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莱阳左懋第的使用方式，是南明弘光政权的一大失策

莱阳左懋第，是胶东古代史上的一位知名人物。清军入关之后，他作为南明弘光政权的使者被派往议和，却遭到拘押。期间他始终抗节不屈，在南都失守之后，他再次拒绝清廷的劝降，抱定决心以死殉国，最终杀身成仁。

对于左懋第的铁骨铮铮，后世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民间多视之为“明末文天祥”，而到了乾隆年间，曾与之敌对的清朝官方也赠予其“忠贞”的谥号，对这位忠臣致上了迟到的敬意。

左懋第在出使期间的忠烈事迹，很多史料和文章都有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本文要讨论的话题是：南明弘光政权对左懋第的使用方式是否合理？

在讨论之前，先回顾一下弘光政权委任左懋第的经过。《明史·左懋第传》载：

“明年（崇祯十七年）五月，福王立，（左懋第）进兵科都给事中，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徽州诸府。时大清兵连破李自成，朝议遣使通好，而难其人。懋第母殁于燕，懋第欲因是返柩葬，请行。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与左都督陈弘范、太仆少卿马绍愉偕，而令懋第经理河北，联络关东诸军。”

左懋第是崇祯四年进士出身，起初在韩城县担任知县，后来调回京师担任言官。崇祯末年，他受命南下督催漕运、出察江防。崇祯皇帝殉国之后，福王在江南继统，左懋第参与拥立，官职有所升迁。当时南明内部盛行“联虏平寇”之说，打算派人出使清方议和。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不是一个好差事，因此迟迟找不到人选。而左懋第因为母亲逝世于北方（有说法是离京至天津的途中），他准备迎柩归葬，故主动请命。这就是左懋第出使的历史背景。

值得一提的是，南明方面起初不仅给左懋第安排了出使的差事，还准备让他“经理河北，联络关东诸军”。

（左懋第的墓现在莱阳市北旺村，该村左氏为其后人）

这个差事的背景是：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之后，农民军主力向陕西退却，原本控制的河北、山东等地一度成为真空地带，明、清、顺三方都没有实际掌握。而河东、山东的一些地方士绅，此时各自举兵自保，一开始仍借用“复明”的名义。

河北、山东的人口较多，又是南下北上的必经之地。因此，明清两方谁先控制了这里，谁就在战略上有了优势。南明方面虽然因为害怕刺激清方而不敢派遣军队，但仍试图通过委任文官的方式进行掌控。在这种背景下，左懋第在出使的同时，又委任以“经理河北”的差事。

实际上，出使和经理这两个差事，本身就是矛盾的。前者是为了跟清方议和，后者是为了跟清方争夺控制区域。左懋第在接到命令之后，也上疏陈述自己的观点，认为两者矛盾。他在奏章上是这么说的：

“臣既充使臣，势不能兼理封疆。且绍愉臣所劾罢，不当复与臣共事。必用臣经理，则乞命弘范同绍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东抚臣收拾山东以待，不敢复言北行。如用臣与弘范北行，则去臣经理，但衔命而往，而罢绍愉勿遣。”

这段话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出使”和“经理”只能二选其一。

最终，弘光政权决定只派左懋第出使，而去掉了他“经理河北、山东”的差事。从后世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

首先，就时代大背景而言，清军在入关之后已经确立了“定鼎燕京、一统天下”的方针，将南明视为“伪国”，南下是早晚的事情。弘光政权派使议和，无异于与虎谋皮。不管是派谁出使，都很难改变结果。

其次，就左懋第个人的性格和能力来说，他为人刚直坚毅，适合委以方面之任（在韩城县期间就很有政绩），而不适合作为圆滑世故的使者，尤其是“求和”的使者。

再其次，左懋第是山东莱阳人，联络地方有天然优势。当时山东心向明朝的士绅还有很多，他的同乡沈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清军控制山东之后，沈迅在故乡“孙受”仍不屈服，举兵抗争，最终也以死殉国。倘若南明方面能早点派左懋第到山东主持大局，将分散在各地的义军整合为一支劲旅，不敢说历史走势因此改变，但至少清军南下不会如此容易，弘光政权也不会很快覆灭。

可惜的是，弘光政权最终的选择是派左懋第出使，而委任其他人为山东巡抚、登莱巡抚。结果，左懋第一去不复返，新上任的山东巡抚和登莱巡抚却逗留在淮河流域，迟迟不敢赴任。在此期间，清廷方面派出了一批明朝降官，没有费太大的力气就控制了山东。转过年之后，清军由山东南下，南都失守，左懋第也在北方殉国。

（莱西南仙庄村的左氏，亦是左懋第之后）

虽然左懋第当初请缨出使有奔丧的个人原因，但以他的性格和品行来推测，如果南明方面让他“夺情”去安抚山东的话，他应该也不会拒绝，可惜历史并没有假如。

对于左懋第的使用方式，只是南明弘光政权诸多失策中的一个而已。自建立以来，弘光政权昏招屡出，最终一年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