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打造“政治通鉴学派”？——对话北京大学青年学者费海汀

本期嘉宾

费海汀，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东欧政治转型、欧洲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的理论与方法。曾于Клио（《克里奥》）、Преподавание истории и обществознания в школе（《历史与社会理论教学》）、《欧洲研究》、《国际政治科学》、《俄罗斯研究》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多篇中俄文论文，当前正在从事苏联-俄罗斯政治理论的相关研究。

编者按

北京大学政治学在多次学科评估中评为A+，致力于促进政治学基础研究水平的提升。2020年7月30日，由俞可平教授领衔、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编撰出版的《政治通鉴》第一卷正式发布，引发学界热议。“政治通鉴”是一项大型的政治学基础研究工程，致力于总结和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和一般规律，同时分析和探讨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和普遍规律，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构起“政治通鉴学派”学术共同体。《政治通鉴》定位为多卷本的系列出版物，其编写邀请了全国相关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广泛参与，每一卷在呈现上都包括古今中外的政治经典、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人物、代表性政治理论和重大政治五个部分的主体内容。

费海汀老师长期耕耘于民粹主义，当前正在从事转型政治与精英政治研究，为《政治通鉴》“民粹主义”部分的撰写者。本期学人专访邀请北京大学青年学者费海汀老师，希望从编撰者和青年学者的角度走进《政治通鉴》，力求探访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趋向。

01

政治学人：费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政治学人的专访。我们很高兴能够进行本次访谈，相信有很多读者对您独特的学术发展历程与您参与“政治通鉴”项目的学术经历很感兴趣，这也是今天访谈的主要话题。从您的学术成长轨迹中我们关注到，您本科获得的是俄罗斯语言文学的学位，硕士与博士期间主要致力于从事俄国史方面的学习与研究工作，博士后期间又在政治科学的工作站工作。所以我们非常好奇，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决定转向政治学，并最终成为一名政治学学者呢？您认为，您之前的学术经历对于您现在正在从事的后苏联国家及区域国别政治研究等工作有何助益呢？

费海汀：

这既有学理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人志趣方面。从学理方面，我更希望系统性地了解社会科学对许多概念的定义，以及它在不同地区与时间的体现；从个人志趣方面，我在考大学时就曾遇到过一道历史学的考题，即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你如何理解这句话。我在学习过程中一直在品味这句话，所以现在希望跳出历史本身，站在现代的角度来回看历史。

关于学术经历对当前研究的助益，我主要想和大家分享三个感悟。

首先，区域国别研究一定要科学化，这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责任。所谓科学化，主要是指经验积累与理论建设。我们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政策分析与情况研判素材，但遗憾的是这样的经验材料没有得到很好的积累和抽象，从而大规模、系统性地转化为理论。我们经常讲，要形成中国学派，形成中国的话语体系。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就很难达到这些目标。要把经验材料转化为理论，关键就在于抽象过程的科学化。原始数据是否全面？概念内涵是否确定？案例选择是否恰当？变量控制是否细致？因果机制是否清晰？这些都是使我们的研究从粗放走向精细的重要影响因素。

其次，要有历史的精度与深度。我们知道，理论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控制了各种变量的理想结论。但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研究者很难在现实中促使各个环节都得到严密控制的实验。这就使理论与真实的历史与现实之间常常存在不小的差距。况且，理论常常只是对现实某一个侧面的概括与总结，因此会显得“聚焦”有余，“理解”不足。这就需要研究时具有历史的精度与深度。一方面尊重现实的完整性与复杂性，不可以“举着理论的大剑就往现实砍”；一方面需要带着历史的眼光，从更大的时间尺度来理解现实的偶然与必然，不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最后，要具备人文关怀。科学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也不是一项能立即见效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更不是一份高回报或者说“高收益”的职业。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如果不是对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存在好奇心，对历史与现实中一个个素未谋面的人与群体都抱有关注与关怀的情感，对不同的意见甚至批评保持开放与宽容的态度，是很难坚持下去的。我的老师俞可平教授告诉我，学术是一项事业，不要仅仅把它当作职业。我始终很赞同这句话。

02

政治学人：您在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民粹主义”这一问题颇有成果，也曾经发表过相关的论文，《政治通鉴》第一卷中“民粹主义”这一条目的撰写工作也是由您完成的，请问您是如何对这一问题产生兴趣的？

