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沉浮录——你可能不了解的灵寿（61）

你可能不了解的灵寿（六十一）

人民公社沉浮录

文/崔金山

人民公社自1958年迅速成立后，到1962年，基本形成了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经营模式，并一直延续到人民公社解散。

人多力量大。组织起来的农民除在1957年-1960年参加岗南和黄壁庄水库建设外，1960年建成了横山岭水库，1975年建成了燕川水库，同时还建成了青灵、磁右、燕川、磁左等四条贯通全县的灌渠。这些工程都是由县里统一指挥，由各公社组织各大队形成的千军万马开展的，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世工程。

公社自身也逐步壮大起来。除了县里直管的信用社、供销社、卫生院外，各公社都根据本地实际，建成了许多工副业。我们公社先后建起了拖拉机站、棉油厂、磷肥厂、修造厂，站里、厂里的干部工人都是本社的能人和技术骨干。现在这些企业虽然大部分都已消失了，但由修造厂发展起来荣晶恒达铸造厂至今仍是县里的利税大户。

每个大队和每个生产队也都逐步发展自己的副业。除了归村集体的河滩树林外，我们大队有花生油坊，每年秋后开始生产，先是用电碾子把收获的花生脱皮碾碎，再炒制打油，十几个油光发黑的青壮年冬天只穿着一条短裤，抡起了大油锤一锤一锤地狠砸榨油墩，清澈的花生油一股股从油墩下浸出来。大队还有一个配猪场，一块药材地。我们生产队的副业主要是生产粉条，还有一个养猪场，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种植西瓜。

生产队采取“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分配办法：收益分配基本按社员所做的劳动日进行结算，对军烈属给以优待照顾，保障生活达到中、上等水平。粮食分配采取工分、口粮相结合的办法，按人口定量和劳动日比例分配。工分就是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分值，实行一年或一个时期一评定，确定这个人每天的工分。我们村一般男壮劳动力是8分，女壮劳动力7分，个别干得好的，男劳动力可以加1分，女劳动力可以加0.5分。男女劳动力一般14虚岁就可以上工，记4分，以后每年长1分，直到长到壮劳力工分值。每天晚饭后，每家都要有一个人去生产队记分室，通报当天家里人谁出工了，在哪干活，再由队里记分员记录，这叫记分。每年腊月，根据各家分值，进行年终分红。

每天早晨，队里的社员们根据头一天分配的任务，开始出早工。早饭后，队里的钟声一响，每家1 个人到挂钟的树下领活，由生产队长分配每个劳力干什么。到上工的时候，站在路上远望田间，一排排的男女整整齐齐地锄草、打药、收获，一群群娘们儿边干活边开着玩笑，处于恋爱期的男女青年不时相互递个眼色，集体劳动的乐趣全部写在每一个的脸上，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1962年，全县社员年平均水平38元，平均劳动日值0.63元。平均日值最高的陈庄公社长峪大队0.93元，最低的菅村公社中、西菅村大队0.12元。粮食分配全县年人均231斤，最高的北洼公社西孙楼大队409斤，最低的王家沟大队13斤。1966年，自留地被收回，自由市场被关闭，家庭副业也没有了，人们生活水平急转直下，从此也进入了我的饥饿青少年时代。

我家是个大家庭，由奶奶、姑姑、叔叔一家和我家组成。家里的饭年年都一样，秋天和冬天的早饭一般都是山药菜饭，春天和夏天的早饭一般是山药干菜饭，也就是以山药轱辘或山药干为主食，里面或煮点小米，或乱点棒棒面，或乱点山药干面。我家煮小米的时候少，乱山药面的时候也有，大部分时候乱棒棒面。早晨一般在大铁锅边上贴3个玉米饼子，分配给家里3个男人：一个是我爹的，一个是我叔叔的，还有一个小饼子的是我的，奶奶、姑姑、娘婶和妹妹们只能吃山药或山药干菜饭。中午饭一般是小米汤，再馏点山药，或贴点玉米饼子。晚饭一般是棒棒面菜粥，偶尔馏点山药。吃的菜，早上一年四季都是咸菜。中午一般炒一个菜，放一点大油或花生油，然后加点面酱炒香。那时候的酱油1毛钱1斤，但大部分家庭仍舍不得用，我家直到80年代初才用上酱油。晚上一般是把蔬菜放在水里焯一下，然后再用食盐和醋凉拌，条件好的再用筷子沾一点香油。平时改善伙食，主要是粗粮细做，捏点山药面萝卜条馅饺子，轧点山药榆皮面饸饹，在碾子上挤点山药面片片儿。孩子们放学后，如果饭不现成，偶尔拿一个饼子吃，如果家里正好有香油，就把饼子平着切开，撒一点儿盐，用筷子沾点香油，那就是美味佳肴了。白面、肉食、麻糖，那是过年和过大节气才能吃到的。

