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9期|| 张婉茹：怀念我的父亲
我在孩童时曾在家乡三原鲁桥镇生活过一年多，带我的祖母出身大户人家，讲究的是按时按量作息饮食，我就难免会时不时地嘴馋、讥饿。外爷家和我家就隔了一条街，所以那时会经常去外爷混个吃食。每次去了不用开口，外爷外婆就会高兴的说：学娃来了，快进来，一边拿出各种的吃食来......在我四岁时外祖父去世了，那时我还小，虽然他的形象很清晰，但他的事情只能听妈妈的讲述了......
文：张婉茹
编辑：轩 诚
父亲一生坎坷、苦难，他六岁丧母，我爷爷在外做事，他和九岁的姑妈、三岁的叔父姐弟三人与曾祖父母相依为命，因为生活艰辛，十三岁就出远门当了学徒。
父亲后来说刚去的那年冬天，天特别冷，别人都穿上了棉衣，他还哆嗦着一身单。后来曾祖父把自己的棉衣寄了去。曾祖父是个大个子，父亲一穿棉袄长过膝盖，棉裤腿脚扫着地。掌柜的康师父是鲁桥会馆巷子人，看到了就问父亲为啥穿这么大的衣服，父亲说了缘由，康师父让父亲到衣铺穿了一身合身的棉衣，账房把钱开了。学徒本是没有工钱，就为这父亲感恩不尽，以后回鲁桥总要提着礼物去看康师父。
姑妈十八岁时，染上了天花，不久就离世了。父亲和叔父为糊口，租了个小果园，白天沿街挑担卖果子，晚上睡在果树下看园子，日子久了，被湿潮的地气浸袭的出了一身红斑，身上奇痒，叔父很快就全身破烂流脓。爷爷请来盐店巷子谭先生，没想到吃药后反而重了，无奈又请来南街雷先生，雷先生一看药方，说坏了，药开反了，就赶紧开解药，吃过己迟了，叔父又离爷爷父子而去。
这时正值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悲痛的爷爷父子，在几年内连失三位亲人，为了活命，只得各奔东西去谋生。爷爷到周至终南镇商号当管账先生，父亲回到家乡，担着货箱，挑些针线头饰、袜子、手帕等四乡转卖。
卖布
年少的父亲在维生的路上摸爬滚打，倍受腐败政府的苛捐杂税的盘剥，但还是悟出诚实做人的重要，好人有好报，母亲的到来开启了一家人新的生活。
母亲到鲁桥镇酒坊张家嫁给父亲后，爷爷也辞职回家，使流散了二十多年的家重新聚到一起。这是民国十九年(1930)，即民国十八年年馑的次年。新家三个人，齐心协力，盖厨房，盘锅灶，烙锅盔卖，一时间其乐融融。
一九三三年哥哥出生，使沉默了几十年的家热闹起来了。后来我们姐妹又相继到来。家里负担加重，锅盔卖不成了，父亲又一次出远门谋生，到西安钟楼西的一家衣铺当伙机，挑着担子到南山榨水，山阳一带推销衣服。蜀道难，难以上青天，在翻越秦岭的山路上，只有人背，肩挑，苦苦爬行在崎岖的山林间，百十斤的重担，千百次的磨压，父亲的肩膀稍后，磨出了比手掌还大的一块厚厚的肉垫。
凭爷爷父子在我们鲁桥镇的信誉，他们和南街祥利生约定，可以先取货后付款，父亲渐渐的有了本钱，就独立地做起卖布的小生意。鲁桥二、五，八逢集，父亲在南街摆摊卖布，其它时间推独轮车在四乡卖布。人说庄稼人苦，东山日头背到西山，半年辛苦半年闲，而父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要有日头，就都在推着车四里八乡的转。
我跟父亲在集上卖过布，他给买主量布时总往前让两指。有的人钱不够。说一声也就算了完事，父亲的步摊在南街东边，这里两边都是卖布的，我高兴的看到父亲的摊往往都是最红火的。
在乡下卖布常换回来棉花，小麦等。特别是夏收时，就换回来一年的口粮，布只剩下一大厚摞，还好祥利生对父亲能赊账。父亲常年手推小车背负着养活八口人的重担，直到解放。
铭记恩情
