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宫廷里的女性都穿什么样的礼服？皇后竟然也可以穿龙袍

礼服有着悠久的历史，自“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绵延数千年，作为古代最高规格的服饰，礼服一直与政治制度紧密相关，中国古代的冠服制度一直以来也都是以礼服为核心。

礼服在清代宫廷服饰中，不仅等级最高，而且形式多样，制度严明，宫廷女性礼服并非单指一件衣服，而是要成套穿戴，有许多繁复的细节。

就以清代皇后的礼服为例，除了冠、袍、褂、裙、鞋等基本组成外，还有头饰、项饰、耳饰等多种佩饰。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观念中普遍认为的礼服是指在庄重的场合或举行仪式时穿的服装，形式多样，但在清代，礼服大多数情况下专指朝服，用于祭祀活动或重大庆贺典礼时穿戴。

还有一种服饰类型一一吉服为皇帝后妃以及文武官员在吉庆节日以及筵席等场，合穿戴的冠服，清代的宫廷女性有时也会穿着吉服出席祭祀典礼，根据《大清会典》的规定，女性的龙褂、龙袍均属吉服。

虽然在当时吉服是一个独立的品类，但与礼服却有着相通的属性，清代的帝后在出席一些重大场合时甚至会有朝服、吉服混搭的情形。

下边我们就来聊聊清朝宫廷的女性都穿什么礼服？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前后共持续了267年的时间。

本文中把清王朝主要分为三个时期，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到顺治皇帝建都北京，为后金时期，这一时期的清代宫廷女性礼服还处于萌芽的状态，还未形成一个较系统的制度体系。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统治时期为清前期，这一时期的清王朝政通人和，经济昌盛，同时也是女礼服发展完备的重要时期。

从嘉庆帝一直到宣统皇帝退位，为清中后期，这一时期的女礼服已经有了非常完善的制度体系，基本上都是在前期的修订，改善，没有做太大的变化。

清朝是由发源于我国东北部的少数民族一一满族建立的政权，满族原称作女真，后由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简称满族。

满族原本是游牧民族，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服饰文化。一开始，他们在中原确立政权之后，为了维护统治，安定民心，在服饰方面没有做太过严格的规定，仍维持原状，据清人记载：

“我朝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承汉制，凡中朝之臣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袖大服，分为满汉二班，”

随着政权的稳固，清代的统治者便颁布了严苛的措施强令汉人改穿满族服装，学满族传统剃发留辫，还颁发布告称：

“京城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刹发，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绝不轻贷，”

但这一系列的措施受到了汉族人民的强烈抵制。服饰文化根植于内心，深藏于血脉，强迫一个民族摒弃原有的服饰，学习另外一个民族的传统，无异于摧毁其文化，也无怪当时的人民要奋起反抗了。

清朝统治者只好采取了折中的手段，沿用了一些明朝及以前的冠服制度中的成分，纳入清朝服制，这里面也包括了宫廷女性礼服的相关内容，民族矛盾才得以缓解，清朝的服饰制度得以在全国推行。

清代的服饰制度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逐步发展完善，《清史稿》中记载：

“清之太祖，肇起东陲，远略是勤，戎衣在御。太宗缵服，遂定辽都……国俗衣冠，一沿旧式，勿忘数典，昭示云扔，世祖入关，抚有中夏，武功耆定，文物浸昌。康、雍两朝，续有制作，”

清代统治者先后制定完善冠服制度，其内容之繁琐，等级之严格为历史仅见，且都以满族传统为依据，民族特色鲜明。

这一时期的服饰制度可以说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顶点，而服饰的艺术水平和工艺复杂程度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后金时期宫廷女性的礼服

明万历二十一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自立为汗，定国号为“金”，史称“后金”。女性礼服在后金时期还没有形成较完备的体系，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比较少，实物遗存也不多，有一定的研究困难，但并非无迹可寻。

