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串谋捏造庚辰本购藏经过，无情嘲弄冯其庸（下）
最近40年以来，主要由于“红学大师”冯其庸的大力哄抬，所谓“乾隆时期钞本”、“脂砚斋评本”之一的“庚辰本”在“红学界”获得了崇高地位——不但最为普及的《红楼梦》小说版本、即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经由以“庚辰本”为底本校改而来，而且这个所谓“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的古抄本之一”也在2008年被北京大学专家组送选为首批“国家珍贵保护古籍”之一。
然而，“庚辰本”是汉奸陶洙（1878～1961）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亲手伪造，以“红学大师”冯其庸、“红学泰斗”周汝昌为首、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及所谓“民间组织”中国红楼梦学会为代表的“红学界”高层核心骨干人物早就对这一事实心知肚明。
1933年1月22日，胡适写就一篇长文《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并于当天在“庚辰本”钞本后的《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题记》中写道：“此是过录乾隆庚辰定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生平所见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这篇文章于1935年收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论学近著》，介绍了“北平徐星署”所藏的“乾隆庚辰本”《脂砚斋石头记》。胡适用其自藏的“甲戌本”对勘此本，认为此本的底本大概是一部“庚辰（1760年）秋定本”，“我们可以说此本是乾隆庚辰秋写定本的过录本”。
胡适称“庚辰本”的批语里有极重要的材料，可以帮助我们考证《红楼梦》的掌故，他写道：“我相信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
胡适还认为，“庚辰本”上“畸笏叟”的批语“证实”了他先前对所谓“遗失之残稿”中小说情节的推断。
前文指出，胡适在1921年写作《红楼梦考证》之前，就非常清楚上海书局的“悼红轩原本”《增评补图石头记》是根据广百宋斋铅版书局1885年出版的铅印绘图本《石头记》（《新增绘图石头记》）篡改、妄添、伪造而来，《增评补图石头记》跟他所推崇的“程甲本”和“程乙本”有重大不同，胡适非常清楚“悼红轩原本”《增评补图石头记》，特别是卷首陶洙绘制的“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可以轻而易举地证伪他推崇的“程甲本”和“程乙本”。
换言之，胡适早就非常清楚他关于《红楼梦》版本的论述完全是一派胡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早就研究过《增评补图石头记》的红学界高层人士，当然早就知道这一点。
“庚辰本”第八回正文的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
“甲戌本”和“庚辰本”，是胡适伙同董康和陶洙等人伪造的假古籍，亲笔制作者就是陶洙，这两部假古籍炮制的本意是为了哄抬胡适的学术地位。但是，胡适当时就非常清楚，这是两个很容易被识破的假古籍，稍作校勘研究就会穿帮。
正因为如此，胡适“私藏”“垄断”“甲戌本”30多年，说不出任何恰当的理由，受了很多批评，就是不拿出来供学界研究。
1930年，商务印书馆隆重再版《增评补图石头记》，胡适不但不敢让“庚辰本”面世，甚至从此都不敢大谈“红学”了。
长期以来，关于“庚辰本”的转手和购藏经过，学界通常以魏广洲的描述为信史。
鲜为人知的是，长期以来被奉为信史的魏广洲关于“庚辰本”转手经过的描述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深入考察这一谎言出笼的前后经过，不难发现周汝昌在炮制和维护这一谎言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推手角色。
换句话说，周汝昌早就知道历来关于“庚辰本”转手过程的描述统统是一派胡言，但他长期刻意维护这些谎言，将“宿敌”冯其庸及其大批“冯派专家”蒙在鼓里，戏弄于股掌之间。
