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佳原创】活在自己的意志里
好几次了，编辑好的素材，明明就在素材库里，可就是找不到。
事情不大，但努力与心血，付之东流，总让人不舒服。
是误删了？
扪心自问，不是那种特马虎之人。
可结果，踪迹全无。
只能重新来过。
因为好的文章，特别在意，与读者朋友们分享。
静下心来，想想读过的大师们，他们的所作所为，那才叫绝。
一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费尽心血，经过多年努力，完成了《法国革命史》的全部文稿。
第一时间，他将这本巨著原稿，送给朋友米尔阅读，请其批评指正。
可没过几天，米尔脸色苍白地跑来，浑身发抖。
原来，巨著原稿，除了少数几张散页外，
其余部分，已被家中女佣，当做废纸，丢入火炉，化为灰烬。
晴天霹雳，卡莱尔非常难过。
因为他呕心沥血撰写《法国革命史》时，每写完一章，就把原来的笔记撕得粉碎，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第二天，卡莱尔重振精神，买了一大摞稿纸。
重新开始，从头再来。
他后来说——
这一切就像我把笔记簿，拿给老师批改时，老师批评我说：“不行！孩子，你一定要写得更好些！”
现在我们读到的《法国革命史》，就是卡莱尔重新写过的。
他闪着光亮的话语，总在耳边——
一个人不把恐惧踩在脚下，那么，他的行为就是奴性的，不真实的，而且是华而不实的；他的思想是虚伪的，他所思所想也如同奴隶和懦夫……总之，要无所畏惧，不论现在或将来，一个人战胜畏惧的程度将决定他是怎样一个人。
二
抗战时的昆明，常有日本人的飞机来袭。
林徽因在致费慰梅的信中说——
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是歼击机的扫射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可怜的老金（金岳霖，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每天早晨在城中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就从这个村子（龙头村）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一有空袭警报，裁缝师傅，扛着缝纫机跑；
身为老板，带着账本跑；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带着书稿跑。
总之，众人纷纷带着自己认为珍贵的东西，躲防空洞。
金岳霖教授，刚刚完成了一生的代表作《知识论》一书。
空袭警报响起，他把书稿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自己坐在稿子上。
警报解除后，他立身站起，转身就走；
地上的书稿，却遗忘了。
等到想起，捶胸顿足，已是于事无补。
从巨大的懊丧与悲苦中，逐渐恢复平静，老金痛下决心，一切从头再来。
此部哲学巨著，在昆明开始；
后来老金休假，来到李庄探望梁林夫妇，仍然继续。
终于，完成书稿，已是1948年年底了。
书成之后，老金先送冯友兰审阅。
据冯氏在回忆文章中说——
他把定稿送给我看，我看了两个多月才看完。我觉得很吃力，可是看不懂，只能在文字上提了一些意见。……
随后，老金把《知识论》手稿，稍作修改，寄给商务印书馆。
此时，北平已是围城。
炮火硝烟中，印书馆职员，已是人心惶惶，各自顾命；
天书一样的书稿，无人念及。
直到三十年后的1983年底，商务印书馆将《知识论》印了出来。
此时的老金，已重病在身。
待他病情好转，翻阅这部成书《知识论》时——
前后两次共十余年心血的结晶，1984年的春天到了。
当年10月，90岁的老金，与世长辞。
这部大著，遂成他学术生涯的一曲绝响。
三
1938年秋，华罗庚结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进修，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在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
他与陈省身、许宝騄，并称为西南联大“数学三杰”。
一天，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将华罗庚的家炸毁。
“投弹百余枚，雾烟大起，火光迸铄，响震山谷，较上两次惨重多多”，吴宓教授将这天的惨状，写在了日记里。
幸好，华罗庚当时不在家，而在防空洞里。
但防空洞也被震塌，将他埋了一大半。
炸弹炸过的土，由于空气压缩，特别紧，不好刨，也不能用工具，最后众人硬是用手挖，把华罗庚救了出来。
华氏一家，已无片瓦遮头。
走投无路之际，闻一多伸出援手。
华罗庚一家六口，与闻一多一家八口，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
这是一段患难与共的生活。
同时，也深为闻太的贤惠折服。
后来，实在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钱，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
牛在下面，华氏一家人住在上面。
即使是昆明近郊的贫苦农民，也极少在牛圈上面的草棚里居住。
而华罗庚以其惊人毅力，拖着伤残的腿，在相距十余里的学校与楼棚之间跋涉。
