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立波 | 费孝通民族走廊思路的形成及其意义
民族走廊思路是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首先提出、不断阐释的研究取向。从长时段的学术史视角来看，其学术渊源与费孝通早年学术思想形成、自我学术反思密切相关，也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民族历史转向、民族调查研究经历。费孝通最初提出走廊思路是基于解决民族识别余留问题的需要，主张从区域历史的民族关系中识别出单一民族。但是走廊地带多民族文化交融现象的启示，促使费孝通从单一民族研究的束缚中跳脱出来，转而将走廊研究提升到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探索层面。费孝通民族走廊思路形成的学术理路表明，民族走廊研究将来需要进一步重视多民族交往关系的历史过程阐释与田野调查分析。
关键词：费孝通 民族走廊 民族历史 田野调查
作者邹立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地址：成都市，邮编610064。
从走廊视角理解中国民族是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最先倡议、践行的研究取向。近二十年来，民族学界接续费孝通的走廊思路，逐步拓深和发展出民族走廊研究领域。当代学者依据不同走廊的区域研究特色，讨论和诠释“民族走廊学说”，体现出不同理论范式影响下中国民族研究的新思路、新趋势。目前学术界对费孝通走廊思路的来龙去脉和形成过程虽作过一些有益的探讨，但是缺乏系统、全面的梳理，以致在走廊概念的认识、定位等基本问题上仍然存在一定分歧。从学术史角度看，走廊思路的提出及围绕民族走廊所进行的相关阐释，与费孝通思考中国民族的形成、基本面貌及特点密切相关。走廊思路的学术意图清楚地表明，费孝通试图为中国开辟出一条具有学术原创意义的民族研究道路。梳理费孝通走廊思路的来源与学术脉络，是考察我国学者探索和构建中国本土民族理论的重要视角。
费孝通民族走廊思路是如何形成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费孝通民族走廊思路的形成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有何内在关联？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结合费孝通民族研究进行学术史考察，旨在进一步探讨、洞悉费孝通民族走廊思路的缘起演变及其意义，揭示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地缘格局、历史演进特点的独特认知。
一、民族识别与走廊思路的初步提出
将走廊视角引入民族研究领域是费孝通在1978年9月“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发言中首先提出的。这次发言的目的，在于解决民族识别余留问题。这次发言可视为费孝通回归学术工作后，对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调查经历和思考的总结。1950-1956年间，费孝通先后参与中央民族访问团、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有机会走访和深入贵州、广西、云南等西南民族地区。民族最为复杂的西南地区恰好为费孝通提供了观察、认知中国民族复杂构成的理想调查场域。民族研究成为费孝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集中接触、关注的工作重心，特别是民族识别问题。
费孝通对于中国各民族地位问题的探讨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著名学术论争。早年的费孝通基于人类学的学科视野和实地调查的经验认知，主张应当正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客观事实，承认各民族平等的政治身份。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为费孝通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极好机会。1954年9月，费孝通在民族识别进入高潮之际谈到，“我们现在对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他们在历史时期中相互的关系还没有足够的系统知识。但是我国的土地上历来就住着许多语言不同，文化有别，各有其心理特征的民族集团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这个多民族的历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费孝通热情、积极地投身于民族调查研究活动，从事民族识别工作，参与中国民族构成、民族历史的知识体系构建。民族识别及其余留问题的研究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横跨费孝通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
