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停止创新，“离倒闭还剩200天”

原载于《中国青年》杂志2021年第1期

贺羽：前途无量，为国造仪

文/本刊实习记者 曹珊珊

用量子换道超车

“量子力学”这两年是热门话题，甚至无论你懂不懂物理，都能调侃一句量子力学“前途无量”。这句话虽然是调侃，但确实指出了未来的一个大趋势：从国防到网络安全再到医疗保健，量子技术即将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第一次量子革命时期，人类还只是对量子进行被动地观察和解释。而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次量子革命时代，人类已经能够操纵和利用单个量子体系，大多数典型应用统称为量子信息。

量子信息目前可以分为两大研究方向——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CEO贺羽和他的团队现在做的量子精密测量就是从量子计算中衍生出来的技术，利用的是单个量子对环境非常敏感这样一个特点，研发量子传感器，从而制作科学仪器。

贺羽在接受《中国青年》记者采访时，打了个形象的比喻，普通的体温计是无法测出一只蚊子的体温的，因为体温计本身就比蚊子大太多，同理，一个传统的大型传感器是没办法去测一个非常微小个体的多种参数的，但量子传感器却可以实现精密测量。

贺羽介绍说，现在国内科学仪器市场规模大概在每年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但是高端的科学仪器，大部分市场还是被进口仪器垄断，就算是国内顶级院校也时常面临着被高端仪器“卡脖子”的窘境。比如2019年，北大核磁共振中心一台售价高达200万美元的800兆赫兹的核磁共振波谱仪发生故障，和国外厂商联系后，对方非但没有说明故障原因，反而回复他们：“先支付23万美元的维修费用，我们再派人过去检修。”

高端科学仪器市场中，不少国外科学仪器厂商都制定了只换不修、先付费后检修等霸王条款，这种滥用市场支配权的行为让国内众多科研人员深感“头痛”。2010年，贺羽的导师、中科院院士杜江峰就曾分享过一个故事：当年他们东借西凑、千辛万苦地买了一台国外的电子顺磁共振谱仪（EPR），虽然仪器不错，但购买过程中却经历了对方临时加价、维修等待半年等糟心事。杜江峰院士当时说了一句话，“高端科学仪器就是科学家手里的武器，中国必须改变受制于人的局面，振兴自主科学仪器已经刻不容缓了！”这句话像一束闪电击中了贺羽，他第二天就找到杜江峰院士，对他说：“振兴自主科学仪器这个事我一定要干！”那一年，贺羽17岁。

“为国造仪”成为贺羽创立国仪量子的初衷。贺羽承认，国产仪器和外国仪器相比，在可靠性、应用性、可生产性、可维护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一时半会儿难以追赶。但他认为，很多高端科学仪器之所以高端，其实就在于能达到更高的分辨率和更准的精确度，这些正是量子精密测量可以发挥长处的地方。目前我国的量子信息技术研究处在世界前列，用先进的量子精密测量技术做科学仪器，很可能为我国高端科学仪器行业提供了一个“弯道超车”的变革式机遇。

贺羽，男，1992年生，四川遂宁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2020年，B轮融资过后，国仪量子估值达27.5亿元人民币。

国仪量子公司成立不到四年，陆续发布了国内首台商用“脉冲式电子顺磁共振谱仪”“全数字扫描电子显微镜”，后来又推出世界首台“单自旋量子精密测量谱仪”“量子钻石原子力显微镜”等产品，在石油勘探、生命科学、先进材料、电力电网等领域实现了示范性应用。而国仪量子创业研发出的第一款商业化产品，就是当年困扰杜院士的那台电子顺磁共振谱仪（EPR），打破了过去几十年间，这类仪器被国外仪器厂商垄断的局面，而且在关键性能指标上实现了超越。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时，国内另一所顶级高校的进口仪器出现了故障，如果要等外国技术人员来中国检修、进口零件层层审批，至少需要耗费大半年的时间。最后校方找到了国仪量子，国仪仅花了一个星期，就替换了国产新零件，让仪器重新开始运作。

危机感起于何时？

贺羽的办公室陈设简洁，最显眼的是条红色的、有些褪色的横幅，上面写着，“国仪公司离倒闭还有200天。”这么一句“难听话”在贺羽眼前挂了两年，贺羽说这是他们估算过的数字，如果现在停止创新，到公司倒闭，大概就剩200天的时间。

