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次要位置

惰而不学，愚而刚愎，自觉文化一等，真是马丑不知脸长。裹脚溺婴、赤膊喧哗之人，竟称西装革履、温饱卫生之人为野蛮人。马戛尔尼使团一趟便探清了天朝底细，断定英国野炮可毫不费力摧毁素称坚固的万里长城。无教之国必无信仰，徒自尊大必受其害，果不其然，四十艘舰船、四千人的军队，打遍南北无敌手。凡有血气者，莫不以英豪自命，一败涂地后，天门洞开，迎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化。

近代启蒙思想先驱梁启超，是位善于归纳的清醒之士，刀刃向内，时有反省，其《文野三界之别》称：“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曰蛮野之人，二日半开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义，则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升，此进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认也。”无须自我辩护，中西之分，非文明形态之差，乃文明野蛮之别。世间事，文明野蛮不两立，却可两存。

他看到了无知与启蒙、文明与野蛮的本质不同，自认次要位置。虽如此，语气温和，循循善诱，否则语触当道之忌，有污国体之嫌。其曰：“第一，居无常处，食无常品；逐便利而成群，利尽则辊散去；虽能佣渔以充衣食，而不知器械之用：虽有文字，而不知学问；常畏天灾，冀天幸，坐待偶然之祸福；仰仗人为之恩威，而不能操其主权于己身。如是者，谓之蛮野之人。第二，农业大开，衣食颇具；建邦设都，自外形观之，虽已成为一国，然观其内，实则不完备者甚多；文学虽盛，而务实学者少；其于交际也，猜疑之心虽甚深，及谈事物之理，则不能发疑以求真是；摸拟之细工虽巧，而创造之能力甚乏，知修旧而不知改旧；交际虽有规则，而其所谓规则者，皆由习惯而成。如是者，谓之半开之人。第三，范围天地间种种事物于规则之内，而以己身入其中以鼓铸之；其风气随时变易，而不惑溺于旧俗所习惯；能自治其身，而不仰仗他人之恩威；自修德行，自辟智慧，而不以古为限，不以今自画；不安小就，而常谋未来之大成，有进而无退，有升而无降，学问之道，不尚虚谈，而以创辟新法为尚；工商之业，日求扩充，使一切人皆进幸福。如是者，谓之文明之人。”抽理于赜，对号入座，以理服人，证明其说。文中暗示，处于此一阶段者，认可经过社会变革，富国强兵，踏入文明国家行列。

频年战乱，国势危殆，百废莫举，千疮并溃，一个极端与另一个极端，仅一墙之隔。经此事变，无尽自卑，视线所及，皆不可名状的鼠辈卑微。其又论及世界文野阶级之分：“我国民试一反观，吾中国于此三者之中居何等乎？可以翟然而兴矣！国之治乱，常与其文野之度相比例，而文野之分，恒以国中全部之人为定断，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强夺而假借也。故西儒云：国家之政事，臂之则寒暑表也；民间之风气，臂之则犹空气也。空气之燥湿冷热，而表之升降随之，丝毫不容假借。故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时之善政，移时而扫地以尽矣。如以沸水浸表，虽或骤升，及水冷而表内之度仍降至与空气之度相等。此至浅之理，而一定之例也。故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非有孟德斯鸠、卢梭，则法国不能成革命之功；非有亚丹·斯密之徒，则英国不能行平税之政，故曰：英雄之能事在造时势而已。”自我神圣，源于自我封闭，即便差距如此明了，文化中心主义者，仍视对方为夷狄，以致签署中英《天津条约》时，特别有一款禁止使用汉字的“夷”：“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旧学既衰，新学未兴，任公之承，独木而支。流布新知，而能存续文脉者，近世无多，任公文章自在其中，文人之厥功甚伟，也无出其右。对酒能歌，登高能赋，至今诵读，纫佩在身。每每援其文，不忍割裂，虽大段，不觉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