关于“庚辰本”转手的详细经过，最早是由魏广洲所写的《追述〈石头记〉（庚辰本）发现与过程》披露的。这篇长文最初刊载于非正式刊行的1984年第五期的《古旧书讯》（上海书店内部刊物），但是直到1995年冀振武在《红楼梦学刊》当年第四辑上撰文《〈庚辰本〉的转手过程》予以转述，“庚辰本”转手的详细经过才广为人知，进而被奉为信史定论。
胡金兆所著《百年琉璃厂》（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有《浸淫古旧书八十载的魏广洲》一章，其中《觅得珍本古籍无数 首推“红楼”庚辰抄本》一节，简略述及“庚辰本”的转手经过，与冀振武的转述基本一致。
胡金兆是北京市文联退休编审，1934年生于北京，其父于民国初年任上海会文堂北平分局经理；琉璃厂是胡金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地，在此他目睹和亲历了很多世事变迁，认识这里各行各业不少人物，熟悉琉璃厂独特的风土人情，魏广洲就是胡所熟悉和敬重的一位“出色”的旧书业耆宿。在胡的笔下，魏广洲“亲身经历了近百年琉璃厂古旧书业的风风雨雨，是历史的活见证”。正因为如此，胡对于魏广洲所叙述的“庚辰本”的转手经过，是作为“信史”来概述的。
魏广洲《追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的发现过程》一文，今重刊于俞子林主编《书的记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第351～354页）。我仔细对比了1984年第五期的《古旧书讯》，发现这两篇文章正文一字不差。我将这篇文章全文抄录在此，为方便大家清晰阅读，我谨作分段的技术处理。
1949年，北京刚解放不久，搞字画的萧福恒来我家说，清末徐郙藏书中有一部写本《红楼梦》共八本，现在徐的后人想出手，问能卖吗。我说，得看看是什么样的《红楼梦》，全不全，你先拿头本来看看才好。
萧让我同上徐家看书，徐家住在西城大乘巷一号，我就跟他一块坐人力车去了，到了徐家，叫开大门，让进屋里，见着的是一位老太太。她把《红楼梦》八本，另有胡适写的题跋一本，摆在桌上给我们看。并说家藏的书全都卖了，就留下这部《红楼梦》，傅增湘给过现大洋三百元，没卖给他。这是为女儿看病用钱，想卖黄金四两（付款时可按金价折合流行纸币）。
我匆匆把八本书翻开看看，才知是前八十回的写本，每本十回，第七本还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每本都有“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的题字，后四本有“庚辰秋月定本”题字，确是旧抄。胡适手书题跋十一页，订成一本，题跋年月为“民国廿二年一月廿二日”。
当时我和徐老太太商量今天先拿头本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处图书馆联系联系。徐老太太同意了，但说最好别过一星期，不行就送回来。我答应下来，就拿了书和萧一起回家。萧叫我赶快跑跑，行不行要遵守信用。我对萧说，“您放心好了。”
我回家后，即将书包好，骑上自行车，飞奔北京大学图书馆长向达先生家（时住东四十条），又奔清华大学图书馆长潘光旦先生家（时住清华大学南院），不料向、潘两先生全说学校暂不能买此书。我原来设想的这两处都落了空。
接着我又想到几位收藏戏曲小说的专家，我先找杜颖陶先生（时住和内旧帘子胡同），又找傅惜华先生（时住东四北汪家胡同），最后找吴晓铃先生（时住宣外校场头条）。杜、傅两位先生全说没有四两黄金买这部《红楼梦》，又说本主要的太多。
吴先生说要留下看看，我说要否明天早晨决定，他说可以。
次日清早我又赶到吴先生家，他告诉我，郑振铎先生从上海到北京来了，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昨天晚间把这本《红楼梦》带给郑先生，已经留在他那里，你和郑先生认识，可以自己到六国饭店找他好了。
我听了以后，连忙骑上自行车，奔到饭店。我和服务员说找郑先生，服务员让我等着，不大一会，郑先生从楼上稳步下来，拉着我的手，很亲热地同我谈话，问我书的情况。郑先生说燕京大学可以买这部书，当即写了介绍信，让我去燕大找陆志韦先生。
我回家来，萧福恒正等着我，我把郑先生的信给他看过，他又去徐家通知我们办理此事经过，徐老太太但催快办。
第二天我又骑车奔海甸，先到燕京大学校长室，说陆校长没来，后到燕东园宿舍，才得见面。陆先生看过郑先生的信，叫我去找聂崇岐先生。聂先生住在成府蒋家胡同，和邓之诚先生住同院，过去我也认识。
