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品先缘识字差（二）
首先，诗之为诗，在于其独有的形式与意味。宋杨万里《诚斋诗话》曾从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两个角度谈其诗歌理论的中心思想之一：即“诗味”。就语言形式而言，杨万里认为诗要有诗味，主要须具备“句法凝练，言简意深”、“诗句新奇”、“点化典故”三点。愚见，这三点都和“用典”有很大关系，虽然上述三点不能等同于“用典”，但是用典精准，自能“句法凝练，言简意深”，用典手法多样，亦能“诗句新奇”，至于“点化典故”，更是“用典”的高超表现。由此可见，典故之于诗味，意义甚大。（《塞下曲·其二》“飞将军”相关典，是此诗缘起，卢纶对其典的成功经营，更是此诗的关键。）
其次，诗“意”之于文“意”的升华，更多是“意”之象的精炼呈现（不否认也有意象精美的文，更不能否认这种文已具诗感。），而所谓意象，仍然事关“典故”。（《塞下曲·其二》的意象来源，是“李广”及其事典赋予的。）
如上，我们不妨简单认定，典故即是“酒麯”之一（酒麯不是酒之主体，只是催生酒之物。典故亦不能喧宾夺主于诗，只是助就诗之物），至于“典故”的各种运用，也即所谓“酝酿”之一。
诚然，中国文化讲求“法无定法”，个人建议从“识典”、 “用典”开始认识诗，或许会招致“拘泥而不科学”的评价。但是《松颜诗话》的建议是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出发的：
1、今人传统文化积累大多有限，如甫一开始学诗就以所谓“性灵说”来要求“我手写我口”，不知伊于胡底了。想当年，遍照金刚（日本真言宗祖师空海大师在中国求法时的法号）来到中国唐朝，发现当时唐朝“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人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诗歌王朝的诗人尚且如此，今人“识典”、 “用典”，有何不可？
2、好诗离不开典故，非是妄言，盖因写诗自欲写好诗，读诗自欲读好诗，而真正的好诗无非两种：其一、其诗用典；其二、其诗不用典，但其诗成为典。
3、再者，陈寅恪先生有言“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复函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我们不妨照着陈寅恪先生所言推理出一个结论：“任何一个汉字都可视为典故”，如此说来，诗终是离不开典故了。
总之，初学者要想在有限的字句中探寻深厚的意味，识用典故确实是省力而有效的捷径；初学者想要在学诗中积累传统文化知识，识用典故仍然是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只要不是为“典故”而“典故”，“獭祭”亦是佳话。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