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 ▏想说再见不容易 下乡52周年记

1970年9月，招工开始了，多数武汉“老三届”知青是幸运的，最先招工走的同学去了湖北冶炼厂，之后，不少同学进了武汉市安装公司。大家在麻城县城照相馆留下了这张合影

一九七五年十月八日上午，我终于乘上了返回武汉的客车（武汉市人民汽车公司的公共汽车）。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一周之际，武汉市第一批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前已有三届生上山下乡，人数不多），我是坐敞蓬卡车到麻城的，差两个月二十天就是整七年。

头天送我到县城的同学七弟还在招待所酣睡，那晚我俩喝了一瓶襄樊大曲。按酒量，他是不会醉的，他和我一样，有着多次送同伴回汉的经历，那种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我是我们那一批36个同学中（招工、病转回城、麻城师范招生）最后一个离开麻城的，我还有一个同学送；七弟（68届生比我们晚几个月下放）站完了最后一班岗，只到这年的十二月才回到武汉。

1968年11月25日，上午武汉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在新华路体育场举行，下午同学们在武汉市红卫中学（今75中）大门前留影，不久，就有同学下放麻城

坐在返回武汉的车上，心潮难平。

唉，我这七年。如果说十八岁是成年的开始，那我这成年的头七年就是在农村度过的。人生有几个七年，假若活七十岁，那就是十分之一。头天，大队农场安排七弟和一位青年农民送我，拉着一辆板车，上面装着我的行李，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往县城走。

2011年麻城市，当年古楼两边房子还未建，麻城人眼里的“小天安门”

呵，我们来的时候是三十多人，大队派了几十个农民到城关来接我们。农民挑着我们的行李，我们甩着空手，一行人是浩浩荡荡从县城（我们下车的地方就是号称麻城小天安门的城墙后面，那时是很大的一块空场地）出发。我们下放的地方叫城关区南湖公社六大队，刚刚走到城郊，农民告诉我们这里是十大队，我们心想，六大队大概离县城也不远。有同学问农民，那六大队还有几远，“炮把里（炮俗语10）”。后来我们才知道，六大队是离县城最远的大队，这南湖公社的一、二、三、四、五大队，出了城关往南走，沿着举水河依次排开，是平原。到了六大队就是丘陵，七、八、九大队在山上，往北走到十大队又回到城郊。

哎，还想这些干什么，我这不是在回武汉吗？那条由乡间到县城的路，这七年，走了多少次？以后，恐怕没有机会再走了。人生的驿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别了，麻城，我要对你说，再见！

2011年麻城南湖街耀老湾1号，曾经居过的老屋

就是这次回汉，也是一波三折。

一九七五年，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是个难忘的一年。上半年我的兄弟顶母亲的职回到了武汉，和我父亲年龄相仿的堂兄，作为最后273名战犯中的一员也走出了西安战犯管理所，在北京华国峰、叶剑英亲自接见，到处游览参观后回到武汉，安排到市政府参事室。父亲说我的名字的后一个字是申，就因为我这个堂兄的名字后一个字是甲，给我起名字时，父亲说他叫联甲，你就叫联申吧，甲字出个头，申也。现在，蹲了二十多年牢的堂兄都出了头，我这出头的申，也应该回武汉了吧。

好事多磨。尤其是象我们这样家庭出身的人。那一年，武汉的单位到麻城来招工，已经停了几年的招工，在邓小平复出后，重又恢复。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政策开始贯彻了，“重在政治表现”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可以被招工了。武汉来招工的干部住在县招待所，知青们得到消息，不约而同前去打听消息，都是武汉人，很快彼此之间就很熟悉了。他们还告诉我，县知青办给的名单中有我，一个令我高兴的消息。

1968年11月，武汉市红卫中学原双洞门中学现75中校园内

在等待招工政审的日子里，我们还在大队农场出工。一天下午，时值盛夏，几个招工的干部居然到我们农场来了，我们农场距县城差不多有二十里地。那天，他们来时我正光着膀子，穿着球裤，大汗淋淋在那里压面。农民将面粉送到我们这里加工成面条，农场这台手摇压面机是全大队唯一的一台。只要有压面的活，我就不用出去晒太阳挖地球。后来，这位招工的干部也是我现在单位的同事告诉我：那时，我一踏进你们农场的门，你还没有看到我，我看你在那里压面，那个情景你自己不晓得，打着赤膊、黑汗水流，我第一个想法是知识青年真造孽。可那时，我们到觉得，年轻力壮有的是力气，压面还可以不晒太阳。

