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会“武术”，郑和才有可能发现新大陆

*以下根据高山大学和荔枝播客联合制作播出的播客栏目《科学相对论》节选整理而成。

※音频剪辑丨荔枝&李嘉

※整理丨李嘉

※编辑丨朱珍

本期主播

	施展 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程巍William 高山大学2019级学员，达尔文细胞、火箭派航天创始人

想象的共同体

William：

国际形势趋于紧张，中美竞争趋白热化，西方媒体对一些中美冲突的解构和表述方式，跟我们国内不一样，甚至脱离了基础事实。您怎么看？

施展：

中美关系和竞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不做 评判。社会科学有个说法叫做“想象的共同体”，是指我们之所以认为我们是谁，有自我的身份认知，实际上是基于这一群人共享的一个故事而形成的共同的身份认同。

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讲，对于定义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非常重要。并没有绝对的、客观的必然标准，它是相对的，因为故事是可以调整的，也就是说竞争冲突关系如何是基于双方各自的故事是怎么讲的，双方通过这个故事，只要能够把他们想要拢住的人跟别的人区分开就行了。

William：

就像柏拉图所说，人应该生活在理念世界中。在我们共同想象出来的故事下生存，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共同点。

施展：

对，想象的共同体里面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要明确什么是值得追求的，我们要想象出一个价值出来。价值本身实际上完全是基于人的某种想象的，有没有现实根基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这个想象能够打动人们的内心，它就会带来巨大的驱动力。

人的驱动力不是理性的，而是情感驱动的。有强大的内驱力，人类才能把一些伟大的事业完成。比如移民火星。寻找意义的存在，只要能说服自己，你就会被驱动着不断往前走，即使最后没去成火星，这个过程也一定会衍生大量的收获，这些收获就会被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

以前人们愚昧，被宗教所驱使。近代科学以来，人们开始被理性所驱动，我们用现代理性来论证我们自己的目标价值，认为它是真正有根基的、有方向的。但实际上人仍然是被情感所驱使的，只不过是给情感披上了理性外衣，这个理性的外衣帮你卸下了很多心理包袱。

但情感是人性当中永恒的东西，只有靠那种内在的情感驱动力，人们才会奋不顾身。

William：

我们是很幸运也很自豪的一批人，从小共享同一个中国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中国经历过那么多冲突与融合，这种情况在全世界可能都是非常特殊的。

施展：

中国确实很特殊，或者反过来说，你也可以说欧洲美洲等其他国家跟咱们相比，他们也很特殊。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整个西方世界面对的第一核心问题是政教关系问题，政、教争夺各自的正当性，要把更多的人们拢起来，也就是争夺故事的解释权。

争夺首先靠刀枪，但是光靠刀枪还远远不够，因为会刀枪的可能被“耍嘴皮子的”说的没有任何正当性，这就导致西方所有的如历史、政治、法律等理论不断的精细化。

而中国在秦汉帝国统一之后，我们的革新问题是农牧关系问题，其核心是战争问题，更进一步就是财政问题以及国家治理问题，需要一套制度把人组织起来，能够管理税收财政，所以中国在古代形成了极其庞大的官僚系统。

而在西方，这套官僚系统是到了很晚的时候才发展出来。

另外，农、牧完全是异质性的存在，战争之后如何融合在同一个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些问题是西方不会面对的，所以中国和西方因为各自的历史逻辑发展出各自的理论结构，这里的故事、想法全都不一样。

William：

那这些故事是怎么讲的呢？

施展：

这背后是有技术的。我的专业是研究西方思想史的，西方思想史里最核心的就是研究这个故事该怎么编织。西方思想分N种流派，这N种流派怎么编织故事，流派之间又是如何竞争的等等。

基于这上千年的思想竞争，可以说西方在制度设计、法律设计等方面有上千年的知识积累。

William：

如果现在打舆论战，或者意识形态竞争的话，西方更有优势吗？

施展：

西方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懂中国，它没有办法讲一个包含着中国世界的故事。而今天中国的规模和影响力太大了，如果故事里面不包含中国，这个故事肯定讲不下去。

