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究竟有没有“商业教育”

——以近代晋商与徽商为核心案例

肖伊绯

19世纪末,在欧洲的文化舞台上,活跃着一位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他频繁出入于欧洲外交界和文化界的沙龙,成为政治杂志的封面人物,他还用法文创作了多部作品,是第一个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作家。在中学西传的历史上,辜鸿铭、林语堂也只能瞠乎其后。他就是晚清的外交官，著名文学家曾朴的法文导师——陈季同。

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这样回忆陈季同，“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在法语联盟的课堂上，一位中国将军——陈季同在讲演。他身着紫袍，高雅地端坐椅上，年轻饱满的面庞充溢着幸福……他的演讲妙趣横生，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中国味，这是一个高等人和高级种族在讲演。”就是这样一位传奇似的文化使者，在其众多的法文演讲中，第一次向西方公众展示了中国文化的诸方面传统、成就与弊端，而我们在一百年后返过来阅读他的法文演讲稿的中译本，尤其显得亲切而生动。

陈季同的《中国的商业教育》一文阐示了一套非常成熟的观念，即是中国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系统的专门的商业教育体系，中国人没有商业教育的传统和观念，中国人的“商业教育”只不过是一种商业从业人员的内部技术培训，以及对运行规则的适应与遵守。陈氏以为，中国人的“商业教育”从来就是一种职业附加的规则导向，而很难成为一种登大雅之堂的学术研究与知识体系。

陈季同的这一观念，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人的商业意识，事实上，即使百年后的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中，“商业教育”始终是一个国民教育体系中比较模棱两可的系统。虽然各式商业中等专业学校、商学院、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林林总总，可是这样的专业院校、部系的教育重点往往向两个方面倾斜，要么是往金融理论、金融政策法规教育上靠；要么是往商业发展史、贸易理论、贸易政策法规教育上靠，总体来说都是一些纸上的名词演练与概念速成，离真正的商业观念教育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商业专业实务操练相去甚远。

那么，中国的商业教育真的就是数百年来这一副模样，毫无专业性与系统化吗？在儒家世俗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的交互影响下，近现代中国的商业教育体系究竟有何变化？不妨从世人熟知的“晋商”与“徽商”入手，探究一下那些陈季同尚未触及的商业教育微观领域，获得一些关于中国商业教育未知的经验与认识。

晋商与徽商，是中国明清时期具有典型意义的商业团体，他们凭借地缘优势，以政府政策为依托，抓住时机，建立起各自的商业帝国。但是，在相同社会背景和国家产权保护的情况下，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导致了两大商帮在经营理念、用人机制、价值取向等方面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在用人机制（即人力资本）的选择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人力资本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即代表了不同商业教育观念体系下的运营理念。

　　

人力资本是包含人才选拔和通过上学、集中培训、在职培训以及“干中学”等方式所形成的、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等无形资本存量的综合。对于一个商业团体而言，人力资本同其他物质资本一样，要考量的是其投入和产出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人力资本的投入方面，晋商与徽商的相似之处颇多，譬如都非常重视人员的选拔和培训工作，但侧重点却各有不同。

首先，晋商对经理人的考核主要针对其宏观把握局势的能力，即“大局观”与把控全局的能力。著名晋商李宏龄经营以“蔚丰厚”为龙头的票号达四十年之久，先后担任过“蔚丰厚”票号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庄经理，他认为经商似同作战，每次战役的成败往往决定于作战思想和策略的正确与否。李宏龄的经商思想，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有整体、全局观，二、对待主顾的信义观，三、掌握行情，灵活行事，四、改换码头要先收放观，五、不断扩展业务观。李宏龄在其《同舟忠告》一书中强调，“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攻善守，多谋善变。”

与晋商主要看重经理人的“大局观”不同，徽商更强调经理人的出色的、精细的理财能力，对备选人的财务管理能力要求甚高，即所谓“举资负授诸掌计者，坐受成”。（详参：《太函集》卷三七；注：明代出身于安徽歙县商贾之家的汪道昆，后来考学做官，官位做到了南京工部主事、北京户部江西司主事、兵部职方司主事等职。汪氏所著《太函集》因论述有大量徽商的商业经营理念，被后世徽商奉为经典）

