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岱宗 | 科技是否奴役了城市？

高小山说“人们为了生活而来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好而留在城市”，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如此描述城市。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城市发展越来越快。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智慧城市”应运而生。什么样的城市算得上是智慧城市？有什么特征？我国的智慧城市发展目前处于什么水平？智慧城市未来会是幸福的城市吗？未来，城市要往哪个方向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沉下心思考。以下根据刘岱宗老师2020年10月31日在高山大学、GMIC及腾讯公益基金会联合出品的“科学公益直播”的课程整理而成，经老师审核后公开发布。授课老师：刘岱宗，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中国可持续城市部主任，WRI中国办公室传播主任。

刘岱宗※全文5020字丨8分钟阅读※作者丨刘岱宗※整理丨邱施运※编辑丨朱珍人类的城市，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就诞生了。随着一个又一个技术的发展，城市一次又一次蜕变。在“这3000年来，城市都经历了什么？”中，我们透过历史滤镜，回顾了对城市发展举足轻重的15项技术，让城市变得更宜居、更智慧。今天，我们进一步探讨智慧城市的现状和未来。智慧城市的现状：为什么而智慧？今天的智慧城市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中国：城市投资型谈世界智慧城市，肯定离不开中国。 根据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德勤2018年的报告，在全球700多座自我定义的智慧城市中，中国占了500座，欧洲90座，美国才40座。 但平心而论，中国智慧城市的标准显得简单而表面。第一，“大显示屏”的智慧我们往往着眼于交通、消防、治安等大屏监控中心，仿佛屏幕越大，就越智慧。但随着今天移动互联网的强化，大屏前的中央决策其实意义已经不大，很多决策能在手机上以分散式接触进行。第二，“大数据收集”的智慧我们倾向于用各种大脑收集各类数据，仿佛数据越多，就越智慧。但我们却缺乏这些数据的应用机制——这就成了光有脑、没有手的大头娃娃型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运作的哪方面依靠收集的数据定夺，哪方面听凭领导人的智慧决策，需要一个流程和系统。第三，“404应用”的智慧众所周知，404代表着保密。就算一座智慧城市能分析、能执行很多事，如果无法向社会开放、让老百姓参与，这样一种不被感知的智慧，意义是存疑的。另外，这样的数据若无法被校验，也难免质量低下，由此，我们提炼数据的能力更是难以提升。印度：国家愿景型作为中国身后的追兵，2015年，印度中央政府提出了打造智慧城市的愿景，选取了100个城市作实验田。但相比之下，它资金没那么大，中央集权性低，这愿景无法由中央执行，必须靠真正掌握资源的邦政府推动。于是，中央政府仅仅负责设定目标、考核体系及定义，提出有关智慧城市的系统化框架；至于具体怎么干，全权交由邦政府及城市政府落实，中央不介入、不干预，连资金也给得少。 这其实是通过弱化政府的职能，实际上是强调了市场经济的主导和公众力量的参与及互动；也是借着智慧城市的市场技术革命，去倒逼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一点，或许值得我们借鉴。迪拜：技术至上型 vs 维也纳：民生为本型某位智慧城市专家曾在一个月内，前后考察了两座智慧城市：迪拜及维也纳。2018年，迪拜在世界政府首脑峰会上，宣布自己要成为世界最智慧的城市的宏愿；随之，它也迅速成立了一个叫智慧迪拜的特殊机构，并任命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人工智能部长作为智慧迪拜的领袖。但是这座智慧城市，并没有考虑市民的真正需求是什么。比如它在蓝图里将自动驾驶汽车设为了核心的发展方向，但在现实中，正常时段叫个出租车需要等上一个小时，而且没有其他交通模式可以选，街道上甚至没有人行道。而另一边，维也纳作为欧洲智慧城市的先驱，同样在推动无人驾驶汽车，但着眼点就跟迪拜完全不同。经过研究，它发现无人驾驶汽车总是在社区中穿梭，导致了本来宁静的街道变得烦躁而危险，衍生不少民生问题，于是对无人驾驶系统的站点、路径做了规划和限定。另外，它虽然强调无人驾驶汽车的划时代作用，但另一方面，仍积极优化公共交通系统，作为市民的主要出行方式。前者自上而下、后者自下而上的思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拉斯维加斯：囚徒困境型世界最大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在意识到把城市命运都压在赌博产业上的风险之后，也正往智慧城市转型。于是，它拿出城市核心区里的一块地域当作智慧城市的试点，让智慧产业无需复杂的流程，对自己的产品、技术进行试验，借此拉动整体城市发展的链条。然而这当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样的措施就算吸引来了科技产业，它们也不会以拉斯维加斯为运营中心，将办公室、资源转移过来，因为这里缺少教育设施、人才基础、福利体系。这意味着它把城市资源开放了，却不一定能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和经济机会。换言之，拉斯维加斯式的智慧城市，本身是另一场赌注——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很多三四线城市正面临的问题。未来，自己居住的城市要往哪个方向走，这问题值得我们沉下心思考。智慧城市的隐忧：技术沙文主义

