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科举”阉割过后的中国古代州县官吏
“科举制”之后，中国历史上那些州、县官员们的能力发生了哪些改变？
用一句话总结，就是：
从此后，学历彻底压倒了能力！
当然，如果学历所学的，是真本事，那么学历本身就是代表了能力。
而古代科举之后的士人，所谓的学历，绝大多数全是空洞无物、与实践能力毫无关系的理论。
科举制之前，中国古代史上的州、县长官们是如何产生的。
东汉时，十七岁的良家子孙坚，在乘船由富春往杭州途中，路遇海贼。当时所有船舶都畏贼而不前，纷纷远驻停泊，以待贼退之后再行。
唯孙坚不忿，深以避贼为耻。乃不顾其父劝阻，一人提刀上岸击贼。
而他一个十七岁少年，如何单挑群贼？
先在贼人数百步外，以手左右麾指，使贼逞以为大队官兵来袭，然后海贼惊而逃循。
好一个少年孙坚，竟然单刀急追，斩首一级，从此得江东猛虎之名。
此后，按汉代制度，孙坚获得举荐。
郡府召为代理县尉，然后凭功逐次升迁，到黄巾之乱前，已经是下邳丞，至少已经是县长级别了。
- 那时代，想当官，先得凭实际能力去闯出名声。孙坚只是其中一个代表性人物。
《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孙坚）年十七，与父共载船至钱唐，会海贼胡玉等从匏里上掠取贾人财物，方于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进。坚谓父曰：“此贼可击，请讨之。”父日：“非尔所图也。”坚行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罗遮贼状。贼望见，以为官兵捕之，即委财物散走。坚追，斩得一级以还。父大惊。由是显闻，府召署假尉。
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句章...众以万数。坚以郡司马募召精勇，得千余人，与州郡合讨破之。是岁，嘉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状，诏书除坚监渎丞，数岁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三国时代的州县官吏们，平时能治民务，能断文书。一旦有事，立即由文官变成了骁将。披甲执兵后，竟然又个个勇猛如虎。
- 例如三国名将吕布，张辽，徐晃等，史书上写着，全是先做郡吏然后从军，而不是职业当兵出身的。
- 还有董卓、刘备、陆逊等等，全是当过县令、县尉的。
所以，东汉末，中国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但四夷仍然服服帖帖，丝毫不敢趁机生觊觎之心。
有人或以为，彼时四夷不强。
那就错了，东汉末，鲜卑、乌桓、西羌，控弦战士从未少于过几十万，从来就没有弱过。
因为汉风太强，所以敌人再强也显弱。
如果自己弱了，那么纵使敌人不强，也仍然会觉得格外强。
宋朝之后，毎一个县官以上的职守，都是必须科举出身的。
宋朝推行“唯科举入仕”制度。
意思就是想当官，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如果考试通不过，那么无论他经历有多丰富、实际能力有多强，也休想当上官。
然而，科举考试的难度却决定了，必须脱离生产、脱离一切生活实践、十数年如一日的去“往死里读书”，才有可能万里挑一的中得科举。
如果既想通过经历去拥有大量实践经验，又想去考中科举，那无疑是在做梦。
所以，大宋开始，不仅文与武二者分道扬镳，官与吏也是泾渭分明了。
通过科举上位的官员，因为他缺乏严重实践，甚至是五谷不分的，所以大多数是严重脱离社会也办不了实事的。
当官，平时就是读一下圣贤之书，用圣人教诲养养胸中所谓的“浩然之气”，然后向下级发一发朝廷诏令，讲一些“一定要领会，一定要办好，一定要办实。”等等云里雾里的话。
至于怎样去领会，怎么才能办好？
具体的方法，读了半辈子之乎者也，却几乎没有社会实践的官员们，大多数是拿不出具体办法的。
那么实事得靠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吏员去办。
科举制推行以后，无论吏员把事办得多好，能力有多出色，他如果想像汉唐时代吏员般，去凭功绩能力升迁成官员，那是决不可能的。
州吏与县吏们，能力再出众，做事再勤奋，也是地位低贱。一日为吏，终身为吏，永远当不了官。
这样，因体制而让吏员们心理失衡，是必然的。