尽管我有奶奶的溺爱，但终究家里条件很一般，小时候的感觉总是饿。为了填饱肚子，小时候的记忆总是与小伙伴们四处找吃的。一开春，早早就盯上榆树上的榆钱，还没等成熟，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上房，在房边拽住一根榆树枝，小手一勒就是一把，放到嘴里，满口清香。榆钱长熟后风干落地，在背风的墙角捧起一把用小手一揉，再用嘴一吹，把手心中剩余的榆钱籽放到口里，又是一种别样的油香。放学后，与小伙伴们去麦地里打草，偶尔看到一颗杏苗，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赶紧挖出来包上泥球栽到家里。最常去的地方是大渠岸和荒坟上，不仅猪草多，而且还能找到一种叫“尖尖锥”的穗苞，从草棵里轻轻拔出来，剥掉外层紫红包衣，露出嫩嫩的绿穗儿来，放在嘴里，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到了“五一”左右，槐花开了，村里各家庭院和村外的河滩上到处飘着槐花的芳香，放学饿了勒上一把放在嘴里直接生吃，回到家里仍有槐花“苦累”，浇上蒜汁就是一顿美味。进入初夏，渠岸上、河滩里、田埂边总能找到开着星星白花的“地哨瓜”，只要看着稍微嫩点的就摘下猛吃，又解渴又解饥。夏天来了，菜园里的菜也一茬一茬丰收起来，我们生产队的菜园里没有种过西红柿，能够生吃的只有茄子、菜瓜之类，趁看菜园的不注意，偷个茄子，再拔一颗葱，就享受到了“大葱就茄子、香死老爷子”的感觉了。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和另外两个小伙伴在高高的玉米地里发现了一棵甜瓜苗，以后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要来看看，盼呀盼呀，终于长了一个小甜瓜，还没等到长甜三人就分着吃了。我们村里盛产西瓜和花生，但西瓜都是卖给城里人的，花生也都是要交公粮的，每年直到秋后每家才能分几十斤拉蔓瓜和一片遗漏花生的田地。怎么能偷一个西瓜和一些花生解解馋，是男孩子们整个夏天的梦想，记得在一个盛夏的晚上，躺在房顶上的我忽然听到远方传来好长时间的男孩子惨叫声，第二天才听说，原来是我们村一个男孩子到邻村偷西瓜被逮住后挨打了。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找吃的最方便的时候。趁看花生的不注意，猫着腰跑到地里拔一颗花生吃；趁路上没人，跑到玉米地里啃一个嫩玉米；到山药地里挖点生山药，偶尔还可开一次烧锅；高粱和玉米收割后，找那些根部发紫的高粱、玉米秸，就是一顿上好的“甘蔗宴”。到了冬天，有的孩子嘴里嚼着一种喂牲口的饲料，就是那种我们村称之为“麻什”的带皮的花生油渣饼。后来实行机械榨油，花生豆榨后的机器片就成了孩子们的最美的“小吃”。我第一次吃苹果应该是1975年。邻村小韩楼村的苹果开始在供销社销售，党家庄的同学买后给了我一个。后来，还有一位女生偷偷送给我一个。

我家最难过的时候，是我刚上高中那两年。1977年正月，我们14口一个大家子分成了3家，我奶奶留了一瓮麦子，我叔叔家分的新房子需要抹墙又留了一部分，我家只分了80斤麦子。后来我爹去粮站量了点高粱米，结果顿顿吃高粮米，从此让我一辈子再也不想高粮米。1978年我考到县中，整天就是玉米粥、菜汤、玉米饼子，而且还吃不饱，害得我得了严重的胃病，胃还出过血。直到我上了大学，才真正改变了这种吃不饱的状况。

……

1982年，农民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国家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地分到了农户，除了上交国家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劳动积极性高涨的农民很快富裕了起来，并逐步实现了从吃饱到吃好、从缺营养到富营养的转变。

随着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标志着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正式退出历史舞台。1958年以来的实践证明，实行土地联产承包，才是真正的人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