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四年，即墨县海边漂来了一艘“高丽渔船”

此前，曾给大家介绍过这样一段历史：乾隆年间，有艘来自福山县的商船，在从辽东返航的途中，被大风吹到了朝鲜半岛。李氏朝鲜王国方面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在核对船只信息和人员身份之后，将对方经陆路送回到了边界处的“凤城”（丹东的凤城，内容详见：乾隆五十六年，登州府福山县一艘商船被风吹到了朝鲜半岛）。

乍听此事，感觉有些“传奇”。但如果详细查询史料的话，就会发现：清代在胶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之间的这种船只漂流过界的情况，时有发生。

刚才提到的，是从胶东半岛吹到朝鲜半岛的例子。而朝鲜半岛方面，也有漂流到胶东半岛的船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在莱州府即墨县海边，就曾出现这一情形。

一百多年后的同治年间，即墨县在编撰县志时，将此事记载在“大事·灾祥”篇章当中。志文称：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大风雨一日夜。木尽拔，禾更损。雄崖所飘来高丽渔船一只，船上六七人。”

这段记载虽然简略，但基本要素还比较完整。时间为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地点是即墨雄崖所，人物和事件是高丽渔船漂来，原因则是“大风雨”。

以上要素当中，时间应该是最关键的一点，从中可以推测出很多隐含信息。

从六月二十九日（农历）这个时间来看，当时为夏季。而夏季在胶东半岛出现的“大风雨”，通常都是台风效应。

在这一事件当中，台风主要起到两个作用。首先，提供了超越寻常的动力，使得渔船的漂流距离大大增加。其次，胶东半岛的台风大多是从东、从南而来，这个方向也与胶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位置相符。

就位置而言，胶东半岛在西，朝鲜半岛在东。在西（北）风较多的冬季，胶东半岛的船只容易被吹到朝鲜半岛。反之，在东（南）风较多的夏季，朝鲜半岛的船只也容易被吹过来。

在古代，人们虽然掌握了一定的天气观测知识，但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显然难以预测台风的走向。否则，渔民也不会冒险出海了。

总之，各种因素的交织，使得这艘“高丽渔船”最终被吹到了即墨县海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李氏统治下的王国以“朝鲜”为正式名称，但在清代，民间仍习惯以旧称“高丽”呼之。比如，清末胶东有“闯高丽”、“高丽客”之说，而部分县市也把草莓称之为“高丽果”。因此，《即墨县志》记载为“高丽渔船”，也可以理解。

外国船只漂来，地方上自然不敢擅自处理。按照规定，此事要逐级上报至清廷中枢，由后者做出决策。

虽然暂时查找不到清廷处理“即墨县雄崖所漂来船只”事件的记载，但在同一年，时任山东巡抚阿尔泰报上来的一份奏折，跟此事却颇有相似之处。

奏折的详细内容暂不得而知，但通过题目也可获取一些相关信息。奏折的题目是《题报即墨县燕儿岛地方被风漂来朝鲜国民郑世胄等人事》，时间是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前后对比，即墨县、朝鲜人、被风吹来这三个因素基本相同，而时间上也在当时交通条件造成的延误范围之内。只是地点出入比较大。即墨县志的记载是“雄崖所”，奏折中说的是“燕儿岛”（现在所说的燕儿岛，通常指的是青岛市区浮山湾一带），这到底是是不是一回事呢？

就笔者的个人观点来看，这两者应该指的是同一事件。因为，外国船只如果一年漂来两次，县志应当不会遗漏，而即墨方面仅记载了一次。并且，在清代中枢的奏折当中，关于乾隆二十四年即墨县船只漂来的上报也只有一次。两相印证，可以大致推定出前面的结论。

至于“雄崖所”和“燕儿岛”的地名出入，笔者则倾向于“燕儿岛”。毕竟那份奏折是在乾隆二十四年事情发生不久后就撰写的，在时间上算是第一手资料。而同治年间编撰的即墨县志，距离此事已经过了百余年，记忆可能出现偏差。此外，中枢的奏折与地方的县志相对比，显然前者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要更高。

不过，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雄崖所”和“燕儿岛”其实指的是相近的地方。

说有出入，是就现在的地名和位置而言。如今所说的“燕儿岛”位于青岛市区的浮山湾畔，而雄崖所在丁字湾，两者之间的距离超过百里。但在清代的即墨县志当中，并没有提到“燕儿岛”的所在。假如当时丁字湾当中、雄崖所附近，也有一座“燕儿岛”，就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

然而，结合海岸线的走向来分析，这种假设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雄崖所位于丁字湾的里部，周边岸线相当曲折，外海上的船只如果被大风吹来，多半在丁字湾口的栲栳岛附近就搁浅，很难行进到雄崖所附近。而浮山湾的燕儿岛直面黄海，船只被吹到此处的概率也相对大一些吧。

当然，事情发生的具体地点究竟在哪里，山东巡抚那份奏折正文的说法，才是最准确的吧。

地点虽然暂时不能确定，但此事的结局还是相对清晰的。在乾隆年间，由于船只吹来吹去的情况较多，清廷也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处理办法：逐级上报之后，中枢通常会下令由地方发给适量的米粮，然后选择合适的时间及交通工具，将对方遣送回国。乾隆二十四年，即墨县“高丽渔船”漂来之事，应该也是如此收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