见面后魏先生就问我，为什么好几年不给燕大送书。我说胜利以后，潘光旦先生叫我给清华大学图书馆跑新书，每月可作数百元；新华书店、龙门书店、三联书店的同业关系，有给照书的定价打八折至九五折的，收入可得数十元，我的生活赖以维持，可是精力也就全化在这上面了。
聂先生又问《红楼梦》怎么送燕大来的。我将一切经过从头到尾，都给谁看过了，某某先生说过什么话，都据实告诉他。
聂先生听后说：燕大从1946到1948年买了很多的书。每星期规定一天，由齐思和先生、孙楷第先生和我四人共同看书议价（还有一人是谁不知）。这部《红楼梦》要请孙楷第先生看过才能决定，得等一个礼拜。我说须回城里和徐家商量一下。
我回家后即找萧福恒，将聂先生讲的话一一说明，萧又到徐家去一趟，回来说徐老太太同意等一个礼拜。
次晨我就马上骑车奔往海甸成府，把徐家愿意等的话告诉聂先生，我就回来了。
一礼拜以后，又去海甸成府聂先生家，聂先生说，这书孙先生看过，可以要，但书价只能给美金七十元（折合黄金二两），我得到这个准信，赶紧回来，到家太阳已经落了，晚上即找萧福恒，说燕大要是要，只给美金七十元。
萧立刻去徐家商量，过了一夜，萧来对我说，徐家卖了。将这七本也叫拿来了，我说明早就去办。
次日清晨天刚亮，我就骑车出西直门直奔聂处，我说徐家同意卖了，这七本书亦拿来了。聂先生当即到学校办了手续，叫我把书送到图书馆找某某写一折合法币五万元的收条，把钱拿到手，这天是1949年5月5日。
我回城以后，立即把钱送给萧福恒，萧又送到徐家。当日下午，萧来我家说，徐家送我们俩每人一袋面钱。我说总算办成了没有白跑，就挺好。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三十年过去了。1978年间我有机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又看到这部书。这部书已经焕然改观，装裱为“金镶玉”，订成十二巨本，外加函套，妥慎保藏。回想当年，我为此书奔走，记忆犹新，可是当时预闻其事的郑振铎先生、陆志韦先生、向达先生、潘光旦先生、聂崇岐先生、傅惜华先生、杜颖陶先生都已先后逝世，知道此书的人不多了。因此我不厌其烦地把这部写本以及交涉收购情况详细记录下来，虽然比较琐碎，也可以说是这一珍贵写本流传过程中的一段插曲吧。
我要敦请关注真相的广大读者仔细阅读魏广洲活灵活现的叙述，有关“庚辰本”入藏燕京大学的时间、人物、地点一清二楚，跟陶洙、张伯驹和周汝昌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在《一代名士张伯驹》之《序》这篇纪念文章中，周汝昌写道：
我与陶心如（洙）先生结识，是由于张先生的中介，而我们三个是在胡适之先生考证红楼版本之后，廿余年无人过问的情势下，把“甲戌本”、“庚辰本”的重要重新提起， 并促使“庚辰本”出世，得为燕大图书善本室所妥藏——这又一直引向了日后的古钞影印与研究的崭新时期与步调。今日的很多研红之人，花上几个钱，便也手此一编，方便无比地发表文章，却不知早年我们那种缔造艰难的经历。（任凤霞著：《一代名士张伯驹》。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3页。）
在周汝昌的笔下，“庚辰本”被燕京大学购藏，竟然是陶洙、张伯驹和周汝昌三人的“功劳”，这可太神奇了。此前众所周知的是，“庚辰本”被燕京大学购藏跟陶、张、周三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呢！
更神奇的是，周汝昌在此前的回忆文章中并没有提及他和张伯驹陶洙三人的“功劳”，而且指出燕京大学购藏“庚辰本”是“由郑振铎先生的介绍”，这一说法与魏广洲的叙述相符合。
2003年5月22日，《光明日报》书评周刊刊发周汝昌的长文《评北京师范大学藏〈石头记〉抄本》，其中写到周曾向友人齐儆细问“北大本”（按即“庚辰本”）的情况：
他（按指齐儆）从北大本原藏者徐星曙先生（1938年去世）的女婿陈善铭先生亲访得知：北大庚辰本自1932年购于隆福寺后，从未转手出让过，只有抗战期间曾留在周绍良先生家一年，直至1949年5月，由郑振铎先生的介绍，直接售与燕京大学。所有经过一清二楚。
但是，“庚辰本”售出的价钱却有另外的说法。2001年10月18日，周绍良告诉当时到访的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曹立波：“陶心如抄过庚辰本。当时庚辰本十两金子, 己卯本一两金子。”“庚辰本的原本，（19）47、48年以前在我伯父家。1949年一根条子（一根金条，相当于十两金子）卖给了燕大。”（曹立波、张俊、杨健：《北师大〈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版本来源查访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117页。）
