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版|黄简讲书法：754草书流派05下

　　754草书流派05下

　　

　　唐代的纸张比较少，尚未有像宋徽宗《千字文》这样大的纸。所以，张旭、怀素的狂草经常是写在墙上、或屏风上的。

　　

　　贺知章和张旭是姻亲，经常在一起出游。《嘉泰会籍志》说；“凡人家厅馆好墙壁及屏障，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篆飞走，虽古之张（芝）、索（靖）不如也。”

　　

　　任华有《怀素草书歌》，亲眼看到当时的情况：“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这是做这准备工作，粉刷墙壁，制作白色的屏风。

　　我们现在可见的张旭遗迹，如《肚痛帖》，西安碑林的《千字文》断碑，等等。

　　即使是真的，尺幅也嫌烦太小。有一行还很小心地写了七个字。每个字只有四厘米左右，正好挤满一行。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很清醒的。

　　

　　西安碑林张旭《千字文》断碑原石现剩六块。每块只有一尺高，我站在它前面就想，当年张旭在墙上挥毫，肯定不是这样小的。

　　

　　再看怀素《自叙帖》，如果从每行第一个字拉线下来，大多数行距基本相同，虽然有时候会破行写，如此整齐，纸上应该有折痕。写完一行，换行起笔，作者潜意识是相取整齐的。这跟他在墙上写字，意识完全不同。怀素三十一岁在长沙遇到苏涣，苏有赠诗，明确写：“新书大字大如斗”，所以不是《自叙帖》这一种。小张纸上是平时的草书，并非真正的酒后狂草。

　　

　　真正的酒后猎是什么样呢？任华亲眼所见：“骏马迎来坐中堂，金盆盛酒竹叶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以后始颠狂。一颠一狂多意气，大叫一声起攘臂。挥毫倏忽千万字，有时一字两字长丈二。”“丈二”就是一丈二尺，有时一两个字竟然长达一丈二。写狂草先喝酒，“连饮百杯”在朱逵的诗中也有。这些虽然有些文学夸张，但描写是有实际背景的。发狂时候写字必然很大，所以往往写在墙壁和屏风上。这才是当时的狂草，可惜这样一来作品就传不下来。

　　简言之，当时写狂草有三个条件：

　　首先，有熟练而扎实的草法和笔法基础。

　　其次，性格奔放，以饮酒触发创作灵感。

　　第三、有大面积书写地方，如墙壁、屏风。

　　

　　张旭写狂草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怀素就不同了。怀素学到了饮酒、酒酣大叫、在墙壁上狂书。但这些只是形式，表面的东西。他最欠缺的是就是第一项：草法和笔法。我在这课程中多次指出怀素的草法问题，他经常随意增减笔画。

　　

　　如“艮”和“良”形近，草书写法是不同的。“艮”起手只写一折，而“良”用一折一转，即曲钩势。“银”字右旁是“艮”，所以先写一折。“郎”“朗”左边中“良”，所以用曲钩势。但你看怀素写的“郞”少了一折。有时右旁的邑耳势，头上又少了一横，和“朗”混了。如此随心所欲，把严谨的草法系统破坏了。

　　

　　又如“远”字，怀素不是不会写，他写过标准的草书“远”。但在他的作品中，经常随意省笔。

　　

　　还记得这张表吗？张旭是书法史上的关键人物，他是王羲之第十一代传人，门人弟子非常多。怀素二十多岁离家求笔法，先后找到张旭三个学生，徐浩、乌彤和颜真卿，可惜没有遇到关键人物山崔邈。

　　平心而论，怀素学书法非常努力，那时候张旭已经去世。他从湖南去广州找徐浩问笔法，徐浩没说什么。去岳州请教邬彤，邬彤说有天夜间张旭私下传授草书秘密，只有八年字：“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临走时，邬彤又说：“草书竖牵似古钗脚”。在洛阳和长安遇到颜真卿，颜真卿说用笔如“屋漏痕”，又指出张旭草书在于“模楷精详，特为真正”。怀素南北奔走，所就就是这四句话。我说过，张旭的书法教学，有公开的，有不公开的，技法精华“五势”“九用”只有崔邈、韩方明保守着。实事求是说，怀素未能得到张旭笔法。

　　

　　这是怀素《食鱼帖》。信中怀素诉苦说：“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又为常流所笑，深为不便。故久病不能多书……。”这封信使我们知道怀素在长安的情况。他由张谓带到长安，“引以游处”，一到就表演狂草，但热潮一过，自然冷却。更况且他是酒肉和尚，不守戒律，公然在大庭广众前喝酒吃肉，为人所笑。当时的长安，集中了多少唐朝精英。怀素的字留在墙上，屏风上，渐渐缺点都看出来了。草法、笔法都有问题，受到冷落是必然的。

　　宋代著名的书法家几乎都评论过怀素，苏东坡说：“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

　　