父亲常说没了给一口，强于有了给一斗。所以家里来了讨饭的，我们都抢着给取馍盛饭，谁有困难父亲总是以微薄的收入中给于邦助。像在西乡的冯家堡，刘店，父亲常给困难买主少收、或不收钱。常年这样许多人都认父亲作了干亲，到后来还拜年送灯。北乡是外婆的村子，父亲很少到那卖布，但抽大烟的堂舅父却常年赶到父亲这扯布，他是从没钱付的。
解放后父亲弃商务农，把货大部分处理了，还有些欠账，父亲一把火烧了欠据。并说焖账户不再思，图个心情气爽，过去事不再想。施惠莫记，受恩莫忘，父亲受人的恩惠却一直铭记在心，像康师傅雪中送炭买棉衣，冯家人清河救父，父亲不但一直坚持登门看望他们，还不厌其烦的经常向我们讲述那些早已耳熟能详的事情。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爷爷去世了。十五日晚，父亲请来王树宏叔叔，给爷爷剃头、洗脚、穿衣服。王叔早年丧妻，留有和我同年的男孩四九，艰难渡日，爷爷说媒把我家南邻小女姑，继弦给王叔，不幸小女姑也得痨病去世。父亲，爷爷就经常去王叔家，陪伴、邦补他。
一九五八年哥哥回来，在我们大队砖瓦厂当会计，王叔盖房用砖瓦时，哥哥趁机还了人情。爷爷去世时，因家经济困难，送丧的乐人只肯送到城门外，而爷爷葬在离城近20里的辘辘把（现官道村），后来多亏了继脚姑妈(姑父的继弦)出钱才送到了祖坟。我们十分感激，后来表兄(姑父儿子)多次到三原县福泰堂药铺给牲口抓药，正好哥哥在这当学徒，就把药费替他付了。也算解了父亲的心愿。总之邦过我家的恩人，我们祖祖辈辈铭记在心。按爷爷说的，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宁让人负我，绝不能负人。
据爷爷说，我们祖藉是山西临晉(临猗)人，乾隆五十九年(1796年)祖上带兵来陕，平息白莲教判乱，后来落脚在三原县辘辘把村，治地盖房，修建关帝庙(关老爷是山西人)、建词堂，后来在东里武家堡又买地、盖房，因此老曾祖父在东里做事。同治十年回乱，我曾、祖父避难到鲁桥镇住在了赵家(曾祖母娘家)。
武家的土地就由曾堂六老爷经营，到父亲手里时，只剩下十几亩水地、几亩旱地，由堂四爷经管，每年只给少许收获。我记得四爷经常是秋后手提些糜子、花粒豆之类就来了，只有一年四爷是拉着毛驴驮了一口袋大麦，进门高兴地说，今年收成好。
土改时，我们小辈才知道老家还有地有房。我们鲁桥四队人多地少，人均才一亩地，我家地己超过平均数。但父亲把当年卖布的存货处理完后，就在鲁桥北门外买了孙承希二亩旱台地、东门外买了吴老三三亩水地。当父亲到乡政府办买地手绪时，工作组的同志说:老叔(54岁)，己开始土改了，别人卖地，你买地，回去再考虑考虑。父亲说我知道，我儿子就在县里搞土改，我家人多，地少，不能佔别人便宜。这就是父亲经常说的，亏是人吃的。后来父亲还在武家买牛、买房，买椽伐树，准备在武家盖房。没成想老家院子却让生产队以空庄基名义没收了，实际院子有三间箱房，我们在武家种地时还住过。
勤劳艰苦
父亲一生勤劳艰苦，鸡鸣他就起床，背上笼到城外或五里外的玉家坡楼柴火。记得我跟父亲去过玉家坡，往往是到了天才亮，柴是较厚的柿子树叶，父亲是满满一大老笼，我提一粪笼，背回家。早早吃过饭，父亲就推着独轮车走向坑坑洼洼、崎岖不平、灰尘飞扬的土路，天麻麻黑才回家吃第二顿饭。
只有雨雪天父亲才会待在家。但下雨天时，破旧的房子里就摆满了盆盆罐罐接雨水，这时父亲就会在一小片干地上忙碌着，修桶、修笼，钉桌凳、扎簸箕、糊顶篷，扎花灯等等，等天睛父亲上房揭瓦补漏，后来又盖厨房，盖套间。
一九六五年，父亲帮我在宜川带大女儿萍萍。我们借住在崔长材家一洞小窑洞里，父亲除看娃做饭后，总是把室内外打扫的干干净净，用盆子上坡一百多米到水泉沟里把水端回来，小缸里的水总是满满的。烧火的硬柴他都劈好了，整整齐齐码在小窑窝里。
