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学看百濮的迁徙》（作者不详）
百濮是我国古代分布于南方的又一大族群。最早的文献记载其曾活动于江汉地区。而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范围大体以河湖密布的江汉平原为主要地区，西及三峡一带，南达洞庭湖滨，向北包括汉水中游及其支流唐河、白河等连结的鄂西北和河南南阳地区，它们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或者关系十分密切，因而被概称为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25～136页。同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十年来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280页。主要包括了相继发展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均为农业定居。
大溪文化遗址主要有四川巫山大溪、巫山县城，湖北秭归朝天咀，宜昌杨家湾、清水滩、中堡岛，宜都红花套、古老背，枝江关庙山，江陵毛家山、蔡家台（下层），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丁家岗，安乡汤家岗等。主要集中在川东、湖北和湖南。石器生产工具一般多磨制，但通体精细磨光、棱角分明的器形很少。石斧中多弧顶或平顶、平面呈梯形的一种，器身中段较顶部和刃部为厚。陶器以红陶为主，一般略带橙红颜色，越到晚期红陶比例越有递减的趋势。粗陶器除夹砂、蚌末外，另有单纯用碾碎的稻壳作为羼和料。均系手制。器表多素面磨光。泥质红陶普遍加施红衣。主要纹饰有戳印纹、弦纹、刻划纹、堆纹、镂孔和绘彩，个别器物上拍印浅篮纹，缺乏绳纹。戳印纹是大溪文化最具特征的纹饰，系用圆形、半圆、新月、三角、长方、方形、工字形等各种式样的“小戳子”，在器表深深戳印而成，通常成组地饰于陶器圈足部。彩陶数量不多。屈家岭文化的分布遍及江汉地区，主要分布在湖北省，鼎盛时期向北发展到南阳盆地，向南进入洞庭湖地区，在湖北地区重要的地点有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遗址群、钟祥六合、随州西花园、宜城曹家楼、枝江关庙山等遗址。京山屈家岭是这一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分早、晚两期。早期文化遗存中包含的斧、锛、凿和穿孔石铲等石器，磨制一般比较粗糙。黑陶多，灰陶次之，黄陶和红陶较少。常见的实心和空心陶球上刻划条纹、篦点纹，并在交叉点上配以凹点或圆孔，这类陶球与大溪文化的极为相象。后期新出现了较多的彩陶纺轮，它是屈家岭文化典型器物之一。彩陶纺轮多施橙黄色陶衣，在单面和周边绘红褐色彩纹。陶器中灰陶较多，黑陶次之，余为黄陶和红陶。夹砂陶的羼和料选用砂粒或陶末。仍处在手制阶段，有些经过慢轮修整。石家河文化（亦称青龙泉三期文化）某些因素如鼎、红陶杯、折腹壶形器、高瓴罐、高圈足豆都是承袭了屈家岭文化的特点，自身特征是以灰陶为主，除较多的素面和磨光者外，普遍饰篮纹，还有些附加堆纹、方格纹、绳纹等。具备一套自身特点的器物群。石家河文化面貌在当阳季家湖、随州西花园、房县七里河等不同区域表现出明显的共性，天门石家河遗址群是这一文化的中心区域。到石家河文化晚期受中原龙山文化的强烈影响，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走向衰落。
综观上述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和文化特征，我们可以认为在百濮发展的早期，其考古学文化特征除受周围地区的影响之外，另有自身的文化特点，我们试以归纳如下：其一，分布地域：主要分布在川东、鄂西、鄂西北、鄂南、湘北等江汉地区；其二，生产工具：石器有斧、锛、凿、铲，石斧多为弧顶或平顶、平面呈梯形，器身中段较顶部和刃部为厚，磨制较为粗糙；其三，陶器：经历了红陶—黑陶—灰陶的发展，并伴有彩陶出现，纹饰较典型的有戳印纹、篮纹，此外也有弦纹、方格纹、附加堆纹，基本上均为手制。 据记载，濮人最早居住在今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即古荆州地区。其地，商以前为三苗所居。商、西周时的濮人是一个势力强大的族群，分布在华夏族的正南，即今重庆、湖北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结合其他文献所载来看，濮人就主要分布在今重庆东部、湖北的南部，即春秋时所说的“濮在楚南”或“濮在楚西南”(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正义注引刘伯庄云，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694页。。在此之前该地的考古学文化就应是上述之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也就是说，濮人及其先人的考古学文化应该属此范围无疑。