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兴初被搭档政委抓了起来，罗荣桓火速赶到，当即决定：不进驻地
再说说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
115师部队在1939年5月的陆房战斗后，即陆续进入鲁南地区。其中由彭雄、周贯五、彭嘉庆率领的路东支队，从费县北部向南转移：由张仁初、刘西元率领的686团，东越南阳湖，从邹县、滕县一带进入鲁南：由王秉璋、黄励率领的师直属队大部，以东进支队名义。于9月1日进驻抱犊固山区的大炉村。10月下旬，罗荣桓和陈光也从鲁西来到这里。
鲁南即山东的南部，这里群山连绵，地势复杂。而且这个地区的敌、伪、顽、匪和反动封建势力盘根错节。
1938年日军控制了鲁南山区西边的津浦铁路和南边的陇海铁路后，即在几个大的集镇上安了据点，国民党派驻鲁南的东北军112师，驻扎在地处鲁南山区中心的费县关阳司和石河官庄一带。鲁南各县的实权，也大多操在当地的反动地主豪绅手中，如滕县有恶霸地主申宪武；郯城有反动县长阎丽天；费县有所谓临、郯、费、峄四县剿匪司令孙鹤龄；费县还有大土匪刘黑七（刘桂堂）等等。
抗战以前，鲁南就有共产党活动。1933年共产党组织领导和发动了苍山暴动，撒下了革命的火种。抗战爆发后，在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领导下，鲁南地区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并于1938年5月，成立了人民抗日义勇队，这是中共在鲁南地区直接领导的最大的一支武装。1938年7月，在沂蒙山区活动的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率第4支队的两个团到鲁南，准备建立鲁南山区根据地。后遭到反动地主武装的联合围攻又从鲁南撤回。这时，在鲁南各地的地主武装中，只有住在苍山县抱犊崮山区大炉的万春圃是开明士绅。抱犊崮在临沂西南、枣庄东北，是这一带山区诸峰之冠。
罗荣桓、陈光率115师到达抱犊崮一带后，即把师部设在了大炉的万春圃家。
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随即改编为八路军苏鲁支队，归115师领导，由原来武装起义的领导人张光中任支队长，红军干部彭嘉庆任政治委员。
当时万春圃掌握着临沂、郯城、费县、峄县四县边联办事处的大权。万的性情豪爽，讲究义气。抗战爆发前，中共地下党员李韶九和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经常去他家做工作。而万的大儿子万国华、管家杨春茂、管武装的刘清如都是共产党员。中共鲁南特委书记宋子成也多次住在他的家里。
罗荣桓等到达大炉后，万春圃盛情欢迎罗荣桓等人。
罗荣相等刚刚住进万家的时候。万家的人见到罗荣桓、陈光是“大官”不敢接近。但很快万春圃即被罗荣桓、陈光等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感染。万春圃常常看到陈光、罗荣桓等人教勤务员认字、写字，给勤务员挑泡、擦药，对马夫、炊事员也像对亲兄弟一样。他们穿的是几乎褪成白色的军衣。盖的是打了几个补丁的被子。—天，万春圃的妻子看到罗荣相、陈光和战士—样吃前饼卷咸菜，觉得很过意不去。就杀了一只鸡，炒成辣子鸡丁让勤务员王立志给端去。并再三说是万三爷的一点心意。当罗荣桓知道实情后，便即叫小王用他的津贴费买点东西酬谢万家。并叮嘱小王给万家讲明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事使万春圃一家既感动又受教育。
万春圃从和罗荣柜、陈光等人的接触中，学到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他表示决心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抗战到底。他把苦心经营多年建立起来的四庄联庄会武装归属了八路军——1940年3月22日，正式成立了八路军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支队，万春圃被任命为支队长，于化琪任政委。
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的分工，罗荣桓负责领导鲁南的党政军工作，并兼任鲁南军政委员会书记。
115师进入鲁南之前，在鲁南只有日伪和国民党的政权，没有抗日民主政权，因而115师没有可靠的经济来源，为此，部队的发展、根据地的开辟，都受到很大的限制。罗荣桓一到鲁南，就亲自抓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的工作。首先组织了峄县工作委员会，由师政治部民运部长潘振武担任工委书记，潘振武并当选为第一任县长。接着又成立了全县6个区乡的民主政权。到1940年5月，邹县、郯城、费县、邳县、临沂等县的抗日民主政府相继建立。
这时，1939年的9、10月间，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发生了“肃托”事件，约300余人被无辜杀害。
湖西边区即微山湖以西地区，这里地区处于苏、鲁、豫、皖四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战开始后，湖西人民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1938年6月，各县党组织发动的抗日武装，成立了湖西“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由李贞乾任总队长，王文彬任政委，郭影秋兼政治部主任，张如任参谋长。下辖十几个大队，1000余人。后来发展到二十几个大队，5000余人。以后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大队，为开创湖西抗日根据地取得很大成绩。
1938年12月，由115师685团改编的苏鲁豫支队到达了湖西。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合编后，苏鲁豫支队曾发展到8000余人。