早期满族女性服装的记载多见于《建州见闻录》，《清实录》等史料中，可以知道的是，女性服饰保留了满族传统服饰特点，如袍服、马蹄袖，这都是满族人在长期的骑射生活中形成的，早期的满族女性服饰其实与男子服饰区别不大。

清代孝庄文皇后不仅是太宗皇太极的嫔妃，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曾先后辅佐顺治、康熙两位皇帝，她于明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年）嫁与皇太极，彼时，清军还未入关，正处于和明王朝对战时期，因此孝庄文皇后还是保留着清初满族穿衣习惯的。

她身着的这件袍服就是满族传统袍服的形制，其外形宽大，即便是穿在男子身上也并不奇怪，虽然画像上的袍服是日常穿着，不属于礼服。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已出现了脱离平民服饰的女朝服，并有了朝服、朝褂的分类，这是努尔哈赤赏赐给贵族妇女或功臣妻女的，是后来女礼服雏形。

从使用人的身份来看，早期的女朝服已经有了初步的等级划分，区别在于服装所用材质，除此之外，贵族女性还会在服装的边缘镶饰皮毛以增加华贵的效果，后来的宫廷女礼服也沿用了这种装饰方式。

努尔哈赤时期的服饰制度已经初具规模，皇太极继承汗位后继续补充和完备服饰制度，于“崇德元年定诸臣冠饰，并赐金顶以示别”，规定“国俗礼冠，一沿旧式”，且借鉴吸收汉族封建文化的内容，严格规定服装的颜色和纹饰，例如不许贝勒“擅服黄缎及五爪龙等服”，较努尔哈赤时期等级观念更为强烈，封建化特色更加鲜明。

在女性服饰方面，皇太极规定“八家福晋……冬夏出外，俱服女朝衣”，“凡妇人所服锻布，各随其夫”。

不仅如此，还对贵族女性的侍从妇女冠顶之饰做出了规定“国君福晋之随侍妇人、戴镶红、兰、青各色宝石之金顶，东宫、西宫福晋之随侍妇人戴镶白水晶之金顶”，其余的侍从妇女，冠上不允许随便戴顶，要根据自己或丈夫的品级官职来佩戴。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宫廷女性礼服初步形成，已有朝衣、朝褂的区别，只是在具体的制度方面还不完备，女性的服装品级也都是随丈夫的品级而定。

款式上基本保留了满族传统的服装特点，由于皇太极“欲使后世子孙勿轻变弃祖制”，因此，这种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服饰一直影响到清末。受中原明文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女性服装还具有纹饰典雅、色调清新的风格特征。

清前期的宫廷女性服饰

公元1636年，皇太极定国号为大清，皇太极逝世后，顺治皇帝即位，于公元1644年定都北京，这标志着清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

清初的统治者以明朝的覆亡为鉴，励精图治，改良弊政，经康熙、雍正几任皇帝的努力，这一时期社会繁盛、政治清明，几任皇帝先后颁行了一系列的冠服制度，直到乾隆帝时期发展完备，女礼服也是在这段时间内发展为一个成熟的体系，直到清末都未有太大的改变。

顺治皇帝于顺治九年（１６５２年）颁布《服色肩舆永例》，对皇室贵族、文武官员以及平民的服装款式、面料、色彩、纹饰都做出规定，规定中处处体现着严格的等级序列，对服饰违禁现象也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条例。

《服色肩舆永例》的颁布意味着清代服饰体系有了成文的可依据的条例，后续服饰制度的勘定都以此为蓝本。

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下令纂修《大清会典》，首次修订了皇后及妃嫔的冠服制度内容，将身份等级和服饰纹样都做了划分，这也是清代女性礼服最权威的制度依据，根据这一时期的女礼服实物来看，可以看出康熙朝的女礼服具有色调典雅，纹饰朴拙的特征。

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大清会典》重修，冠服内容里，对皇帝和后妃的服饰做了一些补充，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年）,《大清会典》再度重修，这次修订把服饰类型做了划分，对礼服的服用场合也做了具体规定.

