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的生活里，多少劳动隐而不见

《利马之梦》和《单读 27 · 死里逃生：2021 原创小说选》相继出版了，吕晓宇和吴琦这两位 ' 公开信 ' 的常客决定再以这一方式，和朋友聊聊自己的近况和思考。今天刊登晓宇写给吴琦的信《火车往哪里开》。从首尔到北京，晓宇一直在关注劳动议题，看到那些隐而不见的工作；面对新的城市、新的工作，晓宇也探寻着怎么把自己的工作做下去，怎么找到生活的裂缝。

今天，' 去世界的现场——晓宇的政治学入门指南 '系列视频的第 0   期已经登陆 b 站，从本周起每周一更新。晓宇将通过分享自己的个人经历，以及在全球范围的学术实践，介绍他对政治学、青椒的个人身份与大学教育的理解。欢迎大家订阅 ' 單讀 '，准时收看！

火车往哪里开

撰文：吕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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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写了韩国之行，可到北京的第一个周五，在 Zhao Dai 偶遇你时，我便决定要重写一封。我俩当时像洗浴中心被抓正着的老干部，急于解释出现在这不属自我意愿。那个周五，Zhao Dai 人多得要漫出来，雾气弥漫，干冰和烟草。我提早要走，取衣服时，见你从楼梯下来。Zhao Dai 存衣服的地儿，墙壁凿开四方形的孔，不大不小，说话听不清，就要弯腰横过头，或是把头伸进去。里面有两个工作人员，一人在折叠椅上打瞌睡，一人把衣服装放进或取出黑色垃圾袋。收衣服的大姐两次拒绝了我的访谈请求。两小时前，我们刚到，亚投行的朋友认出了她。大姐白天在亚投行做保洁，下班后过来打第二份工。上班于同一空间的人，下班后又到了一个空间里，他们之间被壁垒隔开。亚投行的全名是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我就在想，一个首都的国际感是以什么样的 ' 基础设施 ' 维持：打两份工的大姐，还有白天 office 夜晚 club 的国际雇员。

位于北京的电子音乐   Club' 招待所 '

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是可见的，或是可被拿出来展示。在英国，一回面试，因为跨时区，早上六点到系里，以为学院会静悄悄，没想到灯火通明、人来人往。保洁和维修工是那时候清修大楼。他们中有巴西人、哥伦比亚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用基本英语，串着不同语言的词汇。那是一幅和白天学院异样，但同等具有 ' 世界性 ' 的画面。等到面试结束，快八点了，我想再和他们聊两句的时候，这一群人恍然不见了。我的同事这时候走进来，放下包说，' 你今天来得真早，一个人都还没来 '。一直在共享空间的人，如果不是意外便不得相遇。劳动的可见和不可见，那些在维系日常生活运行的劳动，需要错峰，需要变得隐而不见。

我在首尔的两个月里从来没见到那个近乎每天上门送快递的人。那段时间疫情紧张，每家远程购物，快递员放下盒子，按一下门铃，就去送下一家。要么是晚上十一二点、要么是早上五六点，一阵跑楼的声音。我每次听到门铃立刻去开门，连背影都没有捞到过。韩国快递员也受算法困扰，交通事故频繁，过劳去世，后有抗议和工会介入，算得到了一点改善。我在首尔活动多的地方，正巧是劳工代表全泰壹 1970 年自焚的地方，纪念馆现在成了劳工中心。劳工运动，在欧洲都不怎么讲，老师学生觉得是老调子，在韩国就感觉，劳工运动在社会改革中占这么中心的位置，抗争真的带来了变化，但是又不能停，经济形式和产业的变化剧烈，十年前还是正义代表的重工业工会领袖，十年后可能就成了不愿意把零工纳入工会的保守人物。

现在就是这样，不进则退，不往前走，现状都守不住。我抓紧首尔的最后时间，去访了具海根，他是经典之作《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的作者，老一辈学者的代表；又访了基本所得党的年轻议员，她们是当下誓言要改变的年轻人代表。具海根的书以十年为写作单位，每天早上准时到图书馆。所得党的 90 后国会议员，给我看他们的日程，从早七点到晚十点的不留缝隙的安排。任何形式的存在意义的抗争是持久的、夜以继日。

根据全泰壹事件创作的电影《美丽青年全泰壹》

我三月回到北京，连着吃了几次沙，连轴转的工作，抬起头外面黄沙一片，恍如隔世。第一次我以为暴雨要来了，南方春夏交替的暴雨前，天空也泛黄。我一边看着扑向窗子的泥点，一边备课。李欧梵写张爱玲，写《倾城之恋》，范柳原对着灰砖墙感概，'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毁掉了，什么都晚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 '。李欧梵说张的文字苍凉，漫天黄沙要是张看了，怕更增苍凉，但我在这番末日的景象里，窗外也对灰砖墙，来了工作的劲头，从爆裂激进的天象汲取气力，全然没有 ' 缓慢受锤 ' 的受气。