走廊思路在1978年的初步提出便是具体针对“平武藏人”、察隅“僜人”的身份识别余留问题。费孝通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扩大研究面，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珞渝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陆续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提出族别问题的'平武藏人’和这里所说的'僜人’，可能就是这个走廊中在历史上存在着某种联系，受到藏族、彝族等不同程度的影响的两个民族集团的余留”，因此“应当进一步搞清楚这整个走廊的民族演变过程”。归根结底，民族识别的余留问题大多是各民族“分化融合”过程中“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走廊将是研究和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一个宝贵的园地”。仔细研读费孝通的言论表述，我们会发现费孝通对于走廊的阐述主要是围绕不同民族之间语言、历史的关联展开。“关系”“联系”在表述中频繁出现，被看作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这是因为费孝通意识到，单一民族的识别并不是孤立的个体问题，需要从整体上着重分析各民族之间的语言、历史亲缘关系。走廊的区域历史即是各民族“分化融合”的复杂过程。整体观、历史与区域构成费孝通走廊思路的三个重要维度。民族关系是深入理解费孝通走廊思路的关键所在。
就学术路径的演变脉络而言，走廊思路的提出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费孝通从微观的社区研究转向宏观的民族区域历史思考的结果。其学术渊源则与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形成、变化密切相关。1932-1935年间费孝通先后求学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逐步接纳英国功能学派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强调研究对象各部分间及部分与整体间的结构关系，形成从整体观视野考察研究对象的学术思考习惯。随后，有关中国民族之结构关系的探索在大瑶山花篮瑶的社区民族志研究中得到具体实践。费孝通援引其导师史禄国的ethnos理论，即“在族团关系网中，族团单位分合的历程”，讨论花篮瑶与其地理上比邻的汉人、坳瑶、茶山瑶、滴水花篮瑶、板瑶、山子等族团（ethnical unit）之间的聚合、分散关系。尽管晚年的费孝通坦言，花篮瑶的案例研究“在当时对于各民族的关系问题，我也是没有着重研究的”，但是注重中国民族的分合关系是其学术思想成型期就已奠定下的研究意识。费孝通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言论表述或多或少流露出功能学派、史禄国学术影响的痕迹。
20世纪50年代随着苏联民族学模式的引入，国内民族学的定位从社会科学转向历史科学，逐步趋近于民族历史研究。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功能学派的社区调查研究无以为继。费孝通从教学到研究，均转向民族历史，曾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讲授“社会发展史”“中国民族史大纲”等课程。这促使费孝通从历史学角度思考中国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为此，1951年底费孝通专门撰写过一篇有关广西壮族历史源流的考证文章，将文献史料与民族志资料参酌互证，揭示出南岭山脉地区瑶、壮民族接触的历史关系。其实，费孝通早年执着于功能学派的社区研究，对顾颉刚提倡的中国社会史，乃至历史学研究方法基本上持批判态度。但是到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开始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的事实进行自我学术检视。由于第二次国共内战导致实地调查工作停顿，任教于清华大学的费孝通一改早年无心史学的做法，在1948年与历史学家吴晗等合作开设中国社会结构问题讨论班，“实际的目的还是在想借朋友们和同学们的督促，让自己多读一点中国历史，而且希望能和实地研究的材料联串配合起来，纠正那些认为功能学派轻视历史的说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费孝通对既往研究“轻视历史”的自我学术反思，与其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学转向有所契合与衔接。倘若说人类学视野给予费孝通看待中国民族多元构成事实的平视眼光，历史学的转向则向其呈现出民族关系分合演变过程的宏观面向。回溯历史与田野调查的结合也成为费孝通在改革开放后反复运用的民族研究路径。
社区研究的局限性是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自我学术反思的另一重要问题。费孝通在中国社区研究的回顾性文章中谈到，社区研究往往“只是限止在较小范围的个别社区”，难以对历史悠久的中国社会形成普遍的整体认知，遂提倡开展比较社区研究。事实上，民族调查研究无形中为费孝通提供了更为宏观的区域历史视野。实地走访归来后，费孝通在1951年的调查报告中鸟瞰式地呈现出贵州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状态，以及民族迁徙、流动的历史图景。报告指出，“许多民族基本上是杂居的。他们共同居住在一个地区之内。以县单位来说，现在已经没有单一兄弟民族聚居的区域”。多民族杂居分布的区域格局被归因于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从平原到山区的“挤”“推”互动和聚、散关系。