此外，工于心计和节俭自律也是徽商选择经理人的标准之一。徽商后代、清代经济思想家王茂荫在《条奏部议银票银号难行折》中就说：“以商贾之道言之，大抵能创一肆守一业者，其人必工心计，习俭勤，且旦夕以身入其中而又知人而善任，非是则败。” （注：王茂荫曾官至户部右侍郎，咸丰年间发起币制改革，曾被马克思写入《资本论》，也因之成为马克思笔下唯一一位有着改革精神与经济思想的中国官员）

其次，晋商、徽商均通过实践锻炼来提高从业者的素质，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培养考核来选拔人才，但二者在选才范围上存在差异。晋商选人主要以同乡为主，条件近乎苛刻，没有通融的可能。

李谓清《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载：晋商选拨人才，“年龄必须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身高须满五尺，家世清白，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辩给，举动灵敏。须仪态大方，习于礼貌，不惮远行者方为合格。”这一规定，几乎是一道为希望接受商业教育的人所设置的“铁门坎”，一些基本的“前商业教育”阶段所要求的基本素质，在此成为前提，再一次得以重申和强调。也由此可见，商业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高端教育，关于为人处世的儒家原则是先于商业教育之前即需必备的素质，商业教育不提供但必需这些前提素质。

与晋商“任人唯贤”有所不同，徽商在“唯贤”的同时，亦大多“唯亲”，既推选贤能，又照顾亲属。事实上，徽商选用人员大多来源于同族。一方面注重考核个人勤苦、谦和、忍耐、变通、俭朴、知义理方面的素质，另一方面也要顾及家族的利益，《茗州吴氏家典》载：“族中子弟不能读书，又无田可耕，势不得不从事商贾，族众或提携之，或从其他亲友处推荐之，令有恒业，可以糊口，勿使游手好闲，致生祸患。”

选才推贤之后，晋商与徽商都必然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即商业团体始终是以追逐利润为其目标，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也是如此，如何解决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问题？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强调的是对企业经营者有效激励与约束机制等问题的设计与创新，其中股权激励是其理论的核心。实际上，明清时期的晋商和徽商，在这方面已开先河，并带有各自的不同特点。 股权激励原则不但是近现代商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受教育者感同身受、切实遵守的重要商业原则之一。

晋商票号“股俸制”的“顶身股”，从其参与分红的情况上看，与现代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极为相似，能够起到有效激励和约束的作用。“票庄组织既然重人，一面收罗人才，一面用分红制度，笼络人心，使经理职员为谋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殚心戮力，经营票庄的生意。这种办法甚善，与近代西洋工业所推行的分润制度相似。清代票庄如此发达，分红制度是个很重要的因素。”（详参：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

与晋商不同，徽商所处的社会环境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宗族结构异常完备，族权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国家所提供的产权保护，因此，在人力资本方面趋于保守，主要依靠宗族的权利分配经营利润，对员工的激励与约束，也是通过宗族势力的影响来实现的。换言之，不仅从业者有收益权，宗族势力也渗透到分配领域中。

与晋商相比较，“徽州商人更愿意为其宗族效力，一般都怀有狂热的心态，一事当前，往往先替宗族着想，后为自己打算。为宗族办好事，甚至成为某些徽商终身追求的目标。”（详参：王廷元、王世华《徽商》）这种机制，所依托的是血缘和亲缘关系的强大亲情，而不是如晋商在经营中通过有效制度进行的。

勿庸多言，在商业团体内部的“法治”与“人治”，都是商业教育的重要课题，如何“依法谋利益”和“靠人求发展”都是一门静态的商业教育课程无法教授的。近现代的中国商业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张商业教育的成绩单，学员们（如晋商、徽商等）各有倚重，各有偏科，成绩参差不一。