我想起来你老发感概，只有通勤坐地铁是不受打扰的看书时间。我住东城，坐地铁到海淀，体会到你说的。往返的悠悠荡荡的地铁上，我读文景那一批西语和葡语的系列，巴斯克斯的《坠物之声》出了中译，我 2019 年在波哥大读他，想着半年内就能回到拉美。阿瓜卢萨和安图内斯也给补上了，我入职后找他们的译者王渊，聊天问，现在塞萨尔艾拉的书，真的是那个赵德明老师在译吗。他说，老一辈人退了休，不停歇出作品，对他们来说是一生志业。我便又想起，和具海根聊了三个小时，吃过饭，我问他现在去哪，他说，还能去哪，回图书馆。

每天早晚，我在这趟穿过中轴线的文学列车上。高峰地铁时常停车等待，车厢明暗闪烁，我想车这么停了，便能一直读下去。做好准备，迎接随时的中断和延宕。这和什么内心平静、处事不惊的鬼话一点关系没有。我没有一丝平静，在丰沛和暴虐的情绪中才能安稳做事。我比任何时候都看重单调、重复和忍耐之中的能量。德里达的《无赖》里，说要往 ' 即将到来的政治 ' 方向去，理想永远是未完成的、在脚手架之中（以及永远不会真正到来）。这要亢奋激昂，不是淡定自然。既然这样，就是日夜兼程地搬砖，直到倒下去一刻。上次说反现代的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的魅力是它指向行动的意识形态，要是把终极目的去掉了，还能不能动，火车还要怎么开。

有时候连搬砖也搬不下去。子超拿奖的晚上，我们和柏琳一起聊，说两个问题，一是要怎么（真正地）养活自己，二是有多久没写字了。两三个月没动笔了，就很难说服自己还在火车上了，说不定已经下来了还浑然不知。巴托比症候群是不管用的，比拉马塔斯写得淋漓尽致了，' 不写 ' 作为理由也是有门槛的。一周后，子超动身去了拉萨。

雅克 · 德里达（法語：Jacques Derrida，1930   年 7 月 15 日－2004 年 10   月 9 日），當代法國解構主義大師、當代最重要亦最受爭議的哲學家之一。

不刮沙的时候，我骑摩托通勤，晚上十点半之后，有修路的工程队，出来摆路障、点灯，断断续续，从中关村大街到鼓楼大街。说变化快，发展快，这样的过程隐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剩下一条今非昔比的路。隐去的过程，消失的人，城市生活是一场解谜。我回北京，先要去找以往的人和地方。有些人就这么隐去不见，再联系不上。随时随地，发掘再现，成了工作的重点。

' 观看之道 '，是不是有了新的蕴意，不是决定怎么看，而是决定看到什么。我觉得自己的观看受了视野的规训。看室友的演出，他们乐队名字取自 1957 年苏联卫星送上太空的第一只狗，我想的是 1957 年毛泽东参加莫斯科会议的讲话。说到当年苏联卫星上天，' 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我说，永远地抛下去了。' 东风压倒西风的说法，出现在那次会议。School 桑拿般的现场，满场观众齐声喊着开空调，我脑里全是东风还是西风。这不就是现在当下最激烈的讨论吗。还有，中关村大街，陈旧的首都体育馆，60 年代赶着修的，为了举办第二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亚非拉国家与国际奥委会的分庭抗礼，九三零事件后中国印尼闹僵，运动会就此成了历史。这些隐去的部分，不是 ' 城市考古学 ' 挖出来的，是浮现，北京是持续浮现 ' 根茎 ' 的地方。

这样的浮现，没什么章法和规律可循，意外，偶然，让 seeing like a city 的尝试，被浮现打破，打破视觉的规划。' 我们看到了 ' 是一个强势的宣言。北京人（广义上在这里的人）特别善于浮现。一天晚上，我从 fruity space 出来，快十一点了，走到不远的富强胡同，巷子口像在梦游的老头，含糊地说了一段极为清晰的历史，然后他坐下来，说代我向武汉人民致敬。我不知道他这句话从何而来。有意思的怪老头，他不相信浮现的偶然性，对我说，多少人走过胡同，你要停下一步看一眼，就是命。我走到巷子口折过去，老舍故居，上面介绍很简单，'1951 年，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People ’ s Artist。北京人（再次说明，包含了凡是在这里的人）是艺术家般的人民，The Artistry People。主旋律最为响亮、人们想方设法往上凑的地方，遍地又是对于地下故事、市井传说和多线叙事的痴迷。

老舍故居内景

说到这，说到浮现和隐形，最近陪我在通勤路上最久的书是艾芜的《南行记》，我看了马识途，顺藤摸瓜到了艾芜，他写二三十年代在云南和缅甸的漂泊流浪。那也是一个未曾想过的百年前的国际边地，只是全球化的主角是逃荒人、盗马贼、烟草贩子、殖民小吏。我留着最后一个故事想路上看，可是拿过煎饼的一刻把它忘在了共享单车筐里，那也许是流浪文本最好的去所。我记得里面写到去给被抓的偷马贼送药。那偷马贼关心的只是大家是不是都知道了，都知道了，以后便以逞狠立足。

贼说，世道像是岩石一样，总是容不下你我，只要裂开一条缝，就要钻进去。艾问，人家把裂缝补好，那你又怎么办呢。贼说，那一定要把它捶得更开些，更宽些！后来，这倒霉的偷马贼果真摇身一变，吃得油光满面，来往于山中，见到艾就说：老弟，老蹲在一个地方，会发霉呀，去找找裂缝吧！

我通勤回家的路上也对自己说，去找找裂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