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与巴国

一、巴人

巴人，古巴族人的简称，巴人是古羌的一支，和蜀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巴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巴人主要分布在今重庆、川东一带。传说周朝以前居住在今甘肃南部，后迁到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西北），以廪（音lǐn）君为首领，本有巴、樊、瞫（音shěn）、相、郑五姓。秦灭巴以后，巴人的一支迁至今鄂东，东汉时称江夏蛮，西晋、南北朝时称五水蛮；另一支迁至今湘西，构成武陵蛮的一部分。留在重庆、四川境内的，部分叫板楯（音dùn）蛮，南北朝时因大量迁移，大都先后与汉族同化。賨（音cónɡ）人，板楯蛮的别称，是土著民族之一，其中心在今四川省渠县一带，系古代巴人的一支。板楯蛮这个名称，来源于賨人善用一种叫板楯的武器，賨的名称则由于板楯蛮“岁出賨钱”的缘故。板楯蛮有七姓，以卢(或作罗）、朴（或作胡）、沓（音dá。或作昝）、鄂、度（或作杜）、夕、龚等七个姓氏组成的酋帮，叫賨国。板楯蛮古时居住在嘉陵江和渠江两岸，北及汉中东部，东及长江三峡，遍及整个重庆和川东地区，是巴国各族中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

古代巴人不但作战勇猛顽强，以致被称为“神兵”，而且能歌善舞，极其乐观。他们曾在商、周、楚、秦等强大部族的包围中经过不断征战，在荒莽的大巴山、秦岭中，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自强不息，世代繁衍。他们斩蛇蟒、射虎豹、猎牧捕鱼、垦荒种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这对重庆和川东地区，特别是大巴山一带经济文化的开发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至清朝初年，重庆和四川史上曾有五次移民迁入。由于战争、瘟疫和天灾等原因，历史上曾出现过饥荒无人、尸横遍野、群虎白日出游、賨人几乎灭绝的惨景。为填补战争死亡、瘟疫死亡、天灾死亡形成的空缺，秦朝、西晋、北宋、元末明初、清初曾五次移民入川。这五次移民迁入，既促进了土著居民与汉民族的同化，同时又加快了重庆和四川的开发步伐。

二、巴国

（1）起源

巴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 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葜即上古时代东方部落首领伏羲，后照为巴人始祖。

宋代史学家罗泌《路史·后记》卷一记载：“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

据考古发掘，巴国地区前文化发端于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巴人先民们就世世代代在重庆地区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他们战天斗地，自强不息，创造了灿烂的巴文化。

（2）建立

而后巴人建立巴国，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日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馀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小虫，与诸虫群飞，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积十馀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乎君于夷城，四姓皆臣之。”

即最早的巴国是由五个氏族部落联合形成一个大型的部落集团，其中巴人以武力和船技上的优势，获得了集团的领导权，巴人首领巴务相成为该集团的首任领袖，称廪君，即以白虎为图腾的巴人首领。该部落集团溯流而上，同样凭借武力和船技战胜了原住民载人，控制了清江流域及巫溪河流域的盐业生产，在夷城（今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建立了巴国第一个首都。

（3）商周时期

据《辞源》：“巴国，古国名，位于今重庆、湖北、四川、贵州一带地方”。夏朝时(距今4100年～3600年)称为“巴方”，商朝时(公元前16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中)称为“巴奠(甸)”。巴奠(甸)向商朝年年纳贡，岁岁服役。后来巴人不甘商朝的压迫，于公元前11世纪，参与周武王伐纣，由于巴人英勇善战，迫使纣王军队阵前倒戈，终于打败商纣王，西周建立。

西周初期分封了71个诸侯国，巴氏被封为子国，首领为姬姓宗族，子爵，因而叫巴子国，通常简称巴国。巴国的地域大致在重庆全境，北到陕南的汉水上游，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春秋时有所扩展。战国初期迫于楚的势力，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重庆立国。^[1]

（4）春秋时期

①楚巴与邓之战

楚武王三十八年（公元前703年），巴国希望通过楚国与邓国（在今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交好，楚国派大夫道朔带巴国使者韩服出使邓国，在邓国南境遭到鄾国（在今湖北襄阳市东稍偏北）人的袭击，结果财物被掠，道朔等人被杀。楚王闻讯大怒，派大将斗廉率领楚、巴联军攻打鄾国。由于鄾国与邓国互为姻亲，邓国即派了养甥和聃甥率军援助鄾国，爆发了著名的“楚巴与邓之战”，经过三次进退后，楚巴联军前后夹击，打败了邓国，灭了鄾国。