这一时期的女礼服从装饰风格上明显比先前的更加丰富多彩了，后续乾隆帝下令撰修的《皇朝礼器图式》则体现了清代统治者的礼制思想，宫廷女礼服也随着几部典则的颁布逐渐走向了系统化。

总体来说，此时的清王朝正值“康乾盛世”，国力强盛，服饰制度完备，这一时期的女礼服，形式规整，工艺精湛，色彩活泼，无疑是清代宫廷女性服饰最典型的代表。

清中后期的宫廷女性服饰

嘉庆时期纂修的《钦定大清会典》，其中的冠服内容以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绘制的《皇朝礼器图式》为依据，还将宫廷各式服装用图例的方式绘制出来，至道光、光绪时期《大清会典》又经过增补、修撰，但服制内容与前期相比并未做太大的变动。

不过，这一时期的宫廷礼服从现存实物来看，并没有严格的去按照律例来执行，例如原本紧窄样式的马蹄袖到了清后期开始变宽，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就有记载：

“同、光间，男女衣服务尚宽博，袖广至一尺有余”。

女款袍服甚至有了修身显瘦的趋势，而这些在冠服制度中都是不被允许的，显然此时的清代女礼服已经受到了汉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曾经严苛的冠服制度也渐渐开始流于形式。

其实乾隆朝开始清代的政治经济已有式微之势，乾隆皇帝为人铺张奢侈，曾六下江南巡游，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虽然这个时候的清政府经过前期的积累，国库充裕，但这些行为却也影响了当时政治和社会的风气，在服饰上的表现就是上层社会的穿用服饰越来越贪图奢靡华丽的风格。

中后期的女礼服受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无论是纹饰、色彩还是织绣工艺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色彩风格从最开始的清丽典雅慢慢向鲜艳浓烈转变。

沈从文先生曾评价晚清的服饰：

“由头到脚，和个暴发户差不多。一般印象中的旗袍，配色已极不美观，反映封建末期的上层病态鉴赏水平。”

不过这也不代表清中后期的女礼服要被否定，这一时期的女礼服有着其独特的特点，可以看出和前期相比风格上的变化，例如直接将表达喜庆吉祥的文字绣在礼服上，纹饰寓意的表达方式更加直白了，工艺技术方面也有了一定的进步。

总的来说，清中后期的女性礼服在风格上偏向于规整、程式化。通过对清代女礼服发展脉络的梳理，尽管这只是清代服饰一个分支，但能从中看出清服饰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特点，是带有时代色彩的演进变迁。

影响清代宫廷女性礼服的主要因素

中国古代各时期的生产生活方式、阶级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工艺技术都可以通过服饰去反映出来，服饰文化能够和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关联，而这些因素反过来作用于服饰之上，就化为了时代特征的缩影。同样的道理，清代宫廷女性礼服的形成、发展、外观、内涵等也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清代是以满族为主体的封建朝代，满族人入主中原之前，长期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边陲地带，以游猎为生，善骑射，由于生活环境恶劣，生产力比较落后，所穿衣物的材料来源主要是与明王朝和朝鲜李氏王朝的互市以及动物毛皮，例如海龙、黑狐、猞猁狲、水獭、青鼠、银鼠等毛皮。

但也只有贵族阶级能够穿用，普通平民只能穿用猪皮、狗皮、鱼皮等，但是动物毛皮再生缓慢，资源有限，因此服装的形式种类很是局限，当时的等级观念也比较淡薄，不论男女，皆穿袍服，平民与统治阶层之间也没有特别的服饰禁忌。