这是一张著名的图——一家全天制的健身房建在二楼，而一楼“贴心”地在离大门不到十米处安装了两座手扶梯。但实际上，这些人既然是奔着运动而来，这样的距离完全可以走楼梯，没有手扶梯的需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为了供应技术而创造需求”的案例。 智慧城市的意义，在于借助科技让市民的生活变得更安全、便利、精彩——即：技术服务需求。但从中、美、印、欧的情况可以看到，现阶段智慧城市的一个主要通病，恰恰是被技术反客为主、牵着鼻子走，我称之为技术沙文主义。技术沙文主义主要体现在：一、自上而下，从技术精英的角度出发，不了解市民真正的需求，也忽略城市更大的挑战，如环境污染、社会平等和住房安全等难题。二、高估科技，以为更尖端的城市科技等同于更完善的解决方案。三、自我标榜，从上帝而非普通市民的视角来看待城市，把城市看作是展示技术和实现理论的实验场，不选择让老城更优更善，而是选择在一张白纸上从零开始建一座新城，堆砌各种能想到的尖端技术。四、忽略隐私，以了解市民为名，建立庞大的人类行为数据库。

无处不在的上帝视角，总是如同第三方在看一个培养皿或音乐盒里的城市，而非以人的视角、第一人称来观察这个城市从比尔·盖茨的智慧城市、丰田公司的编织城市、亚马逊的太空城市，我们都可以看见技术沙文主义的痕迹。城市问题，不总是科技问题。我们需要先提出正确的问题，再去创造性地解决这些问题。科技可以辅助我们发掘更新、更好的方案，但科技本身不是解决方案。一旦我们陷入技术的蛊惑，我们将建立一个外表智慧的城市，但在这些“智慧”底下，却始终积累着负担老百姓的各种不便、不当、不平及不公。智慧城市的未来：人文驾驭技术问题在哪里，出路就在哪里。问题的反面，就是出路。任何城市，都是以人为本——先找到城市本身的需求和愿景；再在这个基础上，跨学科合作，重新审视科技和行政体制、社会文化的关系，将它们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服务城市的需求，从而带来更深层的变革。这才是科技真正的创造性。其中的科技，可分作五大要素：数字孪生设计、微型交通系统、智能生活空间、韧性调节体系（面对危机时的调节能力）、城市循环机制（资源安排上的效率及可续性）。

另外，雅克布斯认为，与其专注于优化城市的物理系统，我们更应该聚焦在拉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上——不断制造出偶然的互动与交流，让城市成为孵化新可能、新模式（如艺术、音乐、文化、时尚）的摇篮。而这些互动性，可以朝以下几个方向努力：一、提升人口的密度；空间越小、人越多，产生互动的机会就越大。二、增加人口的多样性；不同年龄、性别、种族、国籍、思想的人群，更能碰撞出新的机遇和火花。三、从建筑设计上，引导人群的互动性；公共广场、街景和社区的人性化设计思路，能引导着人们探索城市的魅力，并打开自己彼此交流。四、从体制开放上，促进民众的参与度；给予市民决策的权利，让大家参与到城市的成长和发展里，可以把城市本质分散的个体凝聚起来，让市民拥有归属感。而硬指标上，我们或许也可以借鉴旧金山RTKL团队前几年的调查分析。他们在过去30年里表现优异的50座北美城市中，发现了城市繁荣背后的一些共同规律。