②那处之战

楚文王十二年（公元前688年）巴与楚在出兵伐申国（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巴国转而出兵伐楚，巴军一举攻取了两国边境地区的楚国那处城(今湖北荆门沙洋)，当时驻守那处城的大夫阎敖弃城游水而逃。随后巴国又进军至楚国都城之下(今湖北省荆州市纪南城)。楚文王大怒，杀了弃城逃跑的阎敖，结果其族人不服，纷纷作乱。当年冬季，巴国乘楚国内乱，再次出兵攻伐楚国。楚文王亲自率军抵御巴军，结果仓促出战大败于长江渡口(今湖北省枝江县北)，只得领着败军回国。

然而根据楚国的传统法令，败军一律不得入城，因此郢都大阍鬻拳拒绝开城门，不让打了败仗的楚文王入郢都。楚文王不得已，只好转兵回攻位于淮河上游的嬴姓黄国，在踖陵(今河南信阳潢川)击败了黄国军队，这样就可以回国进城了。不料楚军行至湫地(今湖北襄樊老河口)，楚文王就因嚼食“昌歜”过量，累积中毒暴病而亡，鬻拳闻知消息后也自杀殉葬。

巴国和楚国从此关系开始恶化，这次战争在《左传》和《华阳国志》均有记载。

③巴、楚、秦灭庸之战

公元前632年，晋秦联军在城濮之战大败楚军，巴国向秦国致贡，后又和楚修好。

楚庄王三年（公元前611年）巴与楚、秦国联手灭掉了位于鄂西（湖北省竹山县）的庸国。巴人从楚师灭庸国并分得庸国之鱼邑(重庆奉节县、巫山县一带)后，便被楚国逼入重庆长江三峡，进入重庆和川东地区。

楚惠王十二年（公元前477年）巴人再次伐楚，包围了楚国的鄾邑（湖北省襄阳市），同年三月，楚国派出了三位能干的将领公孙宁、吴由于、薳固在鄾地击败了巴国军队。

（5）战国时期

到战国《华阳国志·巴志》说：“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

巴国内乱（公元前377年以前）《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巴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弥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

据传许割三域之中包括有鱼邑(重庆奉节、重庆巫溪)、巫邑(今重庆巫山)，正是宝源山盐泉所在之地，这是巴国经济命脉之所在，故蔓子宁愿舍弃自己的头颅，也要力保这些地方不致丢失于楚，足见其忠于巴国热爱巴国之心。但借兵这件事无疑暴露了巴国的虚弱，刺激了楚国的贪欲，于是楚国向西进兵，首先攻占夷水——清江流域，夺取了巴国“盐水”，从而占据巴国第一道盐泉。

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国、巴国联军伐楚取兹方（湖北省松滋市）。蜀国东，为巴国之地，何能超越巴国伐楚国，实则，巴国不甘心盐泉的丢失，联络蜀国，经乌江、郁水、清江向楚发动袭击，以夺回盐水的控制权。但楚国很快发动反击，在兹方击败巴蜀联军，楚国吸取了清江不设防而成为伐楚通道的教训，于是在清江筑捍关以保卫楚国在清江的既得利益——盐水泉盐。巴国第二道盐泉盐水泉盐产地丢失，巴国在经济上遭受沉重打击，国力更加不振，楚师便大举西进。

楚宣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巴国南部江山——黔中之地（重庆涪陵区、重庆黔江区）被楚国攻占。楚师进攻方向很明确，就是冲着巴国第二大盐泉来的，因此，攻占巴国黔中之地，也就意味着完全占有伏牛山盐泉。《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

楚威王三十至四十年（公元前339年—329年）把兵锋指向巴国最后一道盐泉，很快攻占今重庆巫溪县、巫山、重庆奉节县一带，置为巫郡。至此，巴国三大盐泉已尽失于楚，巴国也失去主要的经济来源。楚军从枳邑出发西进，攻下江州东面唯一关吕——阳关，接着楚军很快全线西进，攻陷巴国国都江州（重庆渝中区）及其北的陪都垫江（重庆合川区），并进入云南和四川西南部。故《史记·秦本纪》曰:“楚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