贺羽办公室悬挂的横幅上写着“国仪公司离倒闭还剩200天”  本刊实习记者 曹珊珊 摄

到底该如何创新？贺羽回答：“要激发创新力，我觉得最重要的首先就是人才。国仪设立了核心人才、技术骨干的评价机制，被评选上的人才可以拿到期权，未来兑现的话，分到的钱至少是在这里工作三年到五年的工资。不羞于谈物质，是我们的人才观之一。把一个人的创新能力体现在对他的物质奖励上，他才能心无旁贷地去创新。”

国仪的办公室里没有贺总，只有贺羽或者Max。“这是我们在全公司通过的一条倡议，所有人一律都直呼中文或者英文名字。”贺羽补充道，“公司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我们也不想对员工设立过多的规矩，比如大部分员工早上上班是不需要打卡的，公司设有匿名性的讨论区，对公司有任何意见，员工都可以在贴吧直接反映，行政部负责处理这些意见。”

贺羽说，他最怕的事情是迷失自我，“因为迷失自我这个问题，几乎不可避免。我创业的朋友中，可以说有很多因为迷失自我而忘了初心，最后公司关门的例子。”为此，国仪量子专门设立了一个自我批评和别人批评的机制，在开会的时候，从贺羽开始，管理层先自我批评，然后别人也对这个人的问题提出批评。贺羽上一次自我批评就是当着所有参会人员的面，反思自己哪里细节做得不到位，有些膨胀了。

贺羽的危机感，从工作延伸到生活，“我是易胖体质，传说中的喝口凉水都长肉那种，除了控制饮食，无论我去哪里出差，哪怕一天，我也会带着跑鞋，工作完就去夜跑，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而且运动的时候，我想事情也会比较清楚，公司很多大的决策，是我跑步时想清楚的。”

和贺羽聊天，记者有一个明显的感受——他似乎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这种笃定感从何而来？“我是四川人，亲身经历了2008年的大地震。这件事对我个人的影响非常大，到现在我看见‘多难兴邦’四个字，还会流泪，经历了生死，我对自己的前路也更笃定了。所以我选择了16岁上中科大，把科学当作我毕生的事业。”

做仪器并非贺羽的唯一选择。2013年，贺羽从中科大本科毕业后，他既可以选择拿奖学金出国读书，也可以选择拿高薪去名企工作。但他选择了留在中科大硕博连读，并于2016年创立了国仪量子。贺羽说：“其实做仪器的门槛很高，要做好一款仪器难度非常大，而且，一款仪器即使做到最好，比起那些来钱快的互联网产品，仪器带来的经济效益相对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我想人最终面临的问题是把世界改造得更好一些，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做决定的时候也没那么纠结了。”

心平气和地创业

“芯屏器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安徽推动产业革命的主导力量，心平气和也是合肥这座城市的气质。留皖12年，火辣的川娃子也能被养得心平气和起来。

民以食为天，最先改变的是口味。“老实讲，我现在不太能吃辣，到这边后口味变得比较清淡......”说这话的时候，贺羽的脸上还带着一丝轻微的羞涩，大抵让一个四川人承认自己不能吃辣是一件有些难为情的事儿。

年少都有轻狂时。贺羽回忆起往事，“我16岁刚上中科大少年班时，找老师谈，说我不想上物理课，因为觉得自己什么都会。我相当有自信地指着物理书对老师说，‘这本书我虽然不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但涉及的任何公式我能从第一章背到最后一章，我觉得没必要上课。’”

“当时我的物理老师很开明，对我说，‘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这样吧，我给你出十道题，一道题十分，你拿到六十分我就让你免修。’”接着，贺羽提问，“你猜我考了多少分？”

“五十分？”

贺羽笑着摇头，回答道：“零分！考卷上的问题，都是我以前没想过的问题，因为考了零分，我反而真正感受到了科学的美妙，踏实下来学习物理。”

在中科大读研期间，贺羽曾发明答题器，这也成为他第一次在教育行业创业的契机。然而天才首次创业就遭遇了“滑铁卢”，答题器并不受市场欢迎，以至于这个产品没多久就暂时搁置了。

心平气和地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或许才能成功。2015年，贺羽和合伙人升级了产品，调整推广方向，“当时白天见客户，晚上写代码，现在做事比较淡定，大概都是那时候一点一点磨出来的。”贺羽说。最终，这套产品销售了二十多万套，成为他创业后的第一桶金。

2020年，贺羽28岁，他创立的国仪量子B轮融资完成后，估值达27.5亿人民币，国仪量子的产品也已经交付了国内外高校、企业、医院等上百家单位，多款仪器突破了国际禁运。有人说，贺羽的成功，是因为他是天才。“做仪器没法靠天分。别的仪器厂商可能研发了10年，把一个仪器做成了，即使你再聪明，也要研发七八年，而且不会有质的差距。”