如果周绍良“十两金子”售价的说法为真，那么不但魏广洲“黄金二两”的说法是谎言，他关于“庚辰本”转手经过的叙述也会全盘崩塌——“一切记忆犹新”的卖书经手人怎么可能会搞错价钱呢？！看来，魏广洲的叙述值得仔细推敲。
从魏广洲的描述来看，自接受“徐老太太”和朋友萧福恒的卖书嘱托，到最终售出“庚辰本”，前后不到两个星期。胡金兆《百年琉璃厂》之《觅得珍本古籍无数 首推“红楼”庚辰抄本》一节也称魏广洲卖书“用去十天左右时间”。
由此反推，魏广洲接受“徐老太太”和朋友萧福恒的卖书嘱托，最早是在1949年4月21日。
我们可以合理推断，1949年4月21日或此后某日，萧福恒带着魏广洲来到徐星曙家，见到“徐老太太”（按，疑为徐星曙遗孀），“徐老太太”嘱托魏广洲代为卖书，“想卖黄金四两，付款可按金价折合流通纸币”。“魏当即和徐老太太商量，可否先拿一本，去和清华、北大（红楼）两校图书馆联系，成与不成很快就给答复。徐老太太同意了，但说最好别超过一星期，不行就送回来。”“萧也一再嘱咐，行不行都要遵守信用。”
当天，魏广洲回家包好书，骑车先后找了“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先生”和“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潘光旦先生”，“不料向、潘两位先生异口同声，都说学校暂不能买此书”。
魏广洲的找“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先生”的叙述也有问题，因为向达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是在1953年，此前只是北大历史系的教授。这一点，熟悉向达的魏广洲在《贩书杂记》一文中写得很清楚：
向达先生（1890—1966），字觉明，湖南人，土家族。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约从1953年，他又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一向办事认真的向先生，亲自采访图书以充实馆藏，无论多少书贩送书，他都过目检阅，对送书人说话和蔼，平易近人。每次送去的书都要当时看完，有时看到下午一时多才回家吃午饭。（魏广洲：《贩书杂记》。秋禾、少莉编：《旧时书坊》。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第一版，第386页。）
既然向达是在1953年才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魏广洲在1949年4月去找“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先生”，当然是不对的。
不过从善意的角度来看，这或许仅仅是魏广洲回溯往事时对向达的一个尊称，而不一定是谎言穿帮的铁证。据《贩书杂记》一文，向达曾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建国后又“经手给北大图书馆买了很多善本古籍和罕见孤本及朝鲜刻本”（同上，第387页）。因此自1932年中秋就结识向达，以后经常给他送书的魏广洲，拿着“庚辰本”首先去找向达，也是合乎情理的。
魏广洲在向、潘两处碰壁之后，“只得另投门路”。也许是在碰壁的当天，也许是在碰壁的次日，甚至可能是在碰壁的几天后，魏广洲又先后找了杜颖陶、傅惜华和吴晓铃。“杜、傅两位先生全说没有现成的四两黄金买这部《红楼梦》，并说卖主要价太高。吴晓铃先生则说，要留下看看，约为第二天再谈。”
接下来，魏广洲叙述得实在“太精彩了”，进入了“忘乎所以”的“化境”——
次日上午魏又到吴先生家，他告诉魏说：“郑振铎先生从上海到北京了，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书已带给郑先生，你和郑先生认识，可直接和他去谈。”
于是魏又赶到饭店，经服务员转达，很快郑先生从楼上下来，很热情地询问了此书的来历。郑先生说，此书燕京大学可买，当即写了介绍信，让魏去燕大找陆志韦先生。当时就把书带回。到家后见萧正在等他回信，魏当即把郑先生写的介绍信给萧看后，又一同到徐家说明此事的进展情况。