商业团体预期收益的取得还要依靠商业团体内部及外部的约束机制，良好完善的约束机制为激励机制效率的有效发挥提供了保障。对约束机制的学习、适应、遵守和发挥约束机制的预检、惩戒、调整利益关系都是商业教育的重要课题，同样，这种商业团体约束机制的学习并非浮泛的概念理解，它也需要更切实的感同身受。

从约束机制上看，晋商票号经营中“财东自将资金全权委诸经理，系负无限责任，静候经理年终报告”，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每到账期，由经理谒请，约日聚会，办理决算。凡扩充业务、赏罚同人、处置红利，全由财东裁定执行。”（详参：颉尊三《山西票号之构造》）所有者虽不参与经营活动，仍可以通过账期考核来进一步优化掌柜的人选。

与晋商有所不同，徽商则突出了宗族制度中家长制内部约束，以及族长式以乡约民规为主要内容的外部约束，徽商在经营过程中也出现了两权的分离，只不过产权的所有者往往因为“因习举业，不暇经商”，而将资本“择贤能者委之”。（详参：休宁《西门汪氏大公房挥佥公支谱·明经栋公传》）受委托者也多是“宗族亲戚”中“才可贾”者（《太函集》卷三五）。徽商财东在委托经理人之后，并不像晋商一样对商号决策概不过问，而是“诸子弟从游，分授刀布”后，仍要“左提右挈”，参与决策（《太函集》卷七）。

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必须与物质资本增长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否则，人力资本的投入会对经济增长起到阻碍作用。这些抽象的商业教育理论，在近现代中国的商业团体之中均有切实可行的商业制度加以实现和保障。

晋商在清代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人力资本体系，股俸制所反映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更体现出经营者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设计理念。也正是因为如此，晋商在衰落的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负面效应的作用也十分明显。在晋商发展的前期，身股数只相当于银股数一半左右，后期身股数则超过了银股数。比如：“大德通票号1889年（光绪十五年），银股20股，身股9.7股，身股为银股的48.5%；而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银股仍为20股，身股增为23.95股，身股为银股的119.75%”（详参：黄鉴晖《山西票号史》）。经营者对股俸的投资远远超过了企业的经济增长率，致使晋商经营所获利润大部分被经营者作为回报加以分割，影响了资本以更大的规模向其经营领域追加投资，也使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的风险与收益失衡。

比之晋商，徽商的人力资本体系则相对不够完善，其激励和约束机制都被浓厚的宗族色彩笼罩着，在经营过程中其资本规模、业务范围和管理机制中都反映出这一点，管理者与经营者的理念差异也限制了徽商创新的步伐。

晋商与徽商的商业教育体系中都有传统文化、信用文化、移民文化的影响烙印，只不过基于地缘文化的晋商，与基于血缘文化的徽商在人力资本综合影响因素下的表现方式是迥异的。这些各具特色、各有差异的商业教育传统，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之后，终因历史原因，逐渐宣告解体，皆已不复存在。

不难发现，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南北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多次国际国内战争，覆盖面广且持续不断的战事，对农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高强度消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多次政治运动与经济动荡，使得这些曾经深潜于中国社会根部但又深刻影响着近现代中国商业发展的商业教育体系逐渐土崩瓦解，终归毁弃不名。

如今，类似于晋商与徽商的商业教育体系，自然是不复存在了，可他们曾经创造的商业文明与文化，还在继续为后世所传承与研讨。取而代之的各式中高等商业教育学科及院校体系，乃是从现代工商管理学层面上的理论与实务上着手，对有志于此领域的学子进行现代化“商业教育”。

当然，如果能在“现代化”教育的基础上，再因势利导的注入那些百年间可资传承与弘扬的，诸如晋商与徽商之类的地缘性商业文化特色因素，恐怕这样的“商业教育”才会更具中国特色与时代活力。如果真能如此更进一步，恐怕才能让陈季同当年所谓中国向来没有商业教育之说，彻底得以改观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