鉴于随后的民族识别需要，费孝通试图寻求将区域视角与历史维度相结合，兼顾单一民族与民族关系的研究路径。1956年2月费孝通呼吁考古学界应将考古研究与民族研究相互结合的会议发言，是这一时期民族调查研究思考的集中展示。发言的设问源于费孝通对民族识别出的广西壮族“这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是怎样在历史上形成”问题的思考。民族历史研究是费孝通在文中重点阐释的内容，旨在“说明一定地区内人们共同体的发展和变化的具体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如何从事民族历史研究，费孝通并没有完全局限于有待研究或识别的单一民族，而是将区域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特别强调动态的民族关系。“有关某些地区的民族沿革上的问题，也就是要研究某一地区在不同历史时代是哪种或哪几种人居住的问题……这里要我们研究：这些人所形成的共同体怎样发展，怎样和其他的共同体合并和融合，或是怎样消灭”，“不同性质的人们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又是不同的……如果不注意到这些关系，一个地区的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历史是不容易了解的”。费孝通较早主张民族历史研究应该与民族学、语言学、人类学配合，采取多学科合作，“最好能做出一定区域内综合性的历史研究规划。我也想建议以贵州或云南等地区为范围，甚至可以再小些，作一次综合性历史研究的试验”。区域性综合研究的建议，突破了以往微观社区研究的学术路径，单一民族的历史被置于区域内的民族关系中加以考察，可以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初“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的先声。
历史学转向体现出费孝通对构建符合国情的本土学术研究道路的初步思考。早年求学期间，费孝通对国外学术理论的态度就相当审慎，反对不顾国情的一味照搬。这成为其学术生命史中始终秉持的基本原则。费孝通走廊思路的学术渊源是其早年学术思想、自我反思和民族调查经历的综合结果。在费孝通看来，来自实地调查的国情认知要比套用西方学术理论重要得多。民族研究需要重视找寻中国的“传统”知识。早在1957年，费孝通就曾提及，从书本中习得的民族特征的理论知识，对于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族别问题“不抵事”。1978年9月民族识别问题的发言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由于我国和欧洲各国历史不同，民族一词的传统涵义也有区别。我在这里提到这一点是要避免因中西文翻译而引起理论上不必要的混乱。我在这里所说的民族是按照我国自己的传统用法来说的”。费孝通在关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讨论中，以贵州穿青人、东北达斡尔族为例，将“共同地域”理解为各民族“民族聚居区的位置和他们同相邻民族的关系”两层内涵，建议学界结合中国民族的国情特点——流动大，分布广，常以大小聚居区交错杂处等，“以某一民族所在地区为范围，进行各民族间关系的历史分析”。走廊正是以民族关系框定和串联起来的独特“共同地域”。
总之，从走廊复杂的民族关系中理清单一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辨识其与相邻民族的关系，将是判断和识别单一民族的重要途径。这或许是费孝通初步提出走廊思路的深层次学理依据。
二、走廊思路的阐释定位与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探索
走廊思路提出伊始，费孝通理解中国民族的取向已经逐步跳出民族识别余留问题的研究领域，转而着重思考中华民族与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在1978年11月讨论少数民族社会改革时，费孝通重新提起中华民族的构成问题，将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归结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局部关系，“局部的变革一方面是在整体变革的总流中进行，受着总流的促进和制约，而另一方面它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也总是保持着它特殊的个性”。到次年《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写启动时，费孝通公开表示，民族研究“要结束前面这一段，为后面开一条路”，传统的关注面向和研究取向可以告一段落，应当考虑如何“既往开来”地开拓研究新局面。随着费孝通思考重心的变化，走廊思路也随之发生转变，与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探索联系起来。
1981-1982年间费孝通连续三次发表涉及走廊思路的会议发言，展现出对走廊内涵阐释的层层递进和变化。三次发言均与民族调查直接相关。民族调查的议题缘起于费孝通时隔四十三年后两度重访大瑶山。在民族学恢复学科建设之际，费孝通期望民族学界能够重新重视和回归民族调查。
作为从事民族研究的起点，广西大瑶山瑶族是费孝通经常关注和讨论的研究对象。瑶族支系、语言的混杂现象引发费孝通的疑惑：“花篮瑶讲的话近于苗语，茶山瑶讲的话近于侗语，盘瑶话属于瑶语……为什么他们会形成一个瑶族，而这个共同体同时为什么还能容许各部分有不同的个性。”为解答疑问，费孝通认为“不能脱离历史来研究这些问题”，并联想到1952-1957年间潘光旦有关苗、瑶、畲民族历史关系的设想，“这种设想的重要性就是为我们提出一个宏观的整体观点”。需要注意的是，1979-1981年间，民族关系史重新受到民族学界的普遍关注。费孝通提出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再进一步就是要把中华民族看成一个整体，研究它怎样形成的过程和它的结构和变化”。如何具体操作和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结构问题？各民族在历史上的流动有其区域性的发展趋势。结合微型调查对各民族分合关系的观察，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变化具有不同区域间的类型差异，比如“苗、瑶、畲提供了山区民族的一种类型”。按照这一思路，民族研究要改变过去“按民族的单位孤立起来，分别地一个一个研究”的局限，配合“宏观的研究”，将“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大体分为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云贵高原、沿海地区、中原地区五大板块，以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两大走廊。费孝通形象地将之比喻为“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所谓的“微型调查”其实是以往社区研究方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运用和实施。不同的板块、走廊区域将是结合微型调查与宏观研究开展民族调查的重要研究单元。