次日晨魏带书去燕大找陆校长，陆先生看过介绍信后，叫魏去找聂崇岐先生。魏也认识聂先生，就赶到成府蒋家胡同，魏向他从头至尾介绍了经过情况，聂先生听后说，燕大从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买了不少书，但规定每周只有一天办理此事，一般由齐思和先生、孙楷第先生和聂等四人共同看书议价，这部书需请孙楷第先生过目后才能决定，这就需要等一个星期。
魏当即把书留下，并进城立刻找萧一同到徐家要求延期，征得同意后，次日又去燕大回话。
结合上下文来看，魏广洲见到郑振铎、郑为之写介绍信的日期，最晚是在1949年4月25日，则魏找燕大陆志韦和聂崇岐最晚是在4月26日，27日又去回话。
“一周后”，1949年5月4日，魏广洲再访聂崇岐，聂称孙楷第先生看过可以要，但价钱只能给七十美元（折合黄金二两）。“魏得此准信后，又进城找萧说明燕大所还价格。萧即到徐家商量，徐家同意按此价出手，并将另外的七本及胡适题跋一本一起交出。”
1949年5月5日上午，魏收好书，“直奔燕大聂先生处，聂先生立刻到学校办理手续，让魏把书送到图书馆认收，收款后由魏代开收据，然后进城把款交萧转送徐家”。“后来徐老太太送魏、萧每人一袋面粉钱作为酬金。魏认为酬劳多少无所谓，总算办成了一件事”。
魏广洲的叙述有什么问题吗？问题相当严重。2009年4月29日，承蒙南京匿名学者“孤鸿道人”来信赐告：
那个描述“庚辰本”入燕大的文章，最终的漏洞出在郑振铎身上。按照文中的时间排序，操办此事的当事人，拿到郑振铎的推荐信，应该是1949年4月的某一天。可是2006年出版的郑振铎日记（目前为止最全的），明确记载了郑振铎3月底就随新中国第一个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布拉格分会场）去了，5月中才回国。也就是说，这伙人搞“庚辰本”到燕大的时候，关键当事人郑振铎并不在场。
孤鸿道人在信中嘱还我认真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并撰文予以揭露。这真是“石破天惊”的大发现！1949年4月郑振铎不在北京的事实，令魏广洲活灵活现的谎言全盘粉碎性垮塌！
鉴于问题重大，我立即着手对有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搜集和查证。我查证的资料主要是两份：一是陈福康整理的《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一是上海《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5期所刊《1949年郑振铎日记》，这些日记与《全编》中“出席世界和平大会日记”（1949年3月29日至5月26日）内容全同，也是陈福康整理发表的。
《档案与史学》对《1949年郑振铎日记》作了较为详细的背景说明，现概述如下。
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决定组织代表团赴法国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22日和23日，正在北平筹备第一次全国政协大会、第一次文代会和第一次全国学术工作者会议的代表推选出40人，组成了以郭沫若为团长、刘宁一和马寅初为副团长的大型代表团，郑振铎是代表之一。
代表团于3月29日乘火车离开北平，经苏联抵达捷克斯洛伐克。
4月20日，世界和平大会同时在法国巴黎和捷克首都布拉格两地举行，中国代表团全体出席布拉格会场。
会议完成后，代表团于5月12日启程回国，5月25日傍晚回到北京。
郑振铎当时的日记被完整保存了下来，正好是从代表团出发的一天到回国的一天。从郑的日记来看，代表团的回国之旅最后是乘火车经苏联进入中国东北境内，一路南下，走走停停，于5月25日下午五时许抵达北平东站。
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25日和26日两天的日记没有提到郑振铎的下榻之处，但26日的日记写到“二时许，至二楼会客厅开会。出国代表团，至此已正式宣告结束了”，可见郑下榻之处应是某宾馆饭店。这个地方是不是魏广洲所说的“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呢？很可能不是。
据刘宁一《周恩来与建国前后的人民外交》一文（网上可检索查阅），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团临行前住在“北京饭店”：“3月27日下午3时，代表团在北京饭店集会，讨论通过了代表团的任务与组织章程，然后请周恩来同志作临别谈话。”从情理来推断，代表团回国后也应是住在“北京饭店”，而不大可能住进“六国饭店”。
北京饭店。
