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标
反标，反动标语之简称；就像现在的国标是国际标准之简称一样。反标后来逐渐扩大了所指的范围，很有了些“能指”的意味；直截了当地恶毒攻击自然不必说，就是一切含沙射影、捕风捉影、贼眉鼠眼、谐音同音、曲里拐弯儿地想表达反革命意志的东西，甚至是因为倏忽和纯熟巧合的偶然所客观形成的字迹物象等等，都被笼统地称之为反标了。
这个词的出现是和人们的意识互动的，自从有了这个词，反标好象在我们的周围就开始层出不穷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反动派是经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发展过程的，他们的斗争的方式主要就是反标。所以，革命群众，特别是革命的青年学生就格外警惕，随时随地地发现着反标，力图让把反标消灭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里。
革命不分年龄大小，在寻找反标的年代，我们这些小学生们看什么东西也都是首先要看一看是不是有恶毒的反标的含义或者迹象。据说，有一期的什么画报就要求全部收回，说那上面有反标。恰好我手里有那一期，早就看过好几遍了，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啊！这回重新战战兢兢地打开，盯住主席像端详了半天也没有看出反标的痕迹来。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满教室都是关于那一期画报上的反标的神秘议论；我侧耳细听，逐渐了解了其中的门道。回家以后，细细地关上门，侧耳听听外面没有什么动静以后，赶紧把画报打开，把有主席像的那一页对着窗户竖起来，透过一层纸，隐隐约约地可以看见下面一页的画面上有一个解放军战士手里的枪正好贯穿主席像的左右：从下巴斜着向上到眉头！天啊，居然如此恶毒！安排版面的是编辑一定对伟大领袖怀着刻骨的仇恨！阶级斗争真是激烈啊！我们一定要擦亮我们的眼睛！
自从有了这一次的经验以后，在我们的日常意识中除了发现国民党特务的敏感以外，就是发现反标的高度嗅觉了。陆陆续续地又听说有谁谁家里居然把毛主席像倒贴在墙上，让伟大领袖“倒悬”，用心何其毒辣乃尔！我当时义愤填膺，决定奋笔疾书，把这一切写成一篇战斗的檄文！就在我斗志昂扬、情绪高涨的时候，一个很不小心的挥手把桌子上的主席半身塑像给打到了地上！哗啦一声，那白瓷质地的东西经不起这样的摔打，一下就粉身碎骨了。我当时就呆住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反标！这是恶毒攻击！这，这十恶不赦、謦竹难书、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可是，可是我不是啊！是不是自己骨子里是呢？是不是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反革命的人了呢？自己不仅不能原谅自己，自己也不能信任自己了。现实、意识、自我，三者混乱地在我头脑里搅着，让我头痛欲裂，茫然一片，彻底懵了。
后来母亲和妹妹是怎样在不告诉爸爸的情况下，偷偷地把碎片收集起来，用一张破报纸盖着，趁着夜色倒进厕所的后面的粪槽里的种种情况，我都记不清楚了。反正是从此以后，家里面绝对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直到三十年后，合家团圆，过年的时候，茶余饭后，说什么闲话引起了这样一个话题，妹妹才一五一十地都说了出来。大家都笑着，仿佛说起了什么遥远的滑稽戏。我挺着因为饱食而鼓起来的大肚子，和大家一起笑着，仿佛那已经是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件事了。
傍晚的时候，大雪纷飞，温暖的雪花漫天飞扬，一个人走在这样的景象里，一切久已尘封的记忆泉涌一般奔了出来。经过那次意想不到的打击，我的檄文也就泡汤了。问题倒不是能不能冲到革命的风口浪尖上，而是总是在自我怀疑，怀疑自己是一个有反标倾向的人，是一个连自己也不太清楚政治来历的人，是一个人人的口号都指过来的人。这样的妄想在一个突发事件中几乎使我走向崩溃的边缘。
那个早晨，去上学，看见教室门口聚集着很多人。全校的老师学生都来了，什么事？出了反标！反标！就在教室的黑板上。什么内容？谁也不敢说。谁要是重复反标的内容，那谁就是和写反标的人一样，这是大家的共识。
很快，一辆吉普车就开来了，车上下来几个穿白褂子的警察，其中一个还拿着一个从上面往下看的照相机。我们扒在窗户上，看着他们。他们走进教室，小心翼翼地站到黑板前面，那个拿照相机的警察向后退着，找到一个好角度以后，瞄准着黑板上那用报纸贴着的部分。报纸下面就是反标！
“好了吗？”
“好了。”
两个警察一问一答以后，那个站在讲台上的警察就两手各掀报纸的一个角，轻轻地掀起了起来。