父亲——我的老师
父亲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任老师，虽然他离开我己整整四十四年了，但音容笑貌厉厉在目。每到雨雪天，父亲在家干完活，疼痛地腰迫使他暖在热炕上。这时他就看书，旧书一遍遍地看，故事讲给我们一遍遍地听。痴迷的我们，听父亲谈历史，说英雄，讲给我们今古奇观。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姊妹问父亲介子推真割自己肉给主人吃？司马迁忍辱写史记真实吗？天上有神仙吗？父亲总是耐心讲解。我们心目中的父亲是最好的老师，我写大仿的影格是父亲写的，我的珠算也是父亲教的。
父亲只读了三年私垫，但他爱学，受家庭熏陶，嗜书如命。父亲非常聪慧，平时做生意全用心算，只有晚上总账时，才取来算盘，哗啦啦摇几下，开始算账。
解放后，父亲放下小车，参加了各种会议，听宣传，学政策。遇有宣传材料他都拿回来细细看，他还给我们姐妹都报了识字班，学不懂的父亲给我们补。
父亲一九六五年在宜川邦我带女儿，我们学校发的毛选、政治学习材料，父亲都看，有时还放声读。父亲记忆好，他能背老三篇，毛选上的一些句段、语录就背的更多。我们住的窑洞墙上都贴满了毛主度语录，父亲全背过了，很使我敬服。我晚上加班背，还是落后于他。受外公的影响，大女儿也早早拿着书读，后来儿女很爱学习，听了外公讲的“勤有功，戏无益”，她连电影都很少看。
文化革命，宜川县临委会抢了县武装部的枪，父亲教育我们不要动枪，要文斗，不要武斗。
父亲对共产党政策坚信不疑，一九五七年，哥哥化为右派，我们都深知哥哥从心底感恩共产党，因他是党从一个学徒培养成三原县团委书记的。父亲也只批评哥哥耍小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不尊重县委书记。又说党的政策是对的，是歪嘴和尚把经念错了。
父亲教育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国家教育方针是一致的。父亲言语不多，但每句话都掷地有声。我们迷茫时父亲如老师，像一盏灯，照亮我们前进。我上三年级时，哥哥领我去报名，他到对门叫王保时，我藏到王家大门后不想去，父亲就教育开导我，要念书，才能明理。
一九六0年高考，我因拉肚子，几门课没答完，考试完进家门就哭了，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为学习落泪。外婆说:”哭啥！快和四妗子一样大了，还念哈书。”而父亲把我叫到房子说，人生不会都是一帆风顺的，这次没考好再来就是了，哭什么。后来我被延大录取了，虽去报了名，但户口在身上装了一个多月，交与不交，上还是不上，我一直在内心痛苦地斗争着。父亲就一次次，一封封来信教育我，又给我敲警钟，要服从组织分配。父亲的精神支持和恩师的铭言——不要恢心，继续努力，使我走出了低谷。
父亲好像有六把钥匙，随时开启六个子女的心智，使我们在人生曲折坎坷的道路上，不忘读书，勇敢的向前。父亲的恩情如山高、如海深。
食指
我家一九五四年入了社(农业社)，五十四岁的父亲开始在生产队劳动务农，结束了早出晚归的生活，他一天也能吃上两顿热饭了。有段时间他曾在正谊书院大队羊场放羊。三年困难时期，有羊病死了，他们舍不得扔就煮着吃了，结果年令大的父亲和张亚雄少将的父亲，都出了一头的毒疮，奇痒难忍，流脓、流血，我哪时正在南郊中学上学。回家看到两位老人满头血脓，想起早年去世的叔父，很恐慌。但他们不去医院看病，虽然队里报销药费，他们还是觉得那是浪费，是给队上添麻烦。两个老人就自己买来药粉、约膏，熬药水洗，互相涂抹药膏。老天有眼，他两先后都好了，同时他们也一直没有耽搁看守队里的羊群。
