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诺言》
60年代是大师辈出的年代，那一届戛纳安东尼奥尼的《蚀》、罗伯特·布列松的《圣女贞德的审判》都入围主竞赛，最终是巴西影片《诺言》摘得金棕榈大奖，可见这部片在当时欧洲引起的关注。
《诺言》是半个多世纪来唯一一部获得戛纳金棕榈的拉美影片，在极尽狂欢的桑巴舞和奇思幻影的魔幻现实主义栖居的土地上，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殖民历史和多种族混居带来的复杂宗教与社会问题。《诺言》严格意义上而言并不归属于巴西电影新浪潮，但无疑颇具先导作用且为巴西电影带来了国际声望。这部影片以一个普通农民向神明还愿的经历为截面，深切透析了六十年代巴西社会的现实景态与种种问题。
失落的信仰
曾经长期作为葡萄牙殖民地的历史，为这个拉美国家带来的不仅仅是来源于“巴西红木”(brazilwood)的国名和作为官方语言的葡萄牙语，更是殖民过程所遗留下的复杂的政治、宗教和民族问题。种植园时期黑奴贸易带来的非洲居民，以及随着移民浪潮涌入的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意大利、波兰等欧洲国家的白种居民，与拉美当地居民混处杂居。由此产生的显著种族矛盾和文化差异有如盘根错节的引信，层埋于巴西社会的肌理，诱发着动荡因子和焦躁不安。六十年代初期巴西经济获得飞速发展，然而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却大量被主要由白人构成的权力阶层所集聚垄断，将早已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进一步极端化。同时，此一时期的巴西亦进入军人独裁统治阶段。高压政治的黑幕下，自由主义和反抗思绪如同木桶中的卡莎萨甘蔗酒一般不断发酵。
与种族、阶级矛盾并存的，是巴西独有的宗教纷争问题。巴西有着世界最大的天主教徒人口，是名副其实的天主教国家。与移民混居并进的宗教信仰的传衍发展，经历着罗马天主教与美洲土著居民和非洲奴隶中流传已久的宗教传统的汇流。由于白人信徒对权力和金钱的掌控，天主教逐渐占据正统地位，并在巴西帝国时期成为官方教派。与此相对的，原始宗教的信徒(主要由奴隶构成)被贬斥为信奉邪术的“异教徒”。为了躲避统治阶层的镇压和迫害，他们将自己信仰的神灵系统与天主教的圣人体系混同起来，以彼神之形颂己神之实。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神灵身份的认知也出现了极大的混乱。这些原始宗教最早起源于贩卖黑奴时代从非洲被运来的黑人奴隶，包含着形式多样的巫祈仪式，如康德布雷(candomble)和马姆库巴(macumba)。它们深受非洲约鲁巴文化影响，并不断地融合进巴西本地国风民俗。结合其被镇压而禁声隐语的背景，可谓在彰显巴西民族个性的同时，暗含着边缘化反抗精神的逆流。
由导演安塞尔莫▪杜阿特改编自巴西著名戏剧家迪亚士·戈梅斯(Dias Gomes)同名戏剧的影片《诺言》，即从异教巫术与天主教正统间混淆的神灵身份这一宗教矛盾点切入，以一个普通农民泽向天主教圣人圣▪芭芭拉(Saint Barbara)的曲折还愿过程，映射出六十年代巴西社会的多维面向和各方问题。影片追寻其改编本源，呈现出一定的舞台剧色彩，以单一场景和不到一天的短暂时间忠实践行着戏剧结构理论的古典三一律。极简时空下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形色人物，如置身无形的聚光灯下般毕现符号化的指代意味。亨利▪爱德华▪福尔(H.E.Fowle)的摄影在现实主义中时而闪现风格化色彩。那些静持的远景长镜和俯拍镜头，有如无言注视世间无奈的悲悯眼神，来自连自己的身份也无从确定的神灵。
安塞尔莫▪杜阿特是新老一代巴西民族电影的过渡人物，尽管巴西新电影运动并不引其为其中一员(主要由于杜阿特的官方影业出身，他来自巴西五十年代最著名的电影制片公司维拉▪克鲁兹(Vera Cruz)，该公司正是新浪潮的主要反对对象)，《诺言》将巴西民族电影引入国际电影视野的贡献仍然影响深远。这部影片在1962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并将同年戛纳金棕榈的奖杯收入囊中。略略环视一下当时它的竞争对手，足见这座奖杯的重量沉甸，它们当中包括了路易斯▪布努埃尔的《泯灭天使》、安东尼奥尼的《蚀》、杰克▪克莱顿的《无辜的人》、西德尼▪吕美特的《长夜漫漫路迢迢》、萨蒂亚吉特▪雷伊的《女神》，以及同为宗教题材的罗伯特▪布列松的《圣女贞德的审判》。
