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为官

是官当敬，凡长宜尊，官无大小，权可制人。士农工商成功标准各有其说，若跻身官场，二话不说，四民异业而同道矣。无论阿猫阿狗，凡入此列，众人须起立引避，为卑为降，实吾民之职分也。

这便勾起未必适于从政者的尝试欲，其中包括画家。磨墨以砚，未免劳甚，以“末伎小道”晋升高官者，阎立本为最，一则说明本人画技之外，兼善他事，一则说明大唐选拔人才，不拘一格。《旧唐书·阎立本传》载：“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于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诏座者为咏，召立本令写焉。时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座宾，不胜愧赧。退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面墙，缘情染翰，颇及侪流。惟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此时阎已官至主爵郎中，早已不是昔日的画师，但在太宗眼里，仍不脱干系。你的过去还未过去，画师出身置之宫廷环境，虽不致荣人，足以辱人，才有退诫其子勿习此伎的一段话。其人享誉丹青，其作流芳百代，而政绩未必可人，这正是其为官平庸的不达之处，《新唐书》便讥之“既辅政，但以应务俗材，无宰相器。时姜恪以战功擢左相，故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嘲”。画家在绘画之外，永远是配角，这一点其有所不知。

近世以来，也有类似。胡也佛在一事无成的年纪，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西画，嗣后考入南京国民政府总政治部，任上尉宣传员，次年晋升蔡公时少校副官。官虽芝麻绿豆，却也试金石，自以为不是那块料，遂于两年后辞职，入商务印书馆美术编辑部任高级职员，编辑《儿童画报》。之后专攻仕女一路，卓有成效，被誉为仇十洲第二。

有急急赴官人，便有不愿为之者。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其治，为笼络士人，彰显文治，元廷搜访隐居江南的前朝遗臣，得人二十余，赵孟頫列首，并单独入宫，觐见世祖。虽曰历仕五朝，官居一品，推恩三代，仍有愧于仕元，时在自责中，借口管夫人病发，得旨还乡。夫人逝于临清舟中，其护柩还吴兴。事毕，朝廷遣使催朝，称病未行。

屠龙至巨，雕虫至细，画家闹革命，真就难以想象。陈树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满活动，“我本艺林人，自幼成画痴。革命思潮起，波澜要助推。我遂走香江，笔政初主持。大义著攘胡，文字力鼓吹”。却是刀枪之外，不废专业。辛亥后，不慕权位，退归丹青，任广东优级师范学校、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图画教师，与高剑父、高奇峰一同创立岭南画派。高剑父则直接组织暗杀团，知其不可而为之，参与黄花岗举义时，任支队长，但因事先以拈生死阄分配任务，其抓得“生阄”，担任外围接济与军械运输。事后，筹划暗杀两广总督张鸣岐、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活动。炸弹研制成功后，由同盟会员林冠慈将炸弹投掷路经的李准坐轿，并击中目标。事后方知，轿中人并非李准，而是广州将军孚琦。暴力终结之日，也绘画重开之时，辛亥后，其同样选择卸甲为民，与胞弟高奇峰赴沪创办审美书馆与《真相画报》，且公开表示，终生绘事，永不为官。广州起义时，岭南画派的另一位画家潘达微，冒死殓葬七十二烈士于黄花岗。营葬之日，亲自协同仵工，揩去血污，护送尸体。辛亥后，在广州创办孤儿教育院、广东女子教育院，以诵经清淡长久，以书画消磨余生。异日有成，出人头地，为多数人的梦寐以求，三人不约而同选择有成之日归隐江湖，不厚其身，不私其欲，足以证明投入革命的初机，何等单纯。大凡事务必有顺序，革命并非职业，却有人人参与的责任，一群人，一条路，但凡成功，各有其归，如人逢岁首，各有其谋。而多少只知功成、不知身退者，本业与兼职，二者皆废，这一点其也心知肚明，而当世之贤，有所不逮。

师古师今师造化，画山画水画自己。相由心生，画乃心姿，权力游戏看多了，画里自带诡异。诗是时间的重构，画也是，所描所绘，并非眼中的观察物，而是心中的道德律。艺术的超越，无以量化，然有此阅历，其貌自异。有高睨大谈的官样文章，便有粉饰太平的官样字画，经此跌宕者，恰无官样模式，方硬简洁，造型概括，线条洒脱，笔势雄逸，只是外相而已。得法不如得意，得意不如得气，其得气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