后来父亲回生产队看水车浇地，一般人很少给水车加油，而父亲一接班就加油，他总说油润滑，牲口省力，机器少损耗。一次给水车加油时，牲口受惊跑开了，浇地人听见父亲叫声，跑来挡住牲口，这时父亲食指已经给夹断了，只连着一根筋。到医院后，老马大夫没打麻药，一剪刀下去剪断了父亲的食指，父亲、哥哥一下疼晕了过去，医院人急了，都拥来抢救，过了会儿，父子两才悠悠的先后醒了。
从我记事起，父亲除五五年前阴雨天腰疼外，一直都很健康。父亲七十三岁时，三原县一位名中医给父亲号脉，惊讶地说“老者的脉和五十岁人一样，你肯定能活一百岁。”
但这次断指钻心撕裂的疼，使父亲多日昼夜难眠，就想起许多得事。他想见想姨婆，想吃厚打馍。八十多岁姨婆听到了就骑着毛驴，驮着厚打馍，从二十多里远的白莱沟颠坡摇晃着来了。进门叫着父亲的名字泪流满面，两人抱头痛哭。
记得那是夏天，父亲晚上睡不着坐在院子，还不让人陪他。伤口刚长好，父亲就要去上工，谁也挡不住，夏天干裂流血，冬天冰开血口子，冻得受不了了，母亲只好给做个棉指套戴着，仍坚持然每天上工。队里只好给他分了看麦，卖莱两个轻活。和父亲答档的卢转、傅民，都说张伯真好，吃饭总让我们先走，卖莱时黄爪、西红柿，让随便吃，但张伯从没动过。
永别
一九七三年寒假前，姐来信说，父亲得了不治之病。我简直不敢相信，宽宏大量，强健的父亲能得这病。假期回家后父亲说每天下工回家，吃饭觉得不适，到荣生那儿看，吃了一段药不见好，医生就说到县医院再看看。那天他还吃了个羊肉夹馍，跑了二十多里路，在县医院一看，医生说回去让娃来。父亲知到是病严重，就到学校给姐说了。大姐去医院得知病情后，劝父亲住在她家，父亲这才放下了劳动。姐夫陪父亲到三原、西安四处看病，到临潼、蓝田等地旅游。我假满离家时，劝父亲让三妹回来陪陪他，他没答应，他从没因私事让我们请假。父亲常说：公家再小的事也是大事，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父亲病中也没断和我书信来往，总叮嘱我教好书，说你工作好了我病就会好转，还打趣地说争光霉素给我争了光也治了病。一直到农历六月，父亲自感时间不多了，才让我们都回去了，三妹也才回来。这时他已经好常时间水米不粘，肚皮己贴到后背了。给父亲擦身时，我们强忍着泪，听着他讲历史，讲现代英雄，讲来看望他的人。还比划着说姐夫陪他看病，能吃一老笼药。
我看见痛苦却又思维清晰的父亲，明明白白的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我就祈祷希望天下人在弥留之际能糊涂些。晚上父亲不让开灯，不让我们陪他，父亲这是在替我们想，怕我们看到他难过揪心。我很清楚看见父亲在抽搐，脸面皮肤在扭曲。牙咬的吱吱响，咬的我们心疼，心碎，我们的心也在流血。
父亲最后一个晚上是安静的。灯亮着，他是看不见了？或是糊涂了、没力气了呢，还是不会说话了？，我们不清楚。我们陪父亲走完了最后一个晚上，天亮了，灯亮着。我们看见父亲的指关黄了，又黑了，我们的心也碎了，我们彻底失望了。
父亲在病中没呻吟过一声，他把疼痛压在心底，母亲让他声唤出来，父亲没有。小妹从医院好不容易开了止疼的吗啡回来了，进门看见父亲走了，她把药摔到地上嚎淘大哭。父亲您过早的离开了我们，本应走过二000年的父亲，而您在一九七四年六月就停止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