- 正如“君之视臣如土芥，臣则视君如寇仇”。
一个人若因为体制而使心理失了平衡，再要让他为体制尽忠，那是决不可能的。
勤恳办事只为谋生，谋生当然要爱财，那就是或者欺瞒、或者勾连，想办法摆平上官，能捞就捞，能贪就贪。
这样，实际在维持着州府与县府运转的吏员们，成了附在大厦梁木上的蛀虫。
而通过“科举制”产生的县令与知府们，大多数成了寺庙里的泥菩萨，如同摆设。
“一网打尽天下英雄”的科举制，让那些若生于汉唐时期会效仿陈汤、班超等人物，本可投笔从戎、八千里外觅封侯的良家子们，人人放弃了能力锻炼，一头扎入了“为考试而苦读书”之中。
正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这样的好处就是：
体制内再也出不了如三国曹操、刘备、孙坚这样的人物了，因为滋生这种人物的土壤，被制度干净彻底的铲除了。
故而，王朝再无亡于内患之忧。
坏处在于：
州县再无强臣。一旦遇上大事，比如大乱、大战，一旦有敌大兵压境时。
如宋末与明末。
大多数科举出身的县官与州官，这些人平时一肚子锦绣文章与圣人之言，虽然身为一州一郡一县之长官，治下有民壮上万、或数十万计。但因为没有应变能力，也没本事把人力物力组织起来转化成战斗力。
而拥有实际组织能力的吏员们，因为长期受体制歧视，自然不会为体制效死。敌人来了，无非就是换身衣服，有奶便是娘，也是自然而然，怪不得谁。
所以，科举制选拔出来的州县官员们，如果遇上敌军压城，就只有三条路可走了。
（1）上吊自尽。
所谓：“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他以为，自己一死就能显忠心了，却害得治下民众沦为了敌兵屠刀下的待宰羔羊。
（2）弃城而逃。
（3）举城投敌。
要让他们选练民壮，编伍成军，率励士卒御敌保境，那是决不可能的。倒不是不肯做，实在是不知道如何去做。
官与吏的区别，明末，清军攻扬州与江阴二战，作了教科书式的说明。
（一）史可发守扬州。
明末，大学士史可法统帅江北四镇兵力守扬州。麾下有军民数十万，背靠南江，依江南之富庶、长江水运之便，军械物资支援源源不绝。
然而史可法面对麾下十几万互不统属的江北大军，一团糟的纷乱，无从下手，便干脆束手不管，每天只是读书写字以示“必死明志”，这就是科举精英们的组织能力。
于是清军兵临扬州城外十余日，一朝攻城，扬州一日陷落，明军或降或溃，数十万人成了清军刀下亡魂。
史可法气节可嘉，然而能力与功绩如何，不说也罢了。
（二）阎应元守江阴。
江阴典史阎应元，不入流之小吏也。清军攻江阴。阎应元组织发动起十万义民，抵御二十四万清军挟两百余门重炮围攻。
江阴义军与清军激战，连折清军“三王、十八将”，坚守孤城八十一天，毙敌七万余人。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明末历史上，从未有哪个明朝县官、巡抚与知府有这种本事。
而在科举制没有盛行的时代，却不是这样的。
从两汉、两晋南北朝、唐末五代，乱世之时，郡、县的刺史太守县令们，多有能整军练兵、备战御敌，跨州连境以自保的能力。
几个割据的军阀凭一州之力，就能御敌于境外。例如东汉末的公孙瓒与袁绍，不但能逼退鲜卑、打服乌桓，还能强迫彼等提供兵马为自己效力。
唐末，藩镇割据州郡自立，相互混战，已经崛起的契丹（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欲趁机夺幽云，结果与晋王李存勖两次大战，皆损兵折将，头破血流，在其有生之年，契丹骑兵再未南下。
古代史有这样一个规律，
就是汉唐末期的州郡，多有能以一州之力拒强敌。
而到了宋朝之后，每逢王朝之末，虽以举国之兵支持，却也守不住国门。
历代一旦遇上外敌入侵，州县必定一溃千里，最后，王朝皆亡于外患。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唯科举入仕”体制的本质，就是封建统治者们设计出来、专门用于阉割治下子民们的能力的。
科举制的副作用，历代君王没有一个傻的，都是门清的。
- 如果天下郡县长吏，人人皆如东汉的孙坚一样，十七岁就胆敢单刀击群贼，那还了得？
科举制，就是为了消灭这种人物而生的。只是他打出了给天下寒门士子一个公平竟争机会的旗帜而已。
只要有利于统治，能把天下人变成驯服而温顺的奴才，便是可行的。
至于对外，有强敌上门时怎么办？
这种事，则当然不在考虑之中了。“宁赠外敌，不与家奴”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