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鲁丨我不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李鲁，20岁，现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6岁出版长篇小说《我去 中学》。19岁出版英文长篇小说 Salvation（《救赎》）。现为《北京晚报》专栏作者。

初中的时候，老师让每个同学在一张纸片上写自己的人生规划，准备在家长会上展出。我踌躇许久不知该写什么，因为那时还小，从未规划过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被要求明确写下人生规划，对我来说实属牵强。于是我和其他同学交流想法，发现他们大多都写了类似“考上人大附中”、“考上北大”这类跟升学相关的目标。回到自己座位我又思考了很久，似乎我是这个班里唯一对自己人生没有规划的人，最后我在纸的正中央写下了“当一名作家”，并把它交给了老师。

初中之后，我着实开始了写作：不再单纯是写散文、杂文，而是小说的创作。高中时出于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厌恶和批判，我创作了第一本长篇小说《我去 中学》；大学时为了映射我对美国社会的理解，以及对愈发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迷惘，我创作了第二本长篇小说Salvation（《救赎》）。六年过去，我逐渐地成为了一名作家，将当年写在纸上的话付诸实现。然而也是在六年之后，等我成为了作家我才明白，原来我当年所说的“当一名作家”并不单纯意味着当一个讲故事的人，那几个字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生的目标，而我现在的姿态和所处的位置，也远比当年幻想的渺小、卑微。

我这样说是因为, 通过不断的阅读和写作我意识到，作家最重要的资质和使命在于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然而并不是每个自称作家的人都能做到这点，现在的我也没有做到。

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文书中，我把自己写书比作一种领导力，因为通过传播我的书能影响到读者的思维方式，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身为作家，即便我没有作为一个团队的领袖完成某件事，我的影响力通过“书”的媒介转变为了领导力，能使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精神领袖。这样的论调放在当时，算是期望，放到现在，却渐渐变成了担忧。

一方面，我惶恐我的作品是否能对社会造成影响，确切地说，我惶恐我讲述的故事是否能进入社会的视线，否则我就像在对空气挥拳，力作用不到物体上也就不会有任何现象；另一方面，即便作品进入了社会的视线，我也担忧我对社会造成的实际影响是否和我期望的一样，我担忧我表达的思想会被曲解，担忧我是否错误地描绘了这个时代，或是引导人们去了错误的方向，从而辜负了作家的使命。

然而排除这些惶恐和担忧，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社会宽容地接纳并正确地理解。跟其他务实的职业不同，比如医生、建筑师、工程师，即便他们的付出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可，但他们的工作形式使得他们的成果多多少少给社会带来了效益。作家则不同，作家的作品源于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如果它们没有被社会接纳，没能回归到社会中去，那么就好像我被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玻璃房内对着墙说话。每当这种时刻来临，我都想通过阅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对人类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书，逃离到另一个世界中去，一个文化激烈碰撞的世界，一个仿佛我的声音能被听到的世界，以获取短暂的慰藉。

这些残酷的现实都带给我紧迫感——想证明自己身为作家，能实实在在地影响社会；以及使命感——想证明在如今这个科技快速发展、市场不断膨胀的社会，文学仍然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要素。

在那次家长会结束后，我看到贴满纸片的黑板上并没有我写的那张，随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偶然发现原来是我爸把它揭了下来，并放在了他车的挡风玻璃下面。那一刻，我明白了他悄悄拿走我的纸片的事，就像他也明白了我已明白这件事一样。然而我们并没有说话，他似乎用一种沉默表达了对于我这简短的人生规划的肯定，对我这任重而道远的人生目标的肯定。我想正是来自家人的肯定，加上我发自内心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促使我克服了身为作家无法逃避的惶恐和担忧，并推动我风雨无阻地写作，才在20岁之前已然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合起来接近40万字。

一名作家，他对自身影响力的渴望就如小孩子的执念一般天真。这种渴望是作家的天性，更是成为作家的必要条件。也正是这种渴望促使我不停地写，不停地讲述我自己或他人的故事，揭示自己或他人的内心。虽然有时这意味着揭开伤疤，但我还是给予了人性最大的信任，即相信人性都是相同的，我的文字总会沁入心田，少则字里行间感动读者，多则潜移默化影响社会。

或许这正是我写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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