1939年5月间，陈光代师长到湖西传达了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和政治部副主任郭成柱率支队部和2、3大队及独立大队进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的地区开辟根据地，支队政委吴法宪率1大队和7大队一部，进讲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的地区开辟根据地。由原挺进支队改编的苏鲁豫支队4大队留在当地坚持斗争。梁兴初兼任大队长，王凤鸣兼任大队政委，同时又担任湖西军政委员会的负责人。王凤鸣是个品质很坏的人，他以当过红军、参加过长征自命不凡，骄横跋扈，为所欲为。他对当地干部很不尊重，曾和一些同志发生过争吵。
“托派”是俄国工人运动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陈独秀等人，曾在1931年5月成立过托派并进行了活动。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后，托派组织即发生了分化。抗战期间，托派并无统一的组织，共产党和所领导的抗日队伍内部也没有潜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托派组织。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就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抛出题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把“肃托”和“抗日”相提并论。后来康生又报任了中央情报部、中央社会部部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错杀了一些好同志，其恶劣影响波及全国。
湖西抗日根据地的“肃托”是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起来的。1939年8月，湖边地委办了—个青训班毕业，这时，有—些学员要求回到他们熟悉家乡工作，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认为学员这种做法是“闹事”，是有“托匪”幕后活动。其中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教员魏定远嫌疑最大。于是地委决定将魏定远调到地委来由王须仁亲自审讯。王须仁搞“肃托”得到了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4大队政委王凤鸣的支持和苏鲁豫区党委书记的附和，王须仁便有恃无恐，其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承认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名单。尔后，又按名单抓人，逼供、再抓人、再逼供，结果把湖边地委的部长和各县委的主要负责人李贞乾、戴晓东、张子敬、孙衷文、郝中士、李毅等全被打成“托派”。“肃托”又蔓延到区党委，许多干部被关押起来。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等大批优秀干部被杀害。
“肃托”恶浪又从地方卷入部队。苏鲁豫支队4大队的营连干部，大多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结果他们也被扣上“托派”的帽子关进监狱。这时，344旅代旅长杨得志率部队路过4大队驻地，听到4大队在夜间杀人，感到有问题，就向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4大队大队长梁兴初了解杀人情况。梁兴初负责军事工作，不了解“肃托”的具体情况。梁于是给王凤鸣提了意见，王不但不听。反而把梁兴初以“托派”逮捕。
对于湖西边区的“肃托”，山东分局和115师都不知道。罗荣桓从杨得志和崔田民的来电中，才得知湖西边区在“肃托”中杀了很多人，同时也接到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的电报，得知梁兴初也被抓。罗荣桓感到问题严重，他虽然还不了解湖西的具体情况。但是。在苏区打“AB团”时，在“无”倾机会主义者搞肃反斗争时他亲眼目睹过无凭无据乱捕乱杀给党和乡军造成严重损害的惨痛事实。他马下打电报，叫王凤鸣立即停止捕杀。同时将杨得志、崔田民的电报转给山东分局。这时。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和张经武正要率领一批干部经湖西去延安，便约罗荣桓一起到湖西去。出发之前，罗荣桓再次打电报通知王凤鸣：所有被押人员一律不得处决，要等他到达湖西后再作处理。
罗荣桓、郭洪涛、张经武等会合后，加快行军的速度，到达微山湖东岸时，4大队的2营营长江燮元率领部队过湖来迎接罗荣桓。江燮元是经过长征的685团的老同志。当时4大队的营以上干部，绝大多数都以“托菲”的罪名被王凤鸣关起来了。罗荣相向江燮元了解了有关情况，就叮嘱江等暂时留在湖东，不要回去。
王凤鸣和王须仁对于罗荣桓、陈光、郭洪涛等虽多次急电令王凤鸣停止捕杀，而王凤鸣和王须仁不仅拒不执行，反而制造谣言，说中央和分局来电报，要他们继续“肃托”。并把几百名干部关押起来。当梁兴初被关后，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闻讯赶来，不仅无力扭转险恶的局面，而与彭一道回来的郭影秋，竟也被王凤鸣扣押。
被关押的人也积极想办法向上级报告。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土、青年部长孙衷文、地委书记李毅等被关押在一起，他们互相商量，在一个烟卷盒的背面，给山东分局和115师写了一封信，报告了湖西“肃托”的情况，托一个被放出的小贩带给同村的共产党员刘昭筹。刘接到信后。当即和湖上游击队队长张新华（张运云海）一起赶到湖东，找到了正来湖西的罗荣桓，把信交给了他。
