的老师哈奇森的乐观主义。他认为，人的关键属性是社交性，核心是“道德感”，一种源自本能但受神启发的道德感受能力。
简言之，悲观派过度理性化，认为道德不过是理性算计的结果，是典型的性恶论；而乐观主义者认为道德是一种本能，与利益无关，是性善论。
斯密既不站霍布斯一边，也拒绝了哈奇森的核心概念。他选择了“共情”（compassion 或 sympathy）作为自己立论之基。正因为人们能感受到他人的快乐或悲伤，喜欢或反感， 所以，“我们必须用我们看待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将自己反对或赞同的情绪同他人对比，同时也让自己被人看见。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斯密的观念，大概是“知人不欲，勿施于人”。
最终，共情带来了互惠、付出和责任的交换，促进了商业和贸易双方的安全，从而塑造了社会道德。由此，《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就这样一脉相承，构建起宏大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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