可以看出，费孝通思考问题的切入点从单一民族的识别问题，转向原本对民族识别造成诸多疑难问题的民族文化多元交融现象。民族关系的历史研究成为解答这些现象的有效途径。各民族的历史关系被整合、归纳为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中华民族格局从空间层面又被转化作数个平行的板块、走廊区域。走廊视角不再仅用于讨论有待识别的单一民族，而是被提升到阐释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和格局的研究层面。
就在费孝通呼吁民族学界回归民族调查之时，新成立不久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决议组织省际学术合作，对六江流域，即藏彝走廊地区进行综合考察。1982、1984年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是费孝通走廊思路的直接实践。综合考察活动承袭20世纪50-6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经验，初步形成跨省（区）分工合作、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费孝通对综合考察活动给予全力的支持，并在考察实施前远赴昆明、成都，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成员座谈交流。
在1982年4月的昆明座谈会发言中，费孝通肯定了综合考察活动跨政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再次强调“宏观的研究”将是下一步提升民族研究的实现途径，也就是“用全面的整体的观点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研究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及其发展变化，研究我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几千年里各民族来来去去不断流动的状态和趋势，不要仅局限于现在的五十几个民族的分别研究”。这是因为“我国民族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相互掺杂得厉害，孤立地看一个民族历史不容易看得出它的特点”。由于单一民族研究视角缺乏整体观，费孝通主张和赞同将民族研究纳入类似综合考察活动的区域“宏观的研究”之中。
长期以来，中国民族学界缺乏对民族关系的全面、深入研究，特别是区域性的民族关系研究。作为中国民族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族关系有所涉及，保留下不少珍贵资料，但是仍然主要以少数民族中的单一民族作为编撰单位。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费孝通就已经感受到民族学界将民族研究局限于少数民族的倾向，认为民族概念不应忽略掉汉族。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既要有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费孝通多次呼吁要扭转民族研究偏重少数民族中的单一民族的研究倾向。费孝通向民族学界建言，“过去我们搞民族史大多是一个一个民族地整理，我看不如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搞。因为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一向不是孤立的”。在六江流域综合考察活动的鼓舞下，研究民族历史的学术进路被费孝通划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把每个民族搞清楚，然后再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把这地区各民族的关系搞清楚，最后要把整个中华民族形成过程搞清楚。”1985年，费孝通在回顾潘光旦的畲族历史问题研究时郑重声明，“过去多少年来把各个民族孤立起来研究的时期可以结束了，因为这已不适应当前我国新形势的发展”。
1982年5月的武汉座谈会讲话是费孝通有关走廊思路最为详尽的阐释。六江流域综合考察活动启动在即，促使费孝通选择旧题重谈，着重从民族调查、民族识别问题谈起。民族关系依然是主要的着眼点。费孝通将其倡导的区域研究单位阐释为“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并敏锐地发现要求识别的民族恰好“大多是夹在几个大民族中间”，混杂着相邻民族的某些特征，处在民族交错的区域和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分合的历史关系能够解释这些区域民族的复杂面貌和现状。有待识别的白马藏族所在区域“正是一条民族接触的地带，这个地带是夹在汉族、藏族、彝族三者的中间”，“就是我所说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我也曾称它作藏彝走廊，包括从甘肃，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洛瑜地区”，“再下去到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的那加地区。这一带都是这一相似类型的民族”。走廊地带的现象为整体探讨中华民族“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对象和素材。因此，费孝通从走廊视角描绘出探索中华民族形成问题的学术蓝图：“上述几个复杂地区：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倘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由此中国民族走廊的主体格局被呈现出来，奠定了现今民族走廊研究的基本框架。