战国以后，原活跃于江汉地区的百濮就鲜见于文献记载，这主要是由于与濮人居于相同地域的楚国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消灭了作为政治实体的濮，凌纯声先生从对《九歌》的研究中也认为，当时的“濮僚”人是楚国的被统治民族石钟键：《凌纯声的铜鼓研究——译凌文代序》，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资料集》，第147页。其时，濮的基本地区或曰中心地带，应在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地区和“五溪”一带，其文化影响，南面可能已到达长沙和长沙以南地区。西周末年以后，随着楚在江汉地区的崛起，濮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舒向今：《试探考古学上的濮文化》，《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而受到楚国镇压的濮人则向其分布区的西边、南边、西南边迁徙移动，大量进入了今川、滇、黔。所以江汉地区基本上已见不到濮人，而汉晋以后，关于百濮在西南地区的记载则大量见于文献王文光、段丽波：《昆明族源流考释》，《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然而，被楚灭亡的濮人，除大部分向外迁徙以外，还有一部分留居原地，据舒向今先生的研究，“五溪地区出土的那批战国早期和春秋晚期的墓葬便肯定不是楚人的墓葬，那些绳纹圜底罐也绝非楚人之物了”，“'五溪’一带出土的以'罐’为主要标志的战国早期至春秋时期的墓葬，不应是楚人的墓葬，也许就是我们要研究的'濮文化’。”此外，舒先生又结合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短剑等特征进行了论证，最终得出了“绳纹圜底罐和宽格青铜短剑为器物代表和墓葬、遗址中不见三足器的现象等为濮文化的主要标志”的结论舒向今：《试探考古学上的濮文化》，《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这种推断是正确的。因为春秋早期的墓葬已在湘乡、湘潭、衡阳等地发现。这些墓葬都是一种狭长形的土坑竖穴墓。湘乡的春秋墓有头龛和腰坑；湘潭的有壁龛；随葬器物主要是铜器。器形有、鼎、盆及戈、矛、短剑、舟、斧、镞、削刀、钲等。陶器甚少，仅见罐、豆各一件。看来这些墓还不是楚墓湖南省博物馆：《三十年来湖南文物考古工作》，载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第312页。。在慈利官地、常德官山、临澧太山庙、益阳新桥山、保靖四方城、常德德山茅湾、常德二纺、沅陵窑头木马岭、辰溪米家滩、溆浦马田坪等地战国墓地中均出土有一种在沅水、澧水和资水下游所特有的宽格青铜短剑，最主要的特点是有可以活动的宽格，格上有繁复的几何图案，扁茎，与剑身一次铸成，茎脊贯通，茎正中有一个或呈一直线的两个乃至数个穿孔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工作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02页。它不同于越式剑或巴蜀式剑，有研究者认为应是在楚人入主湘西、湘西北后仍在当地生活的原濮系民族的遗物何介钧、郑元日：《关于湘西、湘西北发现的宽格青铜短剑》，《文物》1993年第2期。。这些剑或出于楚墓，或单独出土，反映了楚濮文化因素的共存。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当时濮人为楚所统治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保留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但之后，便与楚文化相融合，后随着秦灭楚，该地的濮文化便最终融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
另一方面，进入川、滇、黔的濮人，在与当地人民的融合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从其考古学文化而言，铜鼓文化、大石墓文化的最早主人应该都是濮人。
铜鼓是古代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自公元前七世纪左右产生，一直流传到现在，分布于中国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湖南、重庆、四川等八省（市、区）及除菲律宾以外的东南亚其他国家。对其研究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以来取得了重要成就。对其起源与族属，存在不少异见。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经过我国学者反复研究，在确定最原始的铜鼓是滇西楚雄万家坝型铜鼓之后，基本弄清了古代铜鼓是由一种与原始铜鼓十分相似的炊具铜釜演变而来的。而这种原始铜鼓主要集中出土于云南中部偏西的洱海、礼社江流域，在此下游的越南老街、广西右江流域也有零星发现。研究表明，首先创造铜鼓的不是越人系统的骆越人，而是生活在云贵高原上的濮人，嗣后铜鼓才传到百越地区。由于铜鼓流传地域辽阔，时间长久，铸造和使用的民族成分复杂，因此必须按时代的地区来探讨它的族属。