不久，又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宜昌三三零工程（即葛州坝那时叫三三零工程）也来招工，我的名字跑到三三零去了。假若没有武汉这家单位招工，三三零我想也会去的，现在有武汉的单位招工，我为什么不回武汉呢？毕竟，武汉是我的家乡。

我得到这个消息的那天正好是那一年的中秋节，正在我愁眉不展，无计可施的时候。你想，在麻城我又没有任何门路，想找后门不知道门在那里？真是天助我也。我徘徊在县城的街头，碰到了武汉三机床厂的带队干部老宋，他们厂里子女从1974年起下放到我们公社。有时候，这些小知青发生矛盾，他常要我们去帮忙调解，他们“服”我们这些老知青的“啄”。他告诉我何不去找一下四大队的知青小李，小李的姑父在县革委会办公室当主任，试试运气。

“死马当活马医”。辞别老宋，我就往距县城十里地的四大队赶。赶到四大队农场时，太阳已经落山。不巧，小李不在场里，他的篮球打得好，抽到城关区篮球队到闵集公社集训去了。顾不上吃饭，我连夜往闵集奔。走过村庄、跨过沙河，一轮明月爬上了山头，就有这么不凑巧的事——篮球队头天搬到离县城五里地的城关区鱼种场去了，那里离县城近，好打比赛。走，往回走。我那时，居然想起了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我是萧何，我追自己；萧何有四条腿的马，我是两条腿的人。

到晚上八点多钟，我终于找到了小李。我把情况跟小李一说，他二话不说，答应陪我去试试。我们赶回县城时，已是晚上九点。他姑妈家就在县大礼堂后面办公室那一栋楼里，小李向他姑妈介绍了我的情况，他姑妈一边洗衣服一边说，小李的姑父正在陪地区来的人开会，等会回来了看能不能帮忙。我心想，有戏，还把我的判断低声告诉了小李。在等他姑父的时间里，我与他姑妈聊起了家常。他姑妈问我在汉口住那里，我说在后花楼，“我住方正里，那我们还是街坊”，这一聊，是越聊越近。

过了一会，小李的姑父回来了。他姑妈忙说，小李的同学父母亲年纪大了，这次招工想回武汉，反正宜昌、武汉都是来招工的，能照顾的就照顾一下。“走，我带你们去找王主任（县知青办的主任）”。县知青办就在旁边的一栋楼，王主任见是县办公室的程主任来了，忙起身迎接：“程主任有么事？”手上拿着一个笔记本，准备记录。“小王啊，这是我侄儿子的同学，叫么斯，他跟你讲。他家里有困难父母年纪大了，你把他分到武汉去，我还有事，你办一哈”，“你家克（去）忙，我来办。”就这么简单，前后不到两分钟。程主任走了，王主任在他的本子上记下了我的名字。告别王主任，小李问我，你怎么肯定这事能办成。我说，你姑父陪黄冈地区来的领导开会，知青办又归县办公室管，你姑父是他的顶头上司，他王主任会不买帐吗？

照理说，我是不应该说王主任的坏话的，毕竟人家还是帮了你的忙。据说，王主任，知青们都这样称呼他，很有可能他只是知青办的一般工作人员，大家抬庄，喊王主任。很多知青去找他，女知青还好一点，有时还能看到他的笑脸；对男知青，他总是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打着官腔，要理不理的神态。为了招工，为了回城，知青们用他们的热脸去挨他的冷屁股。私下里，知青们常阿q式地说，老子不是要回克（去），老子求你，你个黄陂人还是华师毕业的，怎么就这样狗眼看人低。那天，我看到了，他在他上司面前毕恭毕敬的模样，我又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话，有的人在奴才面前是主子，在主子面前是奴才。

那晚，我到招待所，向我后来的同事学说了上面的事。总算过了一个快活的中秋节，决定我人生的走向的中秋节。后来，我常常想，想办成一件事，那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做。

2018年75中校园，左边的厕所还在老地方

“到了！”“到了！”一阵欢呼声，打断了我的回忆。汽车停在了中山大道前进二路老万成副食店对面郭镒泰餐馆的门口。那时，那里有一个三轮车的发车点。读小学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在这个站亭里守公用电话，在万成门口擦皮鞋，我们常在这里玩。我雇了一辆三轮车，拖着那口旧木箱，回到了武汉，回到了我后花楼的家。

我在做梦吗？我问自己，这个梦长了点，七年一梦！

打捞城市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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