从郑振铎进京的时间、地点和经过来看，魏广洲称郑（于1949年4月）由上海赴京下榻六国饭店，还有什么给他开介绍信，完完全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是魏广洲误记了“三十年前”的事情吗？可魏广洲分明写到“一切记忆犹新”！
难道“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是农历日期？查“日梭万年历”，1949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正好是公历6月1日。如果魏广洲真的是在这一天卖出了“庚辰本”，按其叙述反推，郑振铎给他开介绍信的时间是在公历5月24日——此时的郑振铎还在南下进京的列车上呢！
就算魏广洲见到郑振铎的时间是在5月25日或26日，为燕大收购“庚辰本”写介绍信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在郑振铎的日记中连半个字都没有！魏广洲的谎言至此彻底败露，所谓“庚辰本”转手过程的叙述根本站不住脚——而这恰恰证明陶洙、张伯驹、周汝昌合力贩卖“庚辰本”才是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
魏广洲关于“庚辰本”转手经过的叙述是通盘的谎言，这一事实自然引向对周汝昌历史角色的严重怀疑。周汝昌明明知道所谓“1949年5月，（“庚辰本”）由郑振铎先生的介绍，直接售与燕京大学”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为什么长期不予揭穿，反而引为“一清二楚”的信史呢？
魏广洲在1984年“不厌其烦”地编织和发布毫无根据的谎言，难道他不怕被当场揭穿吗？是名利心太炽促使魏广洲铤而走险，还是他参与了一个精心筹划的合谋骗局甘当枪使呢？这个骗局主谋是谁？参与其事者几何？这些人到底要骗谁？周汝昌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获得了什么利益？
陶洙伪造的北师大本（左）跟庚辰本（中）和己卯本（右）笔迹的对比。
从现有公开的资料来看，最早声称“庚辰本”是“解放以后经郑振铎先生介绍由燕京大学收藏”的人是齐儆和徐星曙的女婿陈善铭（参见冯其庸著：《论庚辰本》“重印后记”。转引自冀振武：《〈庚辰本〉的转手过程》。《红楼梦学刊》一九九五年第四辑，第86～87页）。
齐儆是周汝昌的老朋友，早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四川大学任教时就与周交好，两人兴致勃勃地共同研究“曹学”（参见“中华文史网”上周汝昌《怆悼金启孮先生》一文）。最早散布齐儆和陈善铭熟知“庚辰本”递藏经历的，恰恰就是周汝昌（参见周汝昌：《异本纪闻》。《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二辑）。
周汝昌完全知道齐儆和陈善铭所谓“1949年5月，（“庚辰本”）由郑振铎先生的介绍，直接售与燕京大学”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为什么还要公开推举呢？谎言的制造者，舍周汝昌其谁？！
这一谎言的首先上当受骗者，不是别人，正是“泰斗”周汝昌的“宿敌”“红学大师”冯其庸！
1980年，冯其庸在《论庚辰本》“重印后记”中就简略地描述了齐儆和陈善铭告知冯有关“庚辰本”转手经过的“石破天惊”（冯其庸语）的信息。周汝昌对此不致一辞。
1995年，冀振武在《红楼梦学刊》当年第四辑上撰文《〈庚辰本〉的转手过程》，转述魏广洲的谎言，周汝昌同样不致一辞。
冯其庸难道不知“庚辰本”是陶洙伪造的吗？当然不是。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就仔细研究过“庚辰本”和“己卯本”原本的冯其庸，当然知道“庚辰本”正是陶洙亲手伪造。“己卯本”中陶洙亲笔抄补的第二十一至第三十回正文及批语的笔迹，跟“庚辰本”对应回目中的笔迹一模一样，以至于这一事实被揭穿后，“红学界”竟然妄断陶洙是“影抄”、“描抄”、“仿抄”了“庚辰本”。
庚辰本和陶洙“抄补”的己卯本正文及朱批笔迹对比。
冯其庸明明知道“庚辰本”是陶洙亲手伪造，为什么还要公开相信齐儆和陈善铭，毫不质疑魏广洲关于“庚辰本”转手经过的连篇鬼话呢？
众所周知，冯其庸对“庚辰本”“一往情深”，不但曾“工笔小楷”仿抄了一部“墨色灿然，精光四射”的“冯抄本”，而且主持了历次以“庚辰本”为底本校注《红楼梦》通行本的工作。“庚辰本”是冯其庸的“学术地位”赖以确立乃至“登峰造极”的根基，而关于“庚辰本”转手经过的叙述恰恰又为“庚辰本”提供了一件无与伦比的“合法性”外衣。