　　张旭草书点画，像真书那样意态自足，不能写真、行者写不出，这观点和颜真卿一样。

　　

　　但苏东坡对怀素的批评，非常严厉：“怀素书极不佳，用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势，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什么叫险势呢？

　　

　　周越是当时的一个书法家，黄庭坚等人曾向他学书法。黄晚年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学错一个人，拜错一个老师，影响一生。米芾说：“周越书，如轻薄少年舞剑，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周越就以锋芒毕露为风格，没有实质的东西。

　　黄庭坚评怀素说：“颜太师称张长史虽资性颠佚，而书法极入规矩也，故能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又说：“寺僧怀素草工瘦，而长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劲难得也。”

　　

　　“肥劲”是尖锋，侧锋都用到了，而怀素只有“瘦硬”，只得一个尖锋，黄庭坚说的是行家话。

　　

　　蔡襄视怀素为俗书，他说：“张长史正书甚谨严，至于草圣，出入有无，风云飞动，势非笔力可到，可谓雄俊不常耶？”“长史笔势，其妙入神，岂俗物可近哉？怀素处其侧，直有仆奴之态，况他人所可拟议。”

　　蔡襄一开始就指出张旭“正书甚谨严，至于草圣”，怀素没有真书根底，只是形似，所以说有“仆奴之态”。

　　

　　清代王铎的草书，虽然他强调自己“独宗羲献”，不少人却称赞他像怀素，王铎非常恼怒。王铎临写过怀素的帖，有一次临后小字跋曰：“怀素独此帖可观，他书野道，不愿临，不欲观矣。”“野道”，通俗地说就是歪路子，不是正道。

　　

　　又有一次课后，王铎写道：“丙戌三月初五夜二更，带酒微醺不能醉，书于北都瑯华馆，用张芝、柳、虞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劄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忘。”

　　

　　“谛辨”就是仔细辨认，王铎提醒观众：“各位看清楚了，我不是怀素一路，怀素那是'恶札’。”这话有点骂人了，我虽然对怀素评价不高，这种话是说不出来的。

　　

　　又有一次，王铎讲到自己的学书经历：“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王铎五十五。”

　　这里说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原本是米芾批评狂草写法。狂草运笔特快，一快就转用单一线条。所以米芾说“变乱古法，惊诸凡夫”。王铎说自己的书法是有所来历的，是羲献古法，他连呼三次“不服”，情绪非常激烈。王铎急于和怀素划清界线，他看到了怀素的缺点。但没有找一找原因，为什么人家说你像怀素。

　　狂草就讲到这里，我来小结一下。

　　

　　王羲之是草书发展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他以今草草法，加真书点画技法，把今草推向艺术高峰。这种写法获得普遍赞同，智永、孙过庭、陆柬之、张旭、颜真卿，一直到苏黄米蔡，都承认这是今草的标准。张旭更总结出“八法”、“五势”和“九用”，理论化了。张旭写狂草，那是醉后的表现，并非一动笔就是狂草。但张旭肯定有好作品，《新唐书.李白传》：“文宗时，诏以（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这恐怕不仅仅指张旭狂草，应该包括平时不狂的草书作品。怀素是张旭的通俗版，草法、笔法都比较差。给人印象是重点放在狂野上，所以被王铎讥为野道。唐宋大书家对他的批评是对的。但怀素和张旭的社会地位、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相差很大，他本人还是非常努力的，这一点应该肯定。因为张旭的草书作品传世极少，《古诗四帖》等不是张旭所书。怀素的“狂”在我们这时代走运，称颂怀素的文章铺天盖地。可见我们这时代的审美，和唐宋相差有多大，值得深思。

　　在唐代，写狂草只有少数人，并非一大流派。

　　我们回头温习一下这课程，从民间的手写体槀草，逐渐发展出章草，史游整理出《急就章》，笔法同隶书，只需三笔。王羲之是今草的代表，草法取势比章草彻底，笔法同真书八笔，你会“永字八法”就可以。卫恒创造出藁草，来之于槀草，加以艺术化，特点是草书和行书夹写，又称破体书、相闻书。至于颠草、散草、连绵草、游丝草，草法均同今草，笔法则走偏门，只是少数人的表现。学草书的根本，还是章草和今草。《急就章》是草法入门课本；王羲之墨迹本是学习笔法的最好范本。这就是结论。

　　

　　上面讲的只是方法，草书根本上是表现人的内心，气韵第一。书法创作成功与否，标准是雅，还是俗。孙过庭曾经把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作一对比：“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子敬以下，莫不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岂独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悬隔者也。”“不激不厉，风规自远”，这就是雅。“鼓努为力，标置为成体”，这就是俗。风雅在现代社会日渐淡薄。现代很多人喜欢的，恰恰是古人严厉批评的，这是很奇怪的现象。通过学习艺术，可以改变审美，使我们内心和生活变雅。

　　草书讲了二十十个月，正值大疫流行，这是艰难的两年。祝各位平安健康，谢谢听我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