晚间伏案于牛圈的楼棚，华氏潜心于他的数学专著和论文。
牛在柱子上擦痒痒，整个楼棚就晃动；
人坐在楼棚上，就像喝醉了洒一般。
一灯如豆，危楼欲倒。
天气热时，蚊子成群地飞舞，虱子跳蚤也来添乱。
即使这样，华氏每晚工作到深夜。
不久，华罗庚无钱将大腹便便的妻子吴筱元，送入医院分娩；
孩子只得在此间破屋，呱呱坠地。
华氏看着刚出生的孩子，心酸不已，且不无幽默——
就叫华光吧，因为我们的钱都已经花光了。
一次，妻子得到两个鸡蛋。
华氏让妻子将鸡蛋平均分成五份，自己把其中一份吃了；
剩下的四份，留给妻儿们。
妻子的眼泪，扑簌而下。
华氏安慰道——
等我这本《堆垒素数论》出版后，我们去割几斤肉，全家人美美地吃一顿。要是还剩下钱，就给孩子们添几件新衣服，再给我自己买两包烟——真想抽支烟呀……
《堆垒素数论》的中文稿，终于在1942年年底完成。
华氏，将其寄给重庆的中央研究院。
人算不如天算。
这部费尽两年心血，方才写成的30万字巨著，对方半年后才告知：手稿已遗失。
得知手稿丢失后，华氏大病一场。
梅校长梅贻琦，在日记中也提及此事。
书稿丢失，无法弥补。
华氏打起精神，再接再厉，
他没有马上重写第二稿。
而是在思考新的数学问题，很快完成了他的另一部专著《数论导引》。
1944年，华氏的《堆垒素数论》英文版，由前苏联国家科学院出版。
这是他的成名作。
此时的昆明，已很少听到空袭的警报声了。
华氏一家，这才告别整整住了三年的牛圈，回到城里。
1945年，矩阵几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式诞生。
创始人，便是数学家华罗庚。
四
1956年1月，杨绛翻译的四十七万字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出版，受到好评。
此部作品，招来了另一项翻译任务，重译《堂吉诃德》，这是杨绛很想翻译的书。
出版社要求，不论从英译本或法译本转译都可以。
于是，杨绛从手边能找到的译本中，挑了两个最好的法译本，又挑了三个英译本。
五个本子对比着读，她惊奇发现——
这许多译者讲同一个故事，说法不同，口气不同，有时对原文还会有相反的解释。谁最可信呢？我要忠于原作，只可以直接从原作翻译。《堂吉诃德》是我一心想翻译的书，我得尽心尽力。
说到做到。
杨绛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
我从农村改造回京，就买了一册西班牙语入门，于1960年3月29日读毕；又买了一部西班牙文的《堂吉诃德》备翻译之用。每天规定一个时间习西班牙文。背生字、做习题，一天不得间断，因为学习语言，不进则退。
我没有老师。我依靠好的工具书，依靠阅读浅易的西班牙文书籍，渐渐地，我不仅能阅读《堂吉诃德》原文，也能读通编注者注解，自信从原文翻译可以胜任。
翻译工作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一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除非胡乱塞责，那是另一回事。
如果精神好，杨绛就超额多干；
如果工作顺利，就是说，原文不太艰难，她也超额多干。
超额的成果，杨绛留作“私蓄”，有亏欠可以弥补。
攒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攒下的，开一个无聊的会就耗尽了。
所以杨绛才能在早作晚息攒“私蓄”，要求工作按计划完成。
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她还偷工夫一点一滴地攒。
《堂吉诃德》的译稿，一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
1966年8月27日，那一天真是杨绛不幸的一天。
早上在办公室，被迫交出《堂吉诃德》译稿。
晚上，在宿舍大院陪斗，给剃成“阴阳头”（剃去半边头发）。
《堂吉诃德》，被革命小将认为是“黑稿子”，没收。
杨绛买到的《堂吉诃德》原文，上下集共八册。
她翻译到第七册的中间，眼睁睁看着堂吉诃德做了俘虏。
杨绛倒抽一口冷气，那是她的誊清稿，草稿已扔。
直到1970年6月，书稿才发还。
但这几年间，杨绛没有荒疏西班牙文。
稿子发还后，杨绛觉得好像一口气断了，接续不下，又从头译起。
1976年底，全稿译毕。
《堂吉诃德》未经西语编辑审阅，只杨绛自己校了四遍清样，于1978年3月出版。
《堂吉诃德》前前后后，竟经历了整二十年时间！
杨绛自叙——
九年后我又校订一次。我怕我所根据的版本已经陈旧，找了几个新版本，做了一番校勘工作，发现我原先的版本还是最好的版本。至于我的翻译，终觉不够好。最近我又略加修改，但我已年老，只寄希望于后来的译者了。
留住时间的最好方式，是把它变成珍贵的事物。
《堂吉诃德》，陪伴杨绛，共度二十年。
时间，是一个伟大的作者，它会给每个人写出完美的结局。
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有一段话，为上述大师们，作了很好的诠释——
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取代持之以恒的精神。才华不能，有才华但不成功的人随处可见；天赋不能，天赋无回报几乎是一句谚语；教育不能，这个世界挤满了受过教育的被遗弃者；只有毅力和决心是万能的。
人生最大的价值，不在于你多么富有，而是你回头看的时候，问心无愧，那才是真正的价值。
活在自己的意志里。
一切，都是视角的问题。
本文由佳易博览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