后来，随着政权范围的扩大，为巩固统治，努尔哈赤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官民服饰制度，并用“披领”来区分臣庶，披领是附加在朝服领口上的一种领子，形似披肩，是清代特有的服装形式，也是宫廷女性礼服的组成部分，只有在隆重典礼上才能穿戴，这也意味着清代礼服制度有了雏形，阶级观念也逐步显现出来。

皇太极继承汗位后，致力于延续满族的服饰传统，规定汉人也要遵守满族的着装形式，他告诫族人：

“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射猎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悉令遵照国初定制，仍服朝衣。并欲使后世子孙勿轻变弃祖制。”

皇太极更定补充了以往的衣冠制度，较努尔哈赤时期更加详细。再后来，清代的冠服制度又经几任皇帝修订完善，至＿隆朝之后未再有太大的调整，乾隆皇帝曾亲谕：“服色品章，昭一代之典制，朝祭所御，礼法攸关，所系尤重，既已成为定宪，遵守百有余年。”

以此告诫子孙臣属，不可轻信旧俗。作为清朝女性规格最高、地位最尊贵的服饰，宫廷女性礼服自然与政治制度息息相关，在早期服饰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可以明显感受到女性礼服浑厚质朴的气息。

例如清代冠服制度规定吉服褂俱为石青色，但故宫博物院却珍藏有清早期明黄色的女吉服褂实物，后来冠服制度走向成熟化、系统化，明黄色的女吉服褂没有再出现过，女性礼服也变得更加规整，细节也更加丰富了。

可见，清代宫廷女性礼服不仅衣裳款式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还会随着衣冠制度的不断完备而变化。

清代宫廷女礼服中会用到多种不同颜色，不同品种的面料，这些面料富丽精致，费工费时，极尽奢华之能事，传递出宫廷文化的审美趣味。

清代宫廷对服饰用料的需求量巨大，要满足宫廷所需，除了有技艺精湛的工匠，组织完善的流程，还要有繁荣的社会经济做支撑。

早期的满族社会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他们最初所生活的东北地区不适合桑棉等农作物的生长，手工业也不发达，这就使得丝织品和棉织品等服饰布料十分稀缺。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养蚕，推广植棉，鼓励纺织业生产，这使得后金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服装种类也因此大大增加。

再到后来，从顺治元年一直到康熙六十一年，是清代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这段时期，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

经济行业得以从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和经济衰落中得到恢复与调整，尤其是纺织业，较明代更加的专业系统，规模更加庞大，像江南一带，几乎家家都有织机，纺织业成为当地家庭收入的来源之一，这段时期也是中国织绣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发展时期。

说到纺织业，就不得不提清政府在北京还有位于江南地区的江宁、苏州和杭州设置的四处由官府经营管理的织造机构，其中，江宁（今南京）、杭州、苏州三处合称江南三织造局，他们生产的织品大部分都用于供应宫廷所需，织品图形均按内务府画师的画样生产。

江南织造局都有各自的特色和擅长的织品，像江宁织造局以宁绸、云锦见长；苏州织造局以苏绣、缂丝见长；杭州织造局则以轻薄的杭纺、杭绫见长。

江南三织造局集中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丝织机和最优秀的丝＇织工匠，代表着清代织造技艺的最高水平。从现存的清宫传世实物来看，女礼服所用的衣料形式多样，华美异常，可以说为了追求细致精美，满足宫廷内的穿用需求，织造局不惜人力物力，对所产织品的质地、纹理、色泽等都提出了高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纺织技术的进步。

除织造行业外，清宫女礼服中的朝冠、饰品还涉及了金属制造工艺，这些用件的制造需要大量技艺髙超的手工匠人，当时的民营手工业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些宫廷用物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手工匠人较大的生存空间，同时也推动了金属制造工艺的发展。

上述可以看出，为了满足宫廷内贵族阶级的穿用需求，官营织造局以及民营手工业不断提高技艺，精益求精，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织绣水平、金属工艺水平的提高，也使得清代宫廷女礼服愈加地精美奢华。