冯其庸的可悲在于，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合法性”的外衣正是其“宿敌”周汝昌随手扔给他的。
周汝昌在《异本纪闻》一文中写道：
“争版本”，严真伪，斥篡乱，是我们四十年来的中心工作之一。……从成绩来看，我个人十分佩服冯其庸同志。他最近付梓的《论庚辰本》（按，指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4月第1版），是一部多年来少见的有质量的版本专著。我所得闻于读者方面的反响，一致推许这是一部工力深厚、认真严肃的学术论著，澄清了很多的人为的混乱问题，提出了严密的而不是主观的看法。本文并不拟对这部论著做具体的介绍或评论，只想说明一点，尽管我们之间在个别问题上看法也有差异，在多数问题上，彼此意见是一致或者接近的；但他治学的精勤细密，却是我自愧弗如的。
其庸同志在开卷就注意探寻《庚辰本》的来历，这一点我们也是不约而同。我们除了知道是徐氏旧藏，再想追索更早的来由，就难以为力了。
幸好，最近四川大学哲学系老师齐儆同志，忽然提供了一项难得的资料，因乘此文之便，记述下来，也足备红学版本史上的一段掌故。
（周汝昌：《异本纪闻》。《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二辑，第159～160页。）
在我看来，周汝昌的以上几段文字，句句都是对冯其庸无情的“捧杀”、恶毒的嘲讽和残酷的戏弄。遭此劫难的当然不止冯其庸一人，冯派“红学家”，乃至整个“红学界”都被周汝昌揉捏于掌心之中。
冯其庸，乃至“红学界”任何信奉“庚辰本”的“红学家”，敢于否定“庚辰本”，揭穿数十年的骗局，公开与周汝昌叫板吗？如此一来，冯其庸们数十年苦心经营的“学术生命”和“大厦”将一朝瓦解，粉身碎骨。
“庚辰本”的“合法”存在，最大“功用”就是“腰斩红楼”，将现存曹頫原著的后40回定为“续作”。只要“续作说”还能够“合法合理”地存在一天，周汝昌们关于《红楼梦》“探佚”的连篇累牍的荒腔走板就将继续毫发无损。
周汝昌造假，本有“前科”。1973年左右，“曹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佚诗忽然面世，包括著名学者吴世昌、徐恭时在内的大批“红学家”上当受骗，为之鼓吹欢呼。1979年，周汝昌终于公开承认此试前六句是其“试补”。刘梦溪总结说：“聚讼多时，红学界为之惊诧的曹雪芹佚诗案，终于了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354页。）
但是，刘梦溪所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至少冯其庸阵营的“红学家”沈治钧和蔡义江等人就紧抓着周汝昌这一造假事件不肯放松，并指责周汝昌在其大作《红楼梦新证》中伪造了“清代诗人”“周氏《爽秋楼歌句》”《 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
沈治钧谴责周汝昌当年的造假使吴世昌、徐恭时、俞平伯、顾颉刚等“众多学者的一世英名，惨遭这起学术'骗案’的污损”（参见沈治钧：《日望西山餐暮霞——有关曹雪芹在西山诗词八首笺议》。《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三辑，第103页）；但是“周氏《爽秋楼歌句》”的造假，似乎最尴尬的是蔡义江，因为他就“误引”了“周氏《爽秋楼歌句》”为证，论证“曹雪芹死后应葬在西山某地”，自然也是“英名惨遭污损”，不得不在《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四辑上撰文解释说明。
照片中左二为陶洙。
周汝昌于1949年伙同陶洙和张伯驹高价倒卖“庚辰本”，也可见曾经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伪职的陶洙日子当时不好过。周绍良告诉曹立波，五十年代那会儿，“陶洙很穷”，所以周家就让陶洙发挥手艺补古籍旧书，给他一点钱。
陶洙自日寇投降之后，似乎一直在处心积虑地企图高价兜售“庚辰本”，我们从邓之诚的日记中可以看出端倪。
《邓之诚文史札记》涉“红学”的内容虽然极少，但是一些史实和人物对于理解“红学”的历史本质确有帮助。邓之诚与陶洙的关系最让我关注，但是在26年的日记中，只有一则简单的记述表明了邓陶二人的直接交往：
1936年11月20日 小陶来，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见示，大约脂砚即曹雪芹以宝玉自命者。