影片将故事发生地点放置在巴西北部的比伊亚省(Bahia)，这个宗教和种族问题突出的省份颇具典型性。主人公泽是比伊亚省偏远地区的一位农民，他拥有一小块田地和仅有的辅助劳动力——一头忠诚的驴子尼古劳。善良憨厚的泽像对待至亲好友一般对待尼古劳，与其形影不离。一日尼古劳不幸被树干砸伤流血不止，泽找来当地的巫医神父，由其引领着前往暴风雨女神欧雅(Oya，亦称为Yansan，是非裔拉美宗教中的神明，在巴西天主教圣人体系中与圣▪芭芭拉相等同)处为尼古劳祈福，承诺在驴子痊愈后将自己的土地均分给其他农民，并将亲自背着与耶稣受刑时同重的十字架，徒步前往位于比伊亚海岸的萨尔瓦多市的圣▪芭芭拉教堂还愿。影片以充满民族风俗特色的康德布雷巫祈歌舞开场，装饰着白色珠串的手握沙锤、蛇皮花纹的铃鼓和手拍小鼓，这些拉美敲击乐器纷然崩落的声浪与简单音节重叠出的祈神赞歌，唱和出古老宗教仪式的神秘和催眠般的迷幻。镜头自面无表情的信徒们身上摇移而过，仪式一旁的跪在神像前的泽自角落处入画，他和妻子罗莎向神像拜别，肩扛着沉重的十字架踏上了旅途。他们徒步七里格(约42公里)一路走到圣▪芭芭拉教堂门前，一组固定长镜缓慢静哑地跟随他们行走过吊桥、荒地、山谷和市集，有人脱帽致敬、有人无言相随、有人嗤之以鼻，也有人大加讥笑。
二人来到教堂时已是深夜，雷声隐隐暴雨将至，罗莎想将十字架留在台阶上去找旅馆休息，泽认为还愿承诺中并未提及旅馆而拒绝。当地游手好闲的浪荡子“英俊”对罗莎意图不轨，假意好心前来劝说由他带不熟悉情况的罗莎去旅馆，罗莎犹豫不决，泽却对陌生男子的建议毫无怀疑地欣然同意。影片以人物设置和场面调度在极简的场景(仅仅是教堂前的一段长长石阶)中凸显主旨，接连登场的各色人物如打乱的拼图碎片散落下来，却可以拼凑起一幅社会百态图。在所有人都各怀目的和私欲的映衬下，倔强而虔诚的泽显得良善可悯，而导演在这良善可悯中放置着对“信仰”讽味的反思。泽毫不犹豫地同意妻子深夜与陌生男子离去、刻板地一再拒绝诺言中所未提及的事项(住旅馆、进食)，显示出其憨厚木讷，以及将完成对神的允诺视为超越世事的头等要务的近乎执拗和盲目。泽在片中亦成为纯粹信仰的象征，而正是这种信仰，被其世俗表现形式——神父和教堂，拒之门外、无处安身，甚至在真正的身份归宿前迷茫：神父以泽是在巫术仪式中向假冒圣▪芭芭拉的异教神祈福为由，强硬地拒绝其将十字架摆放进教堂的请求，并斥责泽不应将“奴隶的异教神”和天主教圣人混为一谈。
难践的诺言
影片在叙事开启之端已然隐现某种宿命般的兆示，在泽和罗莎离开家乡前往萨尔瓦多之时，小路尽头的房屋烈烈燃烧着不明来由的冲天火焰，浓雾黑烟腾卷直上，如同对废墟/灰烬的提前搬演。泽仅仅是希望能够将十字架放入教堂以完成诺言，但教堂庄严的木门在长阶的尽头向其紧紧闭合。等待在教堂门前的泽一时成为轰动全城的焦点，简单的还愿行为成为各阶层为实现自身利益争相利用的桥板。影片以个体愿望的逐层幻灭反射宗教与政治利益勾连的伪善面目，并添入对媒体利用话语权的掌控引导舆论的讽刺，以及对黑人劳工争取自由平等和贫困农民要求土地革命(巴西六十年代的社会热点)的反映，寄寓了反宗教主义和个体抗争。这亦与主流权威压制下时代反抗精神的背景密不可分。
泽背负着的与耶稣受刑同重的十字架，显示出影片在现实信仰与上帝之子间刻意建立起的对应，在影片结尾处丧生于混乱中的泽被抬上他的十字架之时更为明显。与此相对，驴在《圣经》之中具有的特殊地位也使其成为真信徒的指代符号，驴曾凭上帝耶和华之意开口说话，也是耶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完成在人间最后一周活动时的坐骑。泽视他的驴子尼古劳为忠实伙伴，认为它具有一颗人类的灵魂，与人平等无二，并试图请求当地的神父为尼古劳受洗使其成为天主教徒未果。事实上，驴子尼古劳作为泽祈福、还愿以致最后为之丧生的对象，正是影片叙事的发生源头和题旨所在。这头并不在场的驴子成为一个悬置的符号，指代着泽不容更改、撼动与妥协的倔强信仰。缺席的尼古劳和此在的泽成为对神信诺和践行的两相照影，泽拯救驴子的过程实则是对信仰的自救和捍卫。影片以泽无助等待中的遭遇和最后离世的结局，表现出普通民众的信念和诉求是怎样如薄纸般被肆意撕扯和涂抹。