蒋延瑜：《铜鼓研究一世纪》，《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童恩正先生也认为，“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或更早一点的时候，居住在滇东高原西部的一支属于濮僚系统的农业民族，最早使用了铜鼓这种乐器。当时在驮娘江—右江—郁江水系以及礼社江—元江—红河水系具有适于农耕的红色土壤的河谷地带，都有这一系统的民族居住，所以它就迅速地在这些区域流传开来。”童恩正：《试论早期铜鼓》，童恩正：《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即古代早期铜鼓的创造者应为濮系民族无疑。另外，有学者从制成铜鼓的矿料来源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考证，证明了云南早期铜鼓的矿料几乎都来源于滇西到滇中的滇池一带，以现代科学实验数据肯定了铜鼓发源地在滇西至滇中偏西一带，即在最早期的万家坝型铜鼓的分布地区内，而不只是在通常认为的滇中偏西一带；石寨山型铜鼓的矿产地在云南，著名的广南鼓的矿料来源于滇池、洱海间或滇东北，说明早期铜鼓确实有向南迁移的现象；云南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鼓的矿料产地与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出土铜鼓的矿料产地有关，进一步证明石寨山型铜鼓确实为万家坝型铜鼓的直接继承者李晓岑：《云南早期铜鼓矿料来源的铅同位素考证》，《考古》1992年第5期。。麻江型铜鼓分布于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湖南、广东、海南和越南北部，范围广大，但其矿料来源比较集中，都集中于贵州、云南两省毗邻地区。万辅彬等：《麻江型铜鼓铅同位素考证》，《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铜鼓在滇西—滇中地区产生后，很快就往东、北、南三个方向传播。李昆声、黄德荣：《论云南早期铜鼓》，云南省博物馆：《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2～373页。滇西—滇中一线之早期铜鼓年代为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而东部滇池地区的石寨山型铜鼓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再往东的广南、西林的石寨山型铜鼓属西汉时期，更东边的贵县石寨山型铜鼓的时代已是西汉晚期。李昆声、黄德荣：《再论云南早期铜鼓》，云南省博物馆：《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一种文化的传播，最直接和主要的途径是创造这种文化的人群的迁徙和流动。铜鼓产生以后，随着濮人的不断流徙，到达了上述铜鼓分布区，并与当地地理自然环境及民族相融合，产生和创造了后来铜鼓的众多区系类型。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从这一文化特质去判定所有使用铜鼓的民族都是百濮系民族，因为文化是相互影响、传播的，因其传播至异地之后，它势必受当地各种因素的影响、涵化，最后才能为他者所接受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
在西南地区，南迁的濮人还创造了以二次葬为主要特征的大石墓文化，主要分布于川南的西昌、米易、德昌、越西、喜德和滇西的姚安、祥云、弥渡、南涧、宾川、巍山、双江等地〔6〕(P66)。这种以青铜器为主的文化，也与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有一些共同之处，其中特别是陶器的风格反映最为突出。如陶器多为火候较低、质地松软的细夹砂陶，陶色多灰、红两种。器物均以罐、杯为主，器形均系敞口、长颈、腹下平直且长，耳多数为带形板耳。出土的陶器器形均瘦长。纹饰中刻划纹占的比例较大，而部分陶器底部有叶脉纹也是其共同特征。宋世坤：《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184页。对于大石墓文化的主人，学界普遍认为均属于濮人，但对这儿濮人的族属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濮人即今天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之先民〔6〕(P72～78)，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濮人即当时的邛都，后世一部分僚人的先民〔1〕。我们认为后者的观点更接近于历史。这也可以从民族志的资料得到印证。现凉山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彝族认为大石墓是“濮苏乌乌”的石头房子，而非其祖先所留。据称，彝族的祖先进入凉山时，是以畜牧为主，而“濮苏乌乌”早已定居于此，经营农业。以后彝族战胜了“濮苏乌乌”，并占有其地。这一传说与贵州可乐地区彝族对夜郎文化墓葬的传说惊人地相似。正因为古代彝族的先民和濮族有一段相处和斗争的历史，所以甚至在彝族的成语中也留下了痕迹。彝族形容事情混乱为“濮合诺合孜”，直译为“濮话彝话混杂不清”，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关系的存在。