费海汀：

其实我现在更主要从事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以及国家理论研究，民粹主义研究可以说是我博士阶段和工作阶段研究主题的一个连接点吧。

对民粹主义问题产生兴趣其实比较偶然。因为我最早产生兴趣的对象是俄国政治思想史，特别是19世纪俄国政治思想史。我们知道这段时间的俄罗斯政治思想不仅在俄罗斯，甚至在全欧洲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其中俄国民粹派活跃的时期又恰好是上承黑格尔，下启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一个过渡阶段。因此我在硕士和博士阶段都选择了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

但比较意外的是，在我博士将要毕业时，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正好掀起了一波新的民粹主义浪潮。当时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各种现象都明示着民粹主义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这就让我意识到，不仅“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且“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思考人类的政治问题，不仅需要从历史着手，更重要的也是理解现实。因此，我也就进入了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博士后工作站，开始系统学习政治学的相关知识，例如什么是民主，民主和民粹有什么关系，现当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存在什么问题和障碍。然后也就慢慢过渡到了对“后苏联国家”的政治转型过程进行研究。

03

政治学人：《政治通鉴》第一卷自发行以来，引发学界颇多关注和热议。作为一名亲身参与其中的编者，您是如何看待“政治通鉴”这个项目的？您理解的“政治通鉴”又是什么？从见证者的角度来看，《政治通鉴》从计划到实施及至第一卷的出版问世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费海汀：

从我的理解来看，“政治通鉴”就是一部政治学的工具性基础文献。这一“基础”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基本事实。每一个“通鉴”的条目，都会首先陈述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思想、经典、人物、事件和制度。我们要求这些陈述必须是客观的、准确的、全面的。这些都是人类社会政治历史中的基本事实，是所有思考、讨论和研究的基础。其二，基础研究。我们要求每一个“通鉴”的条目中，都包含对这一主题从古至今所有代表性研究作品和主要观点的覆盖。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我们的学术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因此“通鉴”这一部分基础研究的内容能为本主题的进一步研究完成一个学术史的铺垫。其三，主要观点。我们还会要求为“通鉴”撰写条目的作者对本条目进行评论。我们会尽量邀请专门从事某一领域或某一主题研究的学者来撰写条目，因此作者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学界在这一主题上的主要观点及争论焦点。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还专门查阅了一下几年来“通鉴”项目的会议记要。从见证者的角度看，“通鉴”的出版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逐步明晰的过程。2018年1月的时候，“通鉴”召开了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项目主持人俞可平教授，其他四位子课题负责人讨论确定了通鉴的主要内容、成果形式、条目要素以及条目选择等关于基本框架的问题。经过2年多的细致工作，又将条目选择、作者邀请、工作机制等问题逐步确定了下来。随着“通鉴”第一卷的出版，我们的工作已经逐步进入常态化运转的正轨。一方面我们已经将五个子课题的基本条目列表确定了下来，一方面我们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作机制。将来预计每年都会有新的“通鉴”推出。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团队会通过检索研究成果及学界同仁推荐等方式，确定某一主题的权威与专家学者，然后邀请他们来参与“通鉴”条目的撰写。不过，由于我们的团队很年轻，因此难免会有一些遗漏。希望对某一主题感兴趣或有专长的学者也积极与我们联系，希望学界的前辈老师们，也多多向我们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推荐您认为恰当的作者。

图片 | 《政治通鉴》第一卷

04

政治学人：我们相信，“通鉴”一词能够给人以无限的遐想。我们国家自古以来一直都有“以史为鉴”的传统，包括《资治通鉴》在内的诸多名篇流传至今。此外，“通鉴”也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国外颇有影响的百科全书派、年鉴学派，与之相比，《政治通鉴》持有怎样的政治历史观？《政治通鉴》以何为鉴，如何为鉴？

费海汀：

这个问题非常好。“以史为鉴”的传统在我国非常悠久。不过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政治通鉴”既需要继承中国政治研究“以史为鉴”的传统，又不会与传统文献相同。

我记得俞可平教授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这样的：“《政治通鉴》既不同于传统的《资治通鉴》等经典政治文献，它不是简单的政治实录，其目的不在“成一家之言”，更不是为君王提供统治的镜鉴。《政治通鉴》也不是一般意义的政治学百科全书，它收录的重点是历史上的政治经典、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而不包括流行的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学基本概念。”