既懂中国，又能够把西方的这套故事编织术搞得相对明白的情况下，就知道怎么样去解释一个包含着中国的世界了。

创新和引领，源自开放性秩序

William：

历史上很多国家关于“我是谁”的故事调整过很多次。那么这些故事的调整是由于什么背景条件导致的？

施展：

实际上我在《枢纽》这本书里面就谈到了中国历史经历过几次大的结构性变化，每一次变化通常都是两种技术共同推动的结果。

第一种技术是生产技术。

生产技术重大的跃迁会带来大量的新资源，而这些新资源在社会中不会是平均分配的。通常是过去的loser获得了这些新的资源，而且规模可能很大，那就意味着过去的loser突然之间变得很富有。而过去的那些掌权者被自己的成功路径绑定，不会冒险到新的领域尝试，所以在新的资源当中分配得很少。

财富跟权力之间不匹配，社会就会出现不均衡，这是一个问题。接下来怎么样重建均衡，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这就需要第二种技术来支撑。

第二种技术是知识传播技术。

关于重建社会的均衡问题，需要有两个条件：

首先，是否有足够多的人在思考这个问题。思考这种问题的人，需要接受过良好教育，越来越多有思想的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才有可能提出一些新的方向。

其次，有了新的方向，还需要低成本、大范围地传播出去，把它转化成社会普遍的观念，形成社会共同的未来想象。

所以生产技术和知识传播技术加在一起，才会推动整个社会不断往前迭代。中国历史是这个样子，西方历史实际上也是这个样子。

William：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和西方世界频繁接轨，通过不断的连接，不断地产生新的技术，从追赶到领先，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基础条件？

施展：

近代以来那些很重要的发明和创新，实际上是开放性秩序所带来的。真正意义上的从0到1的创新，来自于各种各样的疯狂的脑洞，100个脑洞里可能99个是脑残，只有1个真正的天才想法。

但我们必须得有一个开放性的秩序，允许所有的脑残跟天才一块去尝试，最后天才才会浮现出来，这样社会才会前进。

另一个原因，开放性秩序意味着这个秩序内部在不断地交流，演化迭代速度会更快。如果是封闭的秩序，跟外界很少交流，那么其内部结构大概率会长时期维持一个固定的样子，那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创新的动力。

所以开放性秩序，第一，它对脑残的容忍度大；第二，它内部的结构性变化速度远远大于封闭性秩序。从0到1的创新诞生在开放性秩序中的机会更多。

所以你提到的中国未来是否能够领先，我们当然有机会！只要我们把自己融入到一个开放性秩序当中。

从0到1的创新，

发现新大陆vs郑和下西洋

William：

当年五月花到达美洲发现新大陆，完全是从零开始，并在新的制度下引领整个世界几百年。

施展：

对。历史上欧洲陷入中世纪的黑暗，人们陷入内卷。1492年，欧洲通过发现新大陆的方式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新的资源涌进欧洲。

随着新空间的出现，很多过去的问题不是被解决了，而是被取消了，问题不存在了，但同时也冒出更多新的问题。新问题、旧问题碰一起引发了更多的战争。战争，实际上是构建新秩序的重要推动力。

William：

像中国也是一样的，朝代更替，不断内卷。不过虽然疆域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新大陆。这是为什么？

施展：

很多人说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远航早了将近100年，如果郑和走得再远点，说不定就能发现了。我认为这事儿无论是从商业上还是从技术上都不靠谱。

先说商业上，出去远航能赚钱，这件事才可持续。当时明朝富足，航行去的沿线国家都很穷，不盈利就不可持续。而当时欧洲很穷，去哪航行都能赚钱，所以这在商业上是可持续的。

除了商业逻辑，更重要的是技术逻辑。

除了优秀的造船技术水平，远航必须得能够进入到远海，这就意味着需要发达的天文学、数学、几何等知识，为航海定位与导航提供基础和支撑。

九章算术跟这种还是两回事，郑和下西洋的航行基本都是贴着海岸线走，最多离开一点。无法深入远海的话，就不可能发现新大陆。就像“科学家会武术，谁都挡不住”，我们才能往远处走。

William：

您说历史上成大事的人或者是天才的比例总是呈正态分布的，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上？

施展： 

我们离转折性的历史时间好像越来越近了。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里就提到：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出现了大量的单点突破的技术创新，但是还没有聚拢在一块形成共振。而最近几年，这种共振的脚步似乎越来越近了，一旦共振起来的话，有可能出现爆发性的成长，就像寒武纪大爆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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