罗荣桓同郭洪涛一行渡过微山湖直奔单县。这时王凤鸣、王须仁等正密谋把梁兴初、李贞乾、郭影秋等几位负责人杀掉，但他们还未来得及下手罗荣桓等就赶到了。为了防止王凤鸣捣鬼，罗荣桓决定不进王凤鸣的驻地，驻扎在附近一个村上，先派朱涤新去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两人来汇报。按照事先的安排，郭洪涛与区党委书记谈，罗荣柜和王凤鸣谈。
王凤鸣刚一坐定，罗荣桓即劈面问道：“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王凤鸣不加思考地说；“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罗荣桓问：“有什么证据？”“有别人的口供。”
罗荣桓严厉问道：“这口供是怎样弄来的？”没等王凤鸣回答，罗荣桓又进一步追问：“你有没有打人？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
王凤鸣支支吾吾地不敢正面回答。罗荣桓气愤地说：“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根据！别人不了解梁兴初，你还不了解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穿了十几个窟窿。”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把桌子一拍，厉声责问道：“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
那个对王凤鸣唯命是从的区党委书记，这时也悔恨自己铸成了大错。罗荣桓教育他说“像王文彬同志、张如同志在湖西拉起那么多武装，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他是托派，能这样干吗？”
罗荣桓和郭洪涛当天就看望了被囚禁的梁兴初、李贞乾等人，李贞乾没有见过罗荣桓，当罗荣桓说了“李贞乾同志，你受委屈了！”李贞乾眼泪夺眶而出。罗政委派人将李贞乾转送卫生队，并亲自叮嘱卫生队负责人，要细心看护，精心治疗。
在罗荣桓到达的前一天，王须仁还在加紧审讯郭影秋，把郭影秋打得死去活来。
当郭影秋被救出后，在罗荣桓等人面前，泪落如雨，竟激动得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两天后，郭影秋就根据罗荣桓的指示，为了恢复湖西的局面，忍着伤痛去国民党的丰县县政府搞统战工作。
罗荣桓和郭洪涛一致认为，湖西的“肃托”是靠逼供信搞起的，这个基本事实已肯定无疑，因此不需要一个一个的调查，决定快刀斩乱麻，除几个案情比较复杂的，其余“托囚”统统释放，恢复原来的工作。
罗荣桓和郭洪涛召集被释放的人开会，面对着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罗荣桓亲切地说：“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山东分局和115师向你们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人们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接着是一片激动的哭声。这哭声发自对党的感激，对死难者的哀痛，对刽子手的愤恨。
在湖西的4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得知湖西“肃托”的情况后，从陇海路南回到湖西，而支队政委吴法宪却未采取任何措施。罗荣桓打电报叫来吴法宪，严肃地责问他一顿，并认为他不能胜任支队政委的工作，报请上级批准后，把他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由朱涤新接任了支队政治委员。吴法宪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对罗荣桓也表示不满。
罗荣桓又指示保卫部的干部对“肃托”原委进行了调查。经调查，王须仁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七七事变”前，他在北平读书时据说入过党，以后被捕自首。抗战后，他和北平流亡学生一起到山东，先后在韩复集的74师和五战区2游击司令部，以后加入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2总队。在政治部当军法官，后任政委。郭影秋看他不执行政策。搞刑讯逼供，便不让他再作审讯工作。在政治部等待分配。可是由于他善于阿谀逢迎，钻营投机，被区党委书记看中，而委以重任，以致酿成大祸。
罗荣桓当即解除了王须仁的职务，交由保卫部门进行审查，后来王须仁畏罪自杀。
为了迅速恢复湖西抗日根据地，罗荣桓决定把4大队调往鲁南地区，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率部队暂留湖西，后来从鲁西调来由彭雄、邓克明、张国华等率领的黄河支队，接替了苏鲁豫支队。罗荣柜见王凤鸣参加过长征。又很年轻。认为他是受了干须仁利用才犯了错误，因此把他调离湖西边区，改任686团团长。
到了1941年2月，中央了解王凤鸣“肃托”杀人的情况后，决定给王凤鸣判处徒刑。罗荣桓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致电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并检讨自己对王凤鸣过于姑息，王凤鸣得知中央决定的内容后，连夜逃跑投敌。后来，他当了汉奸，又加入了国民党。王凤鸣逃走的第二天，罗荣框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时，又就这个问题公开作了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自己处分。
湖西事件以后，罗荣桓深刻记取了这一严重教训，他经常教育干部要严格掌握党的锄奸政策。此后，在115师机关和部队中，再未发生类似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