走廊、板块学说不同于内陆与边疆、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划分方式，更为强调历史维度下各民族、各区域之间关系的联动性、统一性和整体性。不过与以往的讲话有别，费孝通撇开板块区域，似乎将走廊地带视作最能解释中华民族形成问题的重要区域。在费孝通看来，走廊的廊道形态并非只取决于山川走势的地理特征，也与其处在不同板块或较大民族之间衔接、交汇的过渡地带密切相关。民族、文化应是理解走廊内涵的主要因素。这明显有别于费孝通从自然地理层面界定河西走廊等地理通道的传统内涵。因而走廊是中国多民族接触、互动的历史关系中形成的特定廊道区域，在中华民族的地缘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走廊视角下的民族历史关系可以视为中华民族形成问题的集中展现。
费孝通之所以如此重视走廊视角的阐释，与大瑶山瑶族的田野调查思考有莫大关联。在1983年6月为《盘村瑶族》撰写的序言中，费孝通开始思考中华民族的凝聚问题，透露大瑶山的瑶族案例为其带来重要启示：“我从广西大瑶山里的瑶族——他们只是分布在国内外各地的瑶族的一部分——的历史经过，从而想到中华民族的形成”。紧接着，他又道出研究走廊的另一层重要目的：“因为我意识到从这微型的研究里确是接触到了贯穿在各民族历史中具有一般性的规律。怎样把实际的观察和分析，提炼出我们各民族形成的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理论，也许是我们这一代研究民族的学者必须认真对待的任务。”费孝通以瑶族为例，主张树立类型，进行比较，归纳各民族的共性和个性。他认为，要“以地区为研究对象”，建议开展“南岭山脉的民族走廊”综合调查，对瑶、苗、畲等“相似类型的山居民族进行比较研究”。就总体的研究方法而言，大瑶山的瑶族案例说明宏观研究与微观调查殊途同归，可以共同作为论证中华民族形成问题的支撑方法。前者“就是拾起中华民族形成过程这个课题进行研究”，再下沉到具体的微观层面。也就是说，“研究各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向微观方面发展的研究工作。我们在广西大瑶山的研究就属于这个性质。我并没预料到在广西大瑶山的微观研究会在理论上和宏观上与中华民族的研究是统一的”。走廊民族文化现象的调查研究经验是激发费孝通思考和探讨中华民族格局、特点的重要学术动力。费孝通注重的民族历史研究不仅仅呈现历史过程，更重要的是能够与微观调查互补结合，总结出各民族分合关系的规律。
如何理解中国的“民族”概念是费孝通首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根据以往民族调查研究积累下的经验知识，费孝通多次谈到西方的民族概念不能生硬地套用于中国民族研究。特别是大量的走廊区域案例表明，“民族来来去去，分分合合，在一定条件之下，不同来源的人融合成一个民族，但还各自保留着原有的语言”。这些现象提示费孝通“不要把民族看死了”，要看到“在中国这样长的历史里，民族变化多端，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且有些合而未化，还保留了很多原来的东西”，故而“以西方的现代民族的特征，来套中国民族，就要出毛病”。在费孝通看来，依照国情，中国“民族”概念的内涵可以分为不同层次，中华民族作为整体“又是许多相互不能分离的民族组成。组成部分之间关系密切，有分有合，有分而未断，合而未化”。复杂的民族关系促使费孝通更加认识到中国“民族”概念的独特性，“希望理论界应当积极地从中国的历史过程里去理解中国民族的性质”。
为阐明“民族中包括民族”的逻辑，费孝通对中国“民族”的构成作了初步的剖析解释，将之分为“中华民族”、识别出的五十六个民族与识别出的民族中“包含着若干具有一定特点的集团”。后一类“民族”包括了费孝通调查过的广西瑶族中若干不同名称的瑶人，如花篮瑶、茶山瑶等，或是贵州苗族中的红苗、青苗等。中国“民族”内涵的层次划分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阐释理清了模糊、歧异的概念，搭建起中国民族构成的认知框架。“民族”构成的层次划分也说明费孝通理解的“民族”概念与西方“民族”概念有很大的差异，并不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诚如有学者所言，费孝通运用的“民族”概念是不包含政治含义的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概念。不同名称的瑶人被归入“民族”之列则暗示，费孝通对“民族”概念的理解绝非单纯源于理论的辨析，而与其在西南民族地区，特别是走廊地带的调查研究经历和思考密不可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费孝通的民族研究逐步转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等领域。边区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使费孝通的学术关注面向从历史转向现实。在“八访甘肃”的调查经验基础上，费孝通力图充分发挥民族走廊的地缘经济优势，推动民族走廊向经济走廊的转型。但是费孝通依然认为作为多民族接触地带，走廊区域的经济发展脱离不开民族互动关系历史过程的基础性研究。1991年10月费孝通为继续探讨西南多民族山区经济发展问题，走访武陵山区。事后撰写的《武陵行》在进入经济问题之前，坚持先引入历史的审视眼光，指出武陵山区同样是“多民族接触交流的走廊”，也是“不同时期入山定居移民的一个民族熔炉”。有别于以往的走廊思路，费孝通更为着眼于走廊内的民族关系现状，认为各民族“长期在一个地区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已形成了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你我之间既有区别，又难分解的多民族共同体”。类似走廊地带的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要重视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共同体”。