我认为，“政治通鉴”与传统文献的区别在于，它会包括客观经验与主观经验两部分的内容。客观经验是指对纵向上人类社会数千年、横向上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思想、经典、人物、事件和制度的叙述、归纳、总结与考证。但除此之外，“通鉴”的每一个词条都还需要包含人类社会的主观经验，即既往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通鉴”条目作者个人的思考、分析、批判和评论。只有同时提供客观经验和主观经验，才能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作出借鉴。缺乏客观经验，则借鉴缺乏说服力，只是一家之言；缺乏主观经验，则可能流于表面，无法回答“事怎么办”、“路怎么走”、“困难怎么解决”的问题。

因此“通鉴”的英文名我们最终也确定为“Critical Dictionary of Politics”,寓意其既需要全面而准确地叙述（dictionary），又需要批评（critics），而且是面向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politics），而不仅是一国一地一时的政策。

05

政治学人：从内容来看，《政治通鉴》涉及政治经典、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思潮以及政治制度等多个宏大主题，涵盖面非常广泛，那么在具体条目的选择问题上，《政治通鉴》有着怎样的标准和倾向？在进行相关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又采用了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费海汀：

实际上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样，经过2年的反复讨论与细致修订，“通鉴”五个方面的基本条目列表已经确定。总的来说，“通鉴”条目选择的总体标准要遵循“权威性”，“代表性”和“历史性”三个原则。

如果分别讨论的话，政治经典部分遴选了在人类政治发展史和政治思想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具有权威性即为公认的政治思想史上的名著、代表性即公认为某一作者某一流派的代表、历史性即在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重要影响；政治制度部分遴选了对人类社会政治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层面的基本政治制度；政治事件部分遴选了对本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政治人物部分遴选了对政治发展直接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政治思想流派部分遴选了对政治生活、政治行为以及政治思想产生持久影响的政治观念、政治原理以及政治理论。

另外有一个问题特别希望借此机会说明一下。有许多读者在读到“通鉴”第一卷之后都提出了一个疑问，即每卷“通鉴”的条目是如何选择及安排的，以及“通鉴”每一卷内部条目之间的逻辑在哪里。想和大家说明一下的是，“通鉴”的成果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多卷本年度性连续出版物《政治通鉴》，每年至少2卷，每卷30万字左右，均包括政治经典、政治制度、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思想流派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包括2篇以上文章。第二种是汇编的《政治通鉴》全集。在工程完成时，将原先陆续出版的多卷本《政治通鉴》按照上述五个部分进行分门别类，重新编排卷次、目录和索引，整体推出全部《政治通鉴》。每个部分约100个条目，每个条目约3万字。因此大家现在看到的“通鉴”条目安排并没有高低先后和轻重之分，而是与作者的写作情况有关。“通鉴”各部分条目，以及部分与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会集中体现在第二种成果形式中。但这就希望我们的读者更有耐心，和我们一起建设“通鉴”。

06

政治学人：《政治通鉴》的总序提出，《通鉴》的写作要将叙述和分析相结合、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相结合以及将经典文献研究与理论前沿论述相结合，显然《通鉴》希望打造一种别具一格的“通鉴式”写作风格，这样就对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通鉴式”的写作风格的？“通鉴式”的写作风格与一般的学术论文写作有什么关键的区别呢？

费海汀：

“通鉴”的写作还是与学术论文存在一些区别的。学术论文的特点在于以问题为引导，既可以是解答问题，也可以是提出问题。它主要注重的是作者本人的观点，以及这一观点对既有人类社会知识系统是否存在创新性贡献。因此学术论文主要注重探索，注重提出一家之言，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也不一定是完善的。

但“通鉴”本身是一部工具性的基础文献。这就决定了它首先需要做到完整、准确与全面。无论是条目的选择还是条目的撰写，基本都需要遵循“无争议”或“公认”、“共识”的原则。

因此我们也要求每一个“通鉴”的条目都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对该经典、制度、事件、人物、思想流派本身的内容及其所处历史背景的客观准确的描述；第二，迄今为止对该经典、制度、事件、人物、思想流派的各种代表性研究文献综述和评析，指出这些研究的优缺点及其意义；第三，作者自己的独立分析和结论，着重指出该经典、制度、事件、人物、思想流派在整个人类政治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

实际上，我认为，这种写作或者思考方式，对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的同学来说都是有帮助的。任何研究都需要遵循基本事实-学术史-作者评述三个环节。缺失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就都很难成就一个合格的研究作品。这种将叙述和分析相结合、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相结合、经典文献与理论前沿相结合，要求有研究深度，综合而又超越现有学术著述体例的写作方式，如果为更多老师同学所认可，那么也许就可以称之为“通鉴体”了吧。