圣▪芭芭拉教堂的神父奥拉瓦见到在教堂前等待的泽和他的十字架，向泽了解了他的来由之后，二人一边走上台阶一边交谈的情景由不间断的跟拍长镜所捕捉，画面中始终是如谈论亲人般絮絮说着尼古劳情况的泽的正面，聆听着的神父则以侧面出现。直到泽提到自己是在康德布雷仪式中许下诺言，神父出画，镜头随即切换为侧仰拍镜头中神父对泽的愤怒俯视。泽认为信仰不需拘束于神灵的外在表现形态，只要信念虔诚，圣人就会感受到自己的心意，尼古劳奇迹般的痊愈就是圣人给予的恩惠。神父则不但认为泽在巫术仪式上对“假扮”为圣▪芭芭拉的异教神许诺是对圣人的辱没，更指责泽背负与耶稣受刑同重的十字架是妄图摹仿上帝之子，是严重的渎神表现。神父所担心被辱没和亵渎的，实则是天主教垄断民众信仰的宗教权威、是这座教堂承担宗教事宜的权威，以及自身作为神之使者的话语权威。尽管早在十六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便已倡导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削弱教权，宗教中的权力统治问题却仍未彻底消失。
倔强的泽执意要将十字架放入教堂之中，他在教堂前的静坐苦等引发了萨尔瓦多当地日报社的关注，主编派记者前去采访。掌握话语权的媒体的介入使得泽的情况更加复杂，而媒体的矛盾特性亦在此显现。一方面，支持“新规则”的报社记者站在神父这一宗教权威捍卫者的对立面，号召叛逆和反抗；但同时，其却对泽的烦恼和民众苦难视若无睹，仅仅将之作为宣传的利用对象。影片以喜剧化的采访片段对媒体的这种矛盾特性进行了反思，神经质的记者一再曲解泽对问题的回答，直如自问自答般地兴奋记录，带来啼笑皆非的无奈。在记者的采访中，泽还愿中的分地承诺被记录成“要求土地革命”；被问到如果政府把国家土地分给农民怎么样，泽说那倒是件好事，记者则又立刻记下“要求自由平等，反对人对人的压迫”。随后记者进入教堂与神父交涉让泽进入，并非从泽的愿望出发，而是希望借此显示争取自由平权的反抗对传统势力的胜利，扩大新闻报道的影响力。旁观者安慰罗莎说这次一定能进去了，因为“人人都怕媒体”，可谓直抒讽刺真意。记者并未成功，但随即印出的报纸却将泽事件以完全扭曲的面貌进一步扩大化。
而目睹泽到来原委的一些居住在教堂附近的小人物们，也将这个突如其来的外来者视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没有人关心泽信仰的虔诚与践诺的真心。在记者为泽拍照之时，教堂对面的酒吧老板见势冲上前来贿赂记者，要求把自己的店面照进去以增加知名度；在教堂前贩售手工制品的异教徒小贩，则趁机安慰失落的泽，劝其加入自己信奉的宗教；一直在教堂门前兜售小说的文人，诱说泽请自己将他的故事写成书来帮其进入教堂，代价是一笔不菲的稿费和出版费。
浪荡子“英俊”的姘头玛丽撞见英俊与罗莎谈话，对罗莎大加辱骂，维护罗莎的泽被拍下了愤怒的照片。这张照片随后便与“新基督求革命，圣人还是魔鬼？”的题目一同登上了报纸头条，泽被描写成为要求土地革命和平权运动而徒步七里格来到教堂前示威的反抗者，在全城引发轰动效应。大主教深恐天主教颜面受损，召开教士会议并指派高级教士前来解决问题。黑人劳工们在报道中找到权益诉求的共鸣，对泽深感敬佩和同情。残疾病衰的人们则真的将泽看作基督再世，结队前来希望得到泽的救助。“英俊”为了得到罗莎，以报纸内容为据向政治警察告发泽，称其是共产党。影片以这夸张而荒唐的一幕，对媒体以断章取义的碎片字句与图像攫取，来实现舆论引导和愚弄民众的做法极尽讽刺。
如果说在进入教堂的可能一次次的落空后，高级教士的到来为泽带来了最后的希望，那么高级教士与神父的同声共气，斥责泽是受到了化身为驴的魔鬼撒旦的蛊惑(结合驴在圣经中的象征可谓嘲讽之极)作出疯狂之举，无疑是给了泽最后一击。教士要求泽破除自己的诺言并砸碎十字架，那样他就可以进入教堂向圣▪芭芭拉忏悔自己误信他神的罪过。泽既担心破除诺言后尼古劳会即刻死去，又不肯就此妥协，拒绝了教士的要求。他对圣▪芭芭拉的信仰已彻底幻灭，绝望地感到已经被圣人抛弃，最后仅仅是因着许诺必践的执拗个性而决不让步。政治警察到来逮捕泽激发了他最后的愤怒，在混乱中泽死于警察枪下，以以身殉道的方式结束了对诺言的坚守。泽的尸体被黑人劳工们放在他的十字架上抬入了教堂，当十字架终于撞开木门进入教堂之时，直线仰拍镜头下教堂顶端的十字架倒悬于刺眼的天光之中，成为一场信仰幻灭的凄凉而无声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