贺羽觉得做仪器最终靠的还是勤奋，“这不像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一个好点子，引入资本，马上可以实现爆炸式增长。尤其是我们做国产科学仪器的创业者和科研工作者，需要长年累月地投入研究、保持创新，真正成为一个工匠，才能打造出一款又一款改变行业的量子精密测量仪器。我已经做好了为这件事奋斗20年、30年、40年的准备。尤其是面对当下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更要咬紧牙关，攻坚克难，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青春的力量！”

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3000

量子钻石原子力显微镜

从初次创业开始，贺羽就没有放弃过在教育领域深耕。国仪量子开发了用于中小学教学的量子计算教学机，目前已经走进了江苏锡山中学和深圳南山中学的课堂。量子计算机开课的时候，贺羽特意去了现场，“我看他们挺开心的，能看到一台真实的量子计算机，还能亲自操作。这不是一门课程，更像是一种游戏。很多人，尤其是在学过了经典力学之后，其实是很难理解量子的，但小孩子不一样，通过这种方式，小孩子从小就自然地接受了量子概念，埋下了一颗物理学的种子。”

贺羽的三次创业都是在合肥，并获得了“2020安徽青年先锋”称号。他说：“不仅因为我的母校中科大在这里，而且合肥和科大都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能坐冷板凳。比如现在很火的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其实放在10年前、15年前，都是很冷的项目，但这么多年合肥和中科大一直在坚持做。我觉得在没有那么浮躁的地方，也许才能更好地潜下心来去做技术研究，培养人才，按部就班地发展公司，服务好客户。”

贺羽背后那个他

贺羽背后的人叫张伟，是他搭档十年的合伙人。

张伟是贺羽的师弟，两人相识于贺羽创办的校内报纸《格物致知报》，同样本科出身物理专业的两人经常在报纸上讨论物理问题，后来又发展出了格物致知社团。社团时期，两人自学了电路和手工技术，一起制作了一些展示物理现象的小型展示仪器。这些小型仪器后来被学校和科技馆看上了，成为他们商业转化的开始。从那时候开始，张伟和贺羽就萌生了一些创业的想法，一是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合科研，二是觉得创业比较具有挑战性。后来他们注册了第一家公司，卖答题器。

答题器起初卖得不好，张伟和贺羽还转型做过一些小型智能设备，包括现在很火的测肌肤水分含量的测量仪，还有智能腰带，类似现在的智能手环，除了记录基础的身体健康数据外，还会震动提醒你坐太久了，该起来走一走了。但张伟说：“我们那时候创业其实还是偏向于技术思维，运营、管理能力跟不上，也没有经验，所以第一次创业不算成功。”

2014年，张伟被保研上了本校的工商管理硕士，贺羽则从2013年就开始了物理学专业的硕博连读，但两人从未放弃过创业的想法。张伟说：“我是一个非常坚定地想创业的人，没有想过毕业后找工作，也没想搞科研，所以选择读工商管理硕士，就是想未来继续创业肯定还是需要懂管理。”

但现实恰恰相反，现在贺羽和张伟两人在国仪量子分别侧重于负责管理和技术。张伟提到，这样分工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思维方式不同，张伟的思维连续性比较强，考虑事情起伏不会特别大，适合分管技术。而贺羽思维比较跳跃，考虑得也相对长远，适合把握公司的战略性问题，所以负责了更多管理的工作。

贺羽曾说过他选择合伙伙伴的标准，“我觉得在创业过程中同行者尤为重要，而且要和而不同。‘和’首先就是要选择长期信任的、熟悉的人，最好是大家一起从泥坑里面爬出来的人。‘不同’，我觉得就是大家一定要互补。”

“你想到的第一个同行者是谁？”

贺羽回答：“张伟。”他补充，“但是，国仪能走到今天，肯定不只是因为我们两个师兄弟，而是我们很幸运地在创业这条路上遇到了优秀的同行者们，比如曾在石油仪器公司有高管经历的副总裁冯泽东，还有很多国内外的高端人才。他们的加入就像多条支流汇聚，让国仪量子能够奔腾向海。”

张伟其实从小也是“别人家的孩子”，通过全国物理竞赛，自主招生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本科毕业后被学校保研。同样优秀的两个人一起创业，难免被人比较谁更耀眼。“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其实我的性格使然，我不太喜欢站在聚光灯下，站在聚光灯下反而会让我觉得不是那么自在。我希望贺羽能站得越来越高，他越高，越说明我们整个创业团队都站得越高。”张伟笑着说，“我其实是心甘情愿当他背后的男人。”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陈敏 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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