07

政治学人：《政治通鉴》第一卷的出版离不开背后诸多专家学者的付出，相信在接下来的编撰过程也会有更多学人参与。那么在您看来，在诸多学者共同参与编写的情况下，《通鉴》如何保证整体的连贯性以及各主题深入程度的协调性？尤其是在体现政治通鉴的整体风格和展现诸多作者研究特色的关系这一问题上，《通鉴》是如何处理的？

费海汀：

“通鉴”的写作过程实际上是有非常严格的质量控制程序的。我们的每一个条目，都要经历“约稿、编写、初审、复审以及终审和编辑”五个阶段，每个条目至少都需要进行两次的修改与审定。

在约稿阶段，由《政治通鉴》编委会各组组长及研究助理查询相关条目专家学者，确定拟邀请作者名单。组长确定并补充名单及优先邀请顺序，之后交由研究助理向专家学者发出邀请。

在编写阶段，接受邀请的专家学者自主撰写《政治通鉴》相关条目，由研究助理保持联系沟通，跟进写作进度。若作者时间紧张，可由其自行组建团队对其既有作品进行编辑；也可在征得作者同意后，由《政治通鉴》研究助理协助完成编辑。本阶段写作时间一般为超过3-6个月，在编写过程中研究助理应与作者确定保持密切联系，随时掌握写作进程。

在初审阶段，完成编写的作者将其稿件提交给《政治通鉴》编委会相关部分的组长。组长需首先对稿件进行筛选，确定优先出版的顺序。组长对拟收录的初稿进行初审，并尽快提出修改意见，一般在1月之内反馈修改后的稿件。

在复审阶段，组长对拟刊用的初稿提出修改意见后，及时将原稿及修改意见发主编复审。主编会在1个月内完成复审，并将复审意见发回组长及作者。

在作者修改阶段，作者在接到初审及复审意见后，应尽快对原稿进行修改，并在1个月内返回定稿。作者完成修改后再次提交稿件，由主编最终审定。

在终审与编辑阶段，完成筛选和审阅的主编将本辑《政治通鉴》初稿交予出版社。出版社审阅稿件之后，将修改意见反馈作者。作者完成修改后提交最终稿件。研究助理会及时与作者沟通，协助稿件修改。

因此“通鉴”的撰写基本上保持了高水平的连续性与一致性的。

08

政治学人：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需要相应学术阵地的依托和支撑，中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发展在学派方面似乎一直较为薄弱。《政治通鉴》书中提出的“政治通鉴学派”这一正在构建中的崭新的学术共同体引人瞩目，在您看来，由北大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首提的“政治通鉴学派”在中国政治学研究方面怀有怎样的期待与抱负呢？“政治通鉴学派”建设的依托点又是什么？《政治通鉴》作为与传统政治经典文献相区别的现代政治学工具性文献，在促进政治进步与政治学的教育方面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费海汀：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只说一点自己的看法。

根据以前“通鉴”会议以及发布会上俞可平老师的阐述，“通鉴学派”实际上应该有三层含义。

一则，“通鉴学派”是研究政治学的学派。政治学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就被认为是人类最基础的学科，至少可以说是之一。因为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权力、权力的组织及行使。几千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政治的发展实际上是有规律可循的。“通鉴学派”的目标就是通过总结和比较人类政治发展的经验，希望为未来的政治发展提供参考，为理想的政治状态提供讨论的基础。

二则，“通鉴学派”是借助“通鉴共同体”形成的学派。在为“通鉴”撰写条目的过程中，作者们实际上也正在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在这个“通鉴共同体”中，专家学者们会通过对政治思想、经典、人物、事件和制度的反复研究与讨论，形成一套对于人类政治共同的评价标准。我们希望“通鉴”条目的写作既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标新立异，而是会具备一种批判性的思维。

三则，“通鉴学派”是依托于北大的学派。“通鉴”的编撰和出版，都依托于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因此必然会带有北大的特征与色彩，也理所应当通过“通鉴学派”去弘扬北京大学爱国、民主、进步、科学的精神。我们希望在最终的“通鉴”中，大家不仅能读到政治学的客观知识，还能读到北大的民主科学、思想自由、兼收并蓄和家国情怀。