哗地一闪，照相机的闪光灯神奇地光芒让大家都有点发呆；那照相的警察神气地摆着姿势，又是一闪，又是一闪，每次一闪，我们就都不由自主地跟着“哗”地一声感叹，一连照了八张，我们就跟着感叹了八次！
他的闪光几乎使我们忘记了看黑板上的反标。在闪到两三次的时候，实际上我的注意力就已经和窗户上趴着的一溜小脑袋中的大多数一起转到报纸下面的反标上去了：伟大领袖的名字上有斜着的一道儿！那一道儿长长的，把名字划了以后，接着向下走，一直沿着黑板的边缘走，一边走一边起伏着，像是海浪。似乎是用手指抹的！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奇怪，好象就是有点发白。是我吗？我的头嗡嗡地响着，脸也红了，警察要是看我一眼的话，一定就会怀疑我的。我刚刚来，不可能！可是越不可能的地方越是值得怀疑，我是不是先“写”了反标又跑回了家，然后再回来上学的呢？那一道恶毒的划痕，里面裹携着怎样的仇恨？黑暗而肮脏的内心世界里有着不可告人的历史渊源，我确实是一个国民党特务，一个受命潜伏下来的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的刽子手，一个用特殊的药物使自己又变小了的坏蛋，我的眼睛就是偷情报的照相机，我的耳朵是天线，每天晚上定时向总部发电报，就在我睡着以后，发完电报就出去写反标，写了反标再回去睡觉，爸爸、妈妈、妹妹，他们谁也不知道，这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不知道我的来历。现在我混在学生群里假装什么也不知道，貌似事不关己，实际上------
这样的想象几乎使我崩溃，我马上就要招了。我已经忍受不了了。
比平常要威严很多倍的老师叫大家都进教室，大家都不吭声，好象每个人都成了惹事生非的家伙，以往叮叮咣咣的桌椅板凳互相碰撞的声音居然一点都没有了。坐好以后，老师先无声地扫视了全班一圈，那意思好象是说：“谁写的？说！不说？不说我也知道！就是你！对，你！”
我感觉她目光中选定的就是我！
她终于开了口，命令每个人立刻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来，然后在上面写下“毛主席万岁”五个字。这是要对笔迹！谁的笔迹和黑板上的一样，就会立刻被警察抓走。我知道我跑不了了，写吧，写了就解脱了，就能立刻把我抓走，自己就不会再忍受隐蔽的痛苦了。我第一个交了上去，交给老师的时候，努力镇静着自己突突乱跳的神经，老师抬了一下头，好象有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她为什么要那样看我呢？平常她可是从来不看我的啊，我在班里太不起眼了，不是班干部，不是红小兵，什么也不是，她从来不把我看在眼里；这回终于看我了，单独看我，不是那种看大家的时候捎带着看我的看我。
我束手待毙，等着白衣服的警察拉我上那不要钱的小汽车。但是，事情没有那么快，警察要把收上来的那一摞纸拿回去做技术鉴定，任何人在那种万无一失的技术鉴定面前要想蒙混过关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具体是怎么技术鉴定呢？那很神秘，同学们之间传说是用放大镜一点一点地审，把那些纸放到一种特制的机器里，机器就会自动发出一样还是不一样的信号。这样的程序，很像今天所说的电脑。可是，当时连半导体收音机也还很少见呢。
一节课上完了，又是一节课；四节课都上完了，想象中的警察也没有再一次地出现在教室门口。上午放学以后回到家，看看妹妹和父母我的心里很难受，就要离开他们了，也许是永远吧。我为什么要是一个国民党特务呢？我要是就是一个小孩儿，该多好呀！下午上学以前，我偷偷地用目光和他们每一个人都告了别。默默地又去上学了。下午也放学了，还是没有动静。第二天又上学，又放学。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别的、更有刺激性的游行和欢呼一个接着一个，每次有这样那样的政治任务，学生们都是首当其冲的参加者；我们高举革命的标语，压住了所有躲在了阴暗的角落里的反标——如果不是在呼喊革命口号的时候的有意识自问那口号的意思的话，我想我就会把反标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的。
纷纷扬扬的雪已经停了下来，我悠闲的脚步从过去走了回来。或许是清冽的空气，或者是刚才的回想，使自己早就麻木了的神经突然之间就有了些惊醒：我看着自己刚才的脚印儿，在白雪皑皑、茫茫一片、空无一人的街头由远而近、由小而大，它们不应该是有什么暗示吧？大雪下面难道覆盖着什么不应该被覆盖的东西，我的脚印在不期然之间就斜穿了什么？形成了什么？我突然就又有了那种不知道是向着没有足迹的地方继续走下去，还是应该沿着刚才的足迹向回走的疑惑。
我不会犯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