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洛阳的“汉、魏石经”千万不要混淆了
位于洛阳的“汉、魏石经”千万不要混淆了
《熹平石经》
如果时光倒流，我们回到东汉光和7年，来到位于京师洛阳城东南方向开阳门的太学大门口，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景：风和日丽的日子里，那些读书人三五成群的聚集在太学门外40余块高大的石碑前面指指点点。在这片由40余块高大石碑组成的“石林”中，人们仿佛是在议论着什么；有的则俯身下去，仔细的端详着石碑上的每一个文字；有的甚至手拿笔墨仿佛在纸上描摹石碑上的文字；有 地方专程赶来。虽然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太学的名称，但是真正把太学变为文人荟萃的地方则是在两汉。董仲舒奏请皇上：臣愿陛下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太学在长安初建时，仅有50人。至东汉时期京师洛阳的太学，历代君王对太学愈加重视，至汉顺帝时期，太学规模达到鼎盛，太学生人数接近三万人。而此时，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高等学府——太学，因为有了这46块高大的石经，将全国的文人骚客都聚集起来，大家尽情的沉浸在这场文化饕餮盛宴之中。这40余块高大的石经就是中国书法历史上有名的东汉《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残碑（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熹平石经》是东汉熹平年间，议郎蔡邕等奏请正定六经文字，汉灵帝召集蔡邕和堂溪典、张驯等人，将儒学经典《周易》、《尚书》、《鲁诗》、《仪礼》、《公羊传》、《论语》、《春秋》等内容，分别刊刻于46块巨大的石碑之上。这些石碑尺寸高约三米，宽约1米，厚度接近15厘米，所有石碑前后两侧（碑阳和碑阴）皆刊刻儒学经典内容，字数约20余万字。在没有现代机械的古代社会，仅靠人力要从山上采集这些尺寸巨大的石块，进而切割打磨成相应形制的石碑，而且还要将20万字的文字一一凿刻在石碑之上，无论是切割搬运石块，还是书丹镌刻文字，这都是一个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工程。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石经前后历经约9年时间方才完成，完成后被安放于东汉都城洛阳开阳门外洛阳太学所在地，因是熹平年间决定刊刻的儒家经典文献，所以称之为《熹平石经》，是因为其刊刻时间起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碑刻上的书体都是东汉流行的隶书，历史上也被称之为《一体石经》、《一字石经》、《今字石经》、《太学石经》、《汉石经》等。从现在发现的《熹平石经》残石来看，之所以称之为《一体石经》或《一字石经》，是因为石碑文字皆使用一种书体，即东汉流行的隶书。用笔稳重老辣，结体方正平直，书写整体呈现出中规入矩、雍容华衮的风格，较为符合当时官方的要求。将《熹平石经》立于太学门外，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由国家组织、出资、刊刻的儒家经典石刻官本教科书。《后汉书》中《蔡邕列传》对蔡邕奏请汉灵帝刊刻《熹平石经》，并引来观者如云一事记述的较为清楚：
建宁三年，辟司徒桥玄府，玄甚敬待之。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熹平石经》残石（洛阳博物馆藏）
《熹平石经》残石拓片
《正始石经》
提到《熹平石经》就不得不提到随后由曹魏政府刊刻的另一部石经——《正始石经》。《正始石经》（见图2-3）亦被称之为《三体石经》、《三字石经》、《魏石经》、《正始三体石经》、《魏三体石经》等。之所以称为《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是针对于东汉的《一体石经》或《一字石经》的，因为《正始石经》上同时存在古文、小篆、汉隶三种字体，而不同于《熹平石经》的一种字体。《正始石经》的刊刻与曹魏时期统治阶级的文化观念的文学繁荣息息相关。东汉末年，三国争雄，最后曹操统一北方，为曹魏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初平之初，至建安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曹魏初期，魏文帝曹丕发展农业，加强军事，重视文教，国力日渐殷实。魏文帝在位期间，在各地大兴儒学，重修孔庙，恢复太学，置五经课试之法，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封建正统文化重新得以复兴。后人称之谓《正始石经》。这其中，重修太学是在东汉太学的原址上，并对东汉末年遭受了一定损坏的《熹平石经》加以修补。因为《尚书》、《春秋》、《左传》三部石经损坏比较严重，所以就针对这三部分用古文、小篆、汉隶三种字体重新加以刊刻，这些重新被刊刻的石经即是《正始石经》。所以说，《正始石经》只是针对东汉遗存下来的《熹平石经》残缺部分的补充，并不是对《熹平石经》的全部复制，所以《正始石经》的内容和字数要远远小于《熹平石经》。刻好的《正始石经》仍然立于洛阳太学前堂两侧，共28块。石经依然是两面刻字，不同的是在每一面刻有纵横线条为界格，每面约33行，每行约60字。由此可见，在曹魏时期，《正始石经》和东汉遗存的《熹平石经》应同时立于洛阳太学门前，这也为后世将二者混淆埋下了伏笔。
《正始石经》残石（洛阳博物馆藏）
二者之间的混淆
历史上，将东汉《熹平石经》认为是三体书刊刻而成的不在少数。如“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此外，还有黄夏先生年引征《洛阳珈蓝记》载：“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碑，表里刻之。写《春秋》、《尚书》二部作篆、科斗、隶三种字，汉右中郎将蔡邕笔之遗迹也。犹有十八碑，余皆残毁。复有石碑四十八，亦表里隶书，写《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部。又《赞学碑》一枚，并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论》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犹有四存，高祖题为劝学里。” 后汉书中将《熹平石经》中的的字体说成有：古文、篆书、隶书三种，显然是不对的。这种说法影响较深,以致后人多以此引征，成了后来使汉石经与魏石经相互混淆的主要诱因之一。唐朝很多文献也混淆了一体《熹平石经》与曹魏时期的三体《正始石经》。《徐浩古迹记》中载：“邕书有三体石经及西岳光和殷华冯敦数碑。”窦蒙《(述书赋)注》载：“蔡邕字伯喈，陈留人，终后汉左中郎将。今见打本《三体石经》四纸。石既寻毁，其本最稀，惟《棱隽》及《光和》等碑时时可见。”可见,将《熹平石经》误认为是《三体石经》（《正始石经》）的观点，在唐代已经甚嚣尘上了。这种误解一直到明代才出现了转机，明代赵明诚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其中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石经中经文的数量和字体种类上。明代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中对古文中记载的《汉石经》和《魏石经》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归纳和总结，评述了石经残石出土流传的来龙去脉，继而对于赵明诚提到的问题也进行了总结：“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焉：一日汉五六七经之不同；二曰魏石经三体一体之不同；三日堂西所立石为魏为汉之不同；四日后魏所存石诸经之不同。”
《正始石经》残石拓片
大致来看，将《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混为一谈的局面持续了一千多年。今天有必要将二者出现的原有和时间说清楚。如今，《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的石经残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院、西安碑林、洛阳博物馆、洛阳偃师商城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民间博物馆都有一定数量的收藏，还有些石经残石已经流失海外，这些残石就像流落于环宇的璀璨星光一样，向世人们诉说着那段曾经盛极一时的书法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