另外，我个人认为，“学派”的关键在于“共识”，也就是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单位的专家学者就某些问题达成一定共识，并致力于将这一共识应用到自己的科研工作中。这类“共识”就至少可能有三类，一类是立场倾向的共识，例如社会主义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等。一类则更主要以问题为主导，强调农业作用的重农学派、强调市场竞争的芝加哥学派等等。另外一类则主要是以研究方法为导向，主张通过思维和方法的改革，获得对事件与经验的新理解。其典型代表如年鉴学派、剑桥学派等等。

在我看来，“通鉴学派”主要是第三个意义上的学派，即通过研究思维、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的改革，带动对政治科学的认识、理解、反思和讨论方式的发展。之前已经提到，在讨论政治科学的问题时，人们往往很难达成共识。具体表现为立场先行、罔顾事实，宏观表现则是政治极化与后真相时代的来临。人们总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很难接受，且越来越难以接受与自己不同的观点。

我认为，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复杂而多样，但这类会加剧对立与冲突的现象显然非常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更不利于人类对于理想政治状态的追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缺乏对政治科学基础事实、基础知识、基础理论的了解，那么要改善极化与分裂，势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就像前面提到的一样，在我们国家，政治科学的工具性基础文献十分缺乏，虽然有着“以史为鉴”的悠久传统，但过去的“通鉴”既没有吸收人类社会共同的经验，也很少吸收全人类共同的智慧成果，更缺乏对政治经典、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批评。这就使得传统的基础文献已经很难适应时代的需求。

因此，我想，“通鉴学派”实际上与“通鉴体”是紧密相关的。我们要求每一个条目的作者都能将叙述和分析相结合、将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相结合、将经典文献研究与理论前沿论述相结合，还要求每一个条目都要包括客观叙述、代表性文献与观点、作者独立评述三部分内容，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希望通过“通鉴体”的写作，能让我们的专家学者在讨论政治科学相关问题时都有同样的语境和论述模式；也希望通过对“通鉴”的阅读，能让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在讨论政治科学相关问题时都有共同的基础。

因此总结来说，我认为“通鉴学派”不是想要“成一家之言”，也不是简单地把中外政治思想、经典、人物、事件、制度进行一个汇编，而是希望通过“通鉴体”研究和写作方法为政治科学打造一部大型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工具性基础文献，从而为政治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09

政治学人：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最后，对于《政治通鉴》的读者，您可以提一些阅读上的建议吗？您认为怎样做，才能读好《政治通鉴》？

费海汀：

我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发现两个现象：一方面，我们很多同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很高的热情，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却往往不知道从何入手。另一方面，我们的同学学了很多高远的理论与思想，但在回答实际问题的时候、选择案例的时候、讨论问题的时候，都有些似是而非。

实际上，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一些同学的基础知识体系还不完善造成的。比如对人类社会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和政治制度不了解，就很难选择恰当的案例来进行分析。对人物产生的实际政治影响，事件之后的政治变革，制度实施之后的实际效果的了解不准确，就很容易从一个不准确的假设，经过不准确的论证，得出不准确甚至完全错误的结论。对从事人文社科的同学来说，“基础”绝不仅仅是概念和理论，不仅是当前学术期刊上的热议和争论，也不仅是对研究工具的扎实掌握，而是对人类社会各个国家与地区发展情况的通盘掌握，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整体了解，和对历史与现实复杂性的深刻体悟与警醒。

从这两个角度，无论是“通鉴”还是“通鉴体”，都能给同学们形成一个很好的范例。同学们既可以从条目中了解某一领域的既往研究，又可以从作者对其的叙述中抓住其重点与脉络，还能了解到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最新观点。

因此，我也建议同学们抱持着学术的态度、理解的态度和包容的态度来阅读“通鉴”。学术的态度指同学们可以学习“通鉴”探讨问题的方法、步骤与结构。理解的态度是指同学们要反复带着问题去阅读，随时思考，既要看到作者“写了什么”，又要看到作者“没写什么”，想想作者为什么进行这样的详略安排，为什么这样组织论述的逻辑。包容的态度则是指“通鉴”的编写过程由于持续时间长，涵盖主题多，动员范围广，因此难免会有一些疏漏，或者稍微落后于前沿的情况出现。希望同学们在阅读的时候，多思考能从通鉴中学到什么，也尽量包涵我们工作的不足之处。如果有意见或者建议，或者愿意参与通鉴的工作，也很欢迎同学们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