为此，费孝通提出多民族经济协作区的计划，筹划和推动在黄河中上游西北多民族地区、西南六江流域民族地区、南岭走廊民族地区、武陵山区山居民族地区、内蒙古农牧结合区等区域开展实施。经济协作区的选择充分考虑到历史形成的中国社会的民族特点，“从历史上开始就在不同民族的交错地带，建立了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久而久之，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文化区域。人们在这个区域中，你来我往，互惠互利，形成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格局”。历史与现实是连续的整体。各民族共生格局形成于类似走廊地带的民族交错区域历史关系中。这种格局，成为促进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动力，发挥着重要的潜在影响。
费孝通最后一次提到走廊思路是2003年致“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的贺信。简短的贺信内容成为总括费孝通如何定位走廊思路的学术声明。作为典型的走廊区域，藏彝走廊的研究意义被归结为两个层面：一是走廊内民族之间的交流历史和历史结晶，“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二是走廊内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对于我们从特定地区内部认识'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接触历史与现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我们担当'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也同等重要”。费孝通将理解中国民族以及世界格局中不同文化之间共存关系的学术思考同时反馈到民族走廊的阐释中，展现出费孝通民族研究学术理路的内在逻辑和层层递进的发展脉络。在某种意义上讲，民族走廊既是研究中国民族的理想场域，也是理解“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关系的极佳场所。
三、结 语
围绕民族识别、民族形成和民族性质等问题，坚持中国民族的“多元”构成与探索中华民族“一体”凝聚力是费孝通晚年不断反思中国民族构成复杂性的一体两面。对民族识别余留问题的总结讨论是费孝通正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事实的表现。费孝通认为，要解决民族识别余留问题需要将有待识别的民族放回到区域历史的民族关系中加以考察。这是提出走廊思路的缘起。走廊视角下民族关系的阐释作用最初在于识别出单一民族。
民族识别的争议反映了西方现代民族分类方式对于处理如同中国这样各民族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关系状态的“水土不服”。在民族调查研究过程中，多民族文化交融现象同样不断给费孝通带来学术认知的冲击和新反思。费孝通很快从识别和研究单一民族的框架中跳脱出来，向学术界疾呼应当摆脱单一民族的传统研究束缚，在历史维度下引入区域研究视角。走廊视角下的民族关系转而成为探索中华民族形成问题以及讨论中国“民族”概念的重要研究素材和学术动力。
走廊思路或多或少受到功能学派、史禄国ethnos理论、西方民族概念等西学知识的影响。但是费孝通的学术理路说明，更为重要的是将民族研究思考的基础回归到丰富的历史过程以及调查案例的阐释和分析上。如同他在人生的最后数年间反复提到的那样，“一定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入的现场观察”。这或许是能够实现西方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有效途径。费孝通善于捕捉、处理走廊内混杂民族文化现象所带来的各种信息，从历史发展脉络中洞察到各民族之间传统的分合关系及其实现机制。这促使其试图修正民族识别后单一民族相互之间关系的割裂感。中国民族构成的层次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的提出正是费孝通提炼本土知识经验、构建符合中国民族传统历史关系的民族理论的结果。走廊内多民族依存共生的关系状态应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和而不同”关系，乃至“文化自觉”想法的最初学术灵感来源之一。
回顾费孝通走廊思路形成的学术理路，我们会发现，系统的历史梳理和深入的田野调查仍将是拓深民族走廊研究的主要途径，尤其应注重发掘、总结民族走廊多民族交往关系的特点、规律和机制。诚如石硕所言，“在民族走廊地区，我们要认识的不是民族之间的区隔与界线，而是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是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费孝通一再突出强调走廊视角下民族关系研究的重要性，事实上已经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为学术界指明了民族走廊未来研究的方向。
〔责任编辑 刘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