拥有密集的核心区（每平方公里至少7800人），容积率不少于1。

核心区的边界清晰确定，同时高度错落有致，但一般不超过15层。

主干道的网络设在核心区外，区内则由次干道、生活性街道和支路连结。在这点上，北京CBD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主干道穿过核心区，把东三环分成了东区及西区，这对长远发展来说会带来一定的挑战。

核心区适宜步行，规模在1-4英亩之间、长宽比不超过4:1，步行通过的时间保持在5分钟之内。

核心区提供丰富的交通出行方式，同时排序上以步行、自行车、公交车、轨道车为优先。

核心区具备混合功能，支持多种日常活动——其中居住用地至少占25%，而最佳状态是办公、居住和零售商业各占三分之一。

核心区可用土地的开发量不超过50%，同时开敞空间及树冠覆盖面积不低于15%。

核心区内重要的开敞空间，如公园、教育设施，都应位于步行或自行车可达的范围之内。哪怕时过境迁，一些经验是不变的，因为它们代表着人性，和人性本质交缠在了一起。未来固然充满不确定，但在不确定性中，我们终能找到自己的确定性，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愿景，以及一些通往繁荣的原则规律。问答精选Q人口上，未来中国的一线城市应该增加、维持或是减少？像北上广深这种超级大城市的人口是否存在上限，而这都受到了什么因素的制约？刘岱宗：这是一个挺好、但也很大的问题，有点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 城市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农村的重复建设多、资源效率差，人们自然而然地汇聚到一起。不管是中国、印度、埃及等古文明，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城市，这证明了城市是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然诉求。在城市资源的高效率下，人们的幸福度会增加。据统计，在人口达到1000万以前，城市的幸福度增长都是正态的，效益大于弊端；过了1000万，效益增加曲线开始放缓，而弊端开始加快，像是交通、医疗、教育、环境等问题。随着人越来越密集，弊端会超过效益。然而，这曲线同时又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人们的生活方式、技术水平、社会体制，所以它很难明确表明问题本质是什么、人口上限在哪里。举个简单的例子，3000万人口可以宜居如东京，也可能窘迫如墨西哥、巴西。所以，现实中城市是否达到了人口上限，更多还是取决于政府的管理能力、人民的教育水平，而不是绝对人口。Q请问您怎么看待北京的智慧化水平或特点？中国二三四线的城市，在智慧城市的布局上有什么不同的痛点，以及相关的解决方案吗？刘岱宗：就像我们所强调的，一定要先理解城市的需求、目标、愿景，然后回过头来才能评价和判断北京在执行上成功与否。追求的价值观不一样，评判的方法、维度大相径庭，得出的答案也迥然不同。整体上，只要当地人觉得活得舒适、感到宜居，那或许就是一个智慧化城市的标志。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区别开“智慧”和“智能”。智能是形容技术的，而智慧是更广泛的概念，不跟技术绑定——有时候抛弃技术反而更智慧。智慧，还是要回到人本身。现在人们对智慧城市的认知，实际上更偏向智能。Q智慧城市的一大难题，是如何让以老人为代表的不敏于科技的群体不掉队而真正受益；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刘岱宗：智慧城市，应该是全市民共享的智慧城市。在城市规划中，你需要把城市里的各个群体，包括各年龄层都考虑进去，让老年人、孕妇、残疾人士等等都能参与进来。这也意味着在城市规划与决策过程里，我们需要建立健全的发言和反馈机制，让这些群体去充分表达他们体验的感受和想法。Q在智慧城市的愿景规划里，数据收集是几乎所有解决方案的底层基础；但与此而来，不可避免的是人们对隐私、对监控的担忧。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我们想避免被智慧城市追踪，就只有离开城市。您是如何看待智慧城市的隐私问题及解决方案？刘岱宗：这是问到根本上了。这个问题其实不在于什么云技术、大数据技术，而是在于它背后的决策体系：是否盲目地收集数据，同时又打算怎么使用它、管理它。这点，我们可以通过政策管理体系降低它的隐患，像是欧洲就最先出台了数据隐私条款，意识到人民隐私保护的重要，去制约城市管理者、技术公司。人脸识别、滴滴、BAT等数据泄露问题是存在的，而问题一旦出现，再想堵它就异常困难，所以数据系统跟决策体系必须平行发展。（本文转载于“高山大学”公众号，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