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童恩正：《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同见蒙默：《为僚说（下）》，《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1期。认为濮人是今天居于滇西澜沧江以西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先民的观点，则主要混淆了两类濮人，即受杜预《左传释例》对《左传·文公十六年》中一段解释的话的影响。“楚大饥……庸人率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这里的濮本是指江汉地区的濮，但杜预注道：“建宁郡（今云南曲靖县西）南有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这儿指的是滇南的濮了。而后经其他学者研究包渔庄：《说“白人”坟》，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印：《悬棺葬资料汇集》，1980年12月，第36页。在此文中，包先生认为，孔颖达正义引释例“郡”已作“县”，是其误在唐初则已然。，此地之建宁郡仍为“建宁县”之误，其地在今湖南湘潭北境。这是非常正确的。另外，在汉代永昌郡的范围内的一部分濮人，则是另一种情况。这部分濮人西汉时称为苞满，东汉时称为闽濮，后又称为NB221濮、文面濮、赤口濮、折腰濮、黑濮等，元代以后多写作“蒲人”或“蒲蛮”。从其习俗来看，仍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无论在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风俗习惯等方面均与我们上述所讨论的濮人迥然不同，他们可能才是构成今天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先民。可见同称为濮，并不一定属于同一族系宋蜀华：《百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19页。同见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考古》1978年第2期。。这也就是说云南地区所谓的“濮”是两个起源不同的族群在某一个时期使用的同一个称呼，这在民族历史的发展中是完全可能的。
三
如前所述，百越系民族和百濮系民族是源于不同地域、不同原始文化的古代南方族群。我们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一些异同之处。其相同点主要是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普遍种植稻谷，渔猎经济也占一定的地位，这是其所居之处有相似的地理环境所致。不同之处是长江下游地区的陶器以轮制为主，盛行几何印纹硬陶和绳纹，多见有肩、有段石器；而前者的陶器多手制，纹饰以戳印纹为主，仅个别地方发现了有肩、有段石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百越系民族最突出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是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且其主要分布于我国的长江下游的东南地区和南方地区，这也基本是学界的共识。而百濮系民族则主要分布于我国的长江中游、江汉地区，后集中于西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其考古学文化特征主要是弧顶或平顶、平面呈梯形的斧；陶器多为手制，经历了红陶—黑陶—灰陶的发展，纹饰以戳印纹为主。而青铜时代则以绳纹圜底罐、宽格青铜短剑、铜鼓和大石墓为其考古学文化特征。将两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滇东、滇中、贵州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相比较，其相同点与不同点大体上类似于上述两大地区。有研究者指出，两广地区存在几何印纹硬陶、云南则主要是泥质与夹砂的灰陶的现象，为探讨百越和百濮提出了初步的物质文化上的区分佟柱臣：《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230页。。其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决定了濮、越是两个不同的族群。
此外，就人种而言，对汉水流域、东南沿海与两广地区出土新石器时代的人骨，我国考古工作者作过细致的研究，认为在汉水流域湖北房县发掘的人骨，其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更为接近；在浙、闽和两广出土的人骨，头骨的形态则接近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上海崧泽新石器时代墓葬人骨，认为有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特征〔3〕(P199)。广东的“增城、曲江、佛山、南海等县市出土的人骨架经鉴定均属南亚蒙古种”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文物出版社：《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28页。。汉水流域与东南沿海、两广地区原始居民体质上的差别，同样证明了这两个地区的原始居民应分属于不同的族群。