陶洙拿给邓之诚看的“脂评本”，到底是“己卯本”，还是“庚辰本”呢？
“己卯本”只是一个陶洙伪造“完美脂本”的工作底本，抄得一塌糊涂，陶洙拿这个“己卯本”给邓之诚看什么呢？尤其关键的是，“己卯本”上的什么批语能让邓之诚觉得“大约脂砚即曹雪芹以宝玉自命者”？
在我印象中，“己卯本”上没有任何批语能让人产生“脂砚斋”=“曹雪芹”=“贾宝玉”的印象，但是“甲戌本”和“庚辰本”上的批语就很明显。
“庚辰本”，鲜为人知的是，也曾长期在陶洙手里，陶洙为伪造“完美脂本”，以“己卯本”为工作底本，“庚辰本”就是他据以修改的范本之一。由于两个本子的笔迹非常相近，陶洙很可能一时不留神，竟然把先前夹在“己卯本”中的一个提示夹条，夹到“庚辰本”中去了。
“庚辰本”曾在陶洙手中，“庚辰本”上的“脂批”又能表明脂砚斋就是贾宝玉，就是作者“曹雪芹”，那么陶洙拿给邓之诚看的“脂本”是“庚辰本”吗？
1946年6月21日中午，邓之诚和友人到徐丽春处看古董字画，就看到“庚辰本”：
午偕献方往大乘巷四号徐丽春处看古董字画，其祖颂阁，其父仁曙，两代收藏以《宋拓淳化阁帖》、《绍兴半帖》为甲观。铜板《唐文类》亦难得，残本《左氏传》一册，活字本《博异志》一册，亦宋本也。分类《夷坚志》残册，似是明刻。别有《红楼梦》钞本八册，云是脂研斋原本，有胡适跋语，又为考一篇，则非吾所知矣。此外字画、砚、梓檀器具甚多。告以不可轻于出手，肆人鬼蜮不可测也。主人肴核称盛，且为新开陈酿，惜严暑不可耐，为勉进数觴，申初散。
邓之诚若1936年在陶洙手里看过“庚辰本”，十年之后就一点儿都认不出来了吗？
无论如何，从邓之诚的日记来看，陶洙确实就是“脂评本”的造假售假者。
邓之诚日记中关于陶洙的第二条、也是最后一条记录，写于1953年4月19日：
孙铮来，言闻诸陶心如，城中有由山西买来《脂研斋评本〈红楼梦〉》，与燕大及胡适所藏又有不同处。
这个“脂本”就是“甲辰本”。这条记录第一次验证了我以前的判断，即所谓“由山西买来”的说法跟陶洙直接相关，实际上这个说法就是陶洙发明的。
李经国撰《周绍良先生红楼梦研究侧记》一文则写道：
我曾经就庚辰本在入藏北大前在先生家放过一段时间的说法，与先生核实过。原来是某君想将此抄本卖弢翁（周绍良先生的寄父），就将此书送到弢翁家，因要价较高（一根条子），后来弢翁就退给了书商。近日又从周景良先生（弢翁幼子）那里了解到“40年代，确曾亲眼见过有人给弢翁送来一个《红楼梦》抄本，当时弢翁住在天津桂林路。后来经与（周）珏良核实就是后来归北大的庚辰本。此书在弢翁处放了没有几天——肯定不是外界传说的一年时间，因弢翁对此类书不感兴趣，很快就退回去了。”
那么，上文中的“某君”究竟是谁呢？很显然，除了陶洙，不会是其他任何人。
现如今，汉奸陶洙亲笔伪造的假古籍“庚辰本”堂而皇之成了“国家珍贵保护古籍”，这笔账到底该如何算呢？！
据《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名单》，跟“庚辰本”评审及鉴定意见直接相关的应是以下人员：
冯其庸（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
安平秋（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古籍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白化文（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教授）
朱凤瀚（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教授）
李 铎（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数据分析研究中心负责人）
沈乃文（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主任、研究馆员）
荣新江（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教授）
程郁缀（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中文系教授）
董洪利（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主任、教授）
戴龙基（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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