学术界认为濮、越为同族的观点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而言，主要是着眼于濮、越均是铜鼓的使用者，均具有悬棺葬葬俗，均有人工拔牙、断发纹身、居住干栏的习俗等方面。多数学者认为，早期铜鼓的主人是濮系民族，其后才向东、南传到了百越分布区并为其广泛使用，而非濮、越同族的证据。一般认为，悬棺葬是利用沿溪两岸悬崖的自然洞崖、岩隙或人工凿成的崖洞穴为墓穴，安葬死者的一种埋葬习俗。就目前所知，我国悬棺葬分布于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即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台湾、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和陕南等十三个省区，在国外则广布于东南亚各地以致远播太平洋诸岛屿。陈明芳：《中国悬棺葬》，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序）。同见石钟健：《悬棺葬研究》，《百越史研究论文集》第二辑，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1980年），转引自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著《百越民族文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页。据凌纯声先生的研究，分布于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的悬棺葬，为百濮遗迹；而分布于东南部“赣、浙、闽三省的，例如武夷山和栏杆山的崖葬，约为山越、瓯越、闽越的遗迹，系属古之百越。”凌纯声：《中国与东南亚之崖葬文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册，1950年，转引自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著《百越民族文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页。这是比较客观的。悬棺葬是濮、越两族群共有的一个文化特征，这主要也是因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至于人工拔牙，这种习俗分布很广，明确存在拔牙风俗的遗址以山东、苏北一带最多。这种风俗所涉及的新石器文化，包括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还有华南一些几何印纹陶分布地区的文化，都显示它是中华民族祖先中的很大一部分所共有过的古老风俗。据现有资料推断，这种风俗最早发生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居民中，盛行于黄河下游的鲁南苏北一带大汶口文化分布地区。以后向西南流传到达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居民中，并且一直保留至今天云、贵、川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中；向南，通过江南的史前居民，经浙、闽、粤沿海流传到珠江流域。在这个方向的流传过程中，可能在不晚于早商的时期，这一风俗由大陆沿海传到台湾〔3〕(P192)。因此也不能说，人工拔牙是濮、越系民族所特有的风俗，同样也不能作为濮、越同族的证据。断发纹身、居住干栏，从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像“干栏式”房屋汪宁生：《试论中国古代铜鼓》，《汪宁生论著萃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540页。、祥云大波那“井干式”木椁铜棺阚勇：《滇西青铜文化浅谈》，云南省博物馆：《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9页。的发现，足以表明这些习俗也是濮、越系民族所共有的，也不能作为濮、越同族的证据，因为相似的地理、自然环境对古代族群文化、习俗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濮人南迁后，部分与百越错居杂处，有相互融合的现象，均被认为是“椎髻”、“耕田有邑聚”的农业民族。
综上所述，濮人始于江汉地区，后迁至西南地区，与百越系、氐羌系民族杂处，其中大部分濮人融于百越后裔僚人，少部分融于